李際均中將：美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得人心

李際均中將：美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得人心來源：海疆在線作者：李際均

三百多年前，乘坐「五月花」號輪船第一批在北美上岸的美國先驅者，他們具有冒險犯難的開拓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們的後繼者又對印第安人實行種族壓迫甚至滅絕政策和蓄奴販奴的罪惡勾當。美國的戰略文化就是建立在這兩種傳統的基礎上的。冷戰結束後，美國把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作為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全球政治文化潮流的創造者」自居，試圖把一個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多樣化的世界用美國的價值標準統一起來。這種服務於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價值取向，理所當然地受到比美國文明要悠久得多的東方文明的抵制。

西方許多國家也不願意採納只符合美國本身利益的觀點和政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得人心。多元格局需要以各主要地區格局的形成和穩定為前提，而地區格局則以地區經濟和文化為重要基礎。世界現存的各種文化都是在長期歷史中形成並且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它們之間可以交流、吸收、兼容，但不能取而代之。那種企圖以自己國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為標準，統一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的認識，甚至強迫人家接受，這就是典型的強權政治以及體現強權政治的戰略文化。它必然要和堅持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戰略文化相碰撞。這種碰撞既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文明與文明的碰撞，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東方與西方的碰撞。其本質是強權戰略與捍衛主權的碰撞。「文明衝突論」容易把個別事件、局部衝突誤導為民族與宗教間的衝突。這是十分危險的。

美國的戰略文化缺少悠久的歷史哲學傳統，但有著在不長的歷史時期內，通過幾次戰爭大大擴展版圖，又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把自己的利益和影響擴展到全世界的經歷，從而使自己充滿自信和自負，富於創造性、開拓性和重技術，但同時也富於進攻性、隨意性和重自我。沒有歷史文化包袱、也沒有這種嚴肅感，說話可以不算數，可以前後矛盾。美國國會在許多情況下對別國的態度不是基於對別國的了解，而是基於對別國的無知。因而美國經常是在不了解和不尊重別國歷史文化的情況下，莽撞地介入別國事務。無怪乎有人評論說，從史學家的觀點來看，美國可算是一個幾乎沒有歷史的民族……美國的政治家(戰略家)幾乎都毫無歷史意識。美國人對於任何問題都慣於採取個別的解決而很少能作全盤的考慮。」「美國人所代表的是一個急功好利的民族，缺乏遠大眼光，常犯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的毛病。」這個評論是耐人尋味的。美國難以推行有效的世界戰略，其原因不僅來自美國經濟和軍事方面，而且來自政策和文化方面。從戰略文化角度看，從美國人民的安全和長遠利益看，美國需要進行哲學上的反思。

美國霸權主義的戰略文化根植於美國歷史上的不斷擴張和對自身文明的優越感，是一種美國人高度理想化的民族主義，也就是美國的「原教旨主義」。當前美國軍界的歷史反思往往僅限於戰役和戰術層次，對領導層的一系列戰略誤判和盲目出擊沒有深刻的理論認知。

戰後期國際戰略的一大創造，是「戰略誤導」。這是和平時期最高級的冷戰形態。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為戰略誤導提出更加有力的技術支持。戰略誤導帶有目標明確、長期經營、全面實施，多個方向並進的特點，通過綜合運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與文化等手段，採取正面對抗與側翼迂迴相結合、威懾與利誘相結合，使國際競爭對手在戰略判斷和國家發展政策上都出現失誤，以達到逐漸消耗、削弱和渙散對方，最終使其自行瓦解的目的。美國一位著名作家披露說：「撇開美國的政策來探討蘇聯的崩潰，就如同偵破一起突然、意外和神秘的死亡案件時，不追究謀殺的可能性」。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蘇聯內部，但是被美國戰略誤導是其解體的外部原因和沉痛教訓。

歷史證明，一個國家有敵國外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陷入盲目性，不自覺地接受了對方的戰略誤導，最後敗了、垮了還不知道怎麼敗的和垮的。蘇聯的解體便有這個教訓。1978年，由美國斯坦福研究所戰略研究中心與日本合作研究，提出運用中國《孫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謀」的對蘇新戰略，認為美國搞「報復反應」戰略，其打擊目標是中心城市，屬於「攻城」下策。這種戰略除了消極的核僵持之外，幾乎「停止了『謀攻』的思考」。所以，斯坦福負責人福斯特等人建議美國放棄「攻城」式的核報復戰略，實踐「上兵伐謀」的最高命題即：把「瓦解蘇聯這個世界最大殖民帝國」作為「共同戰略目標」核戰略矛頭對準「帝國結構戰略重心」即俄羅斯聯邦;區別對待東歐衛星國、巴爾幹諸國、高加索、亞洲部分各非俄羅斯民族，擴大離心傾向，分裂「蘇聯帝國」。而蘇聯當時的戰略，恰恰幫助了美國上述戰略的實現。蘇聯在七十年代後期，發動全球戰略攻勢。美國則提出「星球大戰」計劃(實際上，美國當時並沒有打算、也沒有技術能力實現這個計劃)，誘導蘇聯進行軍備競賽，使蘇聯每年增加4%的軍費，預計到90年代，其軍費將佔國民生產總值的20%以上，蘇聯的經濟必然崩潰。1980年初，里根政府正式啟動了加速蘇聯崩潰的秘密戰略——「通過盟國並利用多種方式進行的無聲戰爭」。

「這項戰略瞄準蘇聯體制的核心，還包括以下方針：——向波蘭團結工會秘密提供財政、情報和後勤支援，保證反對派運動能夠在蘇聯帝國的中心地帶生存下來。

——向阿富汗抵抗分子提供相當數量的財政和軍事援助，並接濟聖戰者武裝，讓他們把戰火擴大到蘇聯境內。

——通過與沙烏地阿拉伯合作，壓低油價和限制蘇聯向西方出口天

——開展巧妙、周密的心理戰，加劇蘇聯領導層的猶豫和疑慮。

——開展包括秘密外交在內的全球活動，嚴格限制蘇聯獲得西方

——廣泛散布虛假的技術信息，擾亂蘇聯的經濟。

——迅猛擴充高技術軍備，嚴重加劇蘇聯經濟困難和資源危

當然，蘇聯的解體最主要的是其內部原因，並且有複雜的歷史因果聯繫和現實的政治錯誤。但也不可否認，被戰略對手所誤導，是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

超級大國在海灣地區的作為，也有戰略誤導的成分。據美國前司法部長拉齊姆?克拉克披露：1980年，在中東的美國盟友的敦促下，伊拉克的薩達姆接受了美國有關人士的建議，發動了對伊朗的戰爭。克拉克引證某權威人士的話說：「我們應避免使任何一方獲勝」，「希望他們互相殘殺」，以避免出現地區強國。

1988年，兩伊戰爭結束後，美國的緊急戰爭計劃就以伊拉克為作戰對象了，並於1990年進行至少四次軍事演習。而此時薩達姆正實行400億美元的重建計劃。連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研究報告也認為，「巴格達不會故意挑起和任何人的軍事對抗。和平在現在和不久的將來對它來說最為有利」，「石油收入可以使其在經濟上處於世界各國的前列……伊拉克基本上將奉行不侵略的戰略」。克拉克的書中說，為製造一場危機，使美國的軍事干預合法化，五角大樓開始挑撥伊科關係，行動策動笠威特對伊拉克發動「經濟戰爭」，提高石油配額。而當伊拉克在科威特邊界集結軍隊時，美國大使格拉斯皮向薩達姆表示，「我們對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衝突沒有意見。」之後，她又接到國務院的電報，指示她重申美國在阿拉伯國家間的衝突中「沒有立場」。19叨年7月31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勒在眾議院聽證會上肯定了「我們沒有條約義務促使我們使用美國軍隊」的質詢。這就向伊拉克發出了最後的誤導信號。兩天後，伊拉克在明白無誤地確信美國不會幹預的情況下，入侵了科威特。於是美國就大舉出兵。如果拉齊姆?克拉克披露的情況屬實，那麼海灣戰爭就不僅具有高技術的特點，而且具有戰略誤導的特點。

20年前，兩極格局解體，從此美國獨步世界、為所欲為。霸權主義以軍事力量為核心，並把民主、人權、金融、貨幣、石油、宗教、媒體、投票箱、轉基因等全都武器化。從這個意義上說，霸權的背後是武器，「民主」、「人權」的背後是霸權。軍事暴力和顏色革命是霸權主義戰車的兩輪。和平演變與非和平演變已經沒有明顯的界限。從科索沃戰爭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以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戰爭，霸權主義及其同夥把軍事政治活動的所有手段都著實地上演了一番：摧毀民用設施、轟炸外國使館、虐待戰俘、殺害平民、不一而足。如果用審判米洛舍維奇甚至薩達姆的標準來衡量上述戰爭的決策者，後者顯然有過之而無不及。布希的戰爭是徹底敗了。曾經極力支持科索沃戰爭的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不得不承認：「我們的領導權已經不再受到廣泛擁護。我們也已經喪失了道義的合法性。……在許多人的腦海中，代表我們的已經不再是自由女神，而是阿布格萊布監獄裡受虐的囚犯。」一個國家缺乏道義，儘管依靠強勢能逃避審判，也必然失去國際社會的普通信任。

綜上所述，思想文化是各個國家和民族在其社會歷史發展實踐中所創造的精神成果。但它們的性質和對人類社會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卻有巨大的差別。作為歷史傳統和意識形態，思想文化無疑對戰略的提出與運用具有深刻的影響。某些大國的行為總使人感到似曾相識。英國對付殖民地獨立，總是玩弄製造分裂、埋下隱患等老一套手法。彼得大帝的14條遺囑，在歐洲爭論了200年，卻在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行動和當今俄羅斯個別政治家的著作里找到了註解。

美國現今某些人提出的「遏制」中國的主張，同二戰後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的思維方式何其相似。日本現行的紙幣，最大面額一萬日元上面印的頭像，就是那位主張侵略中國的福澤諭吉。五千日元上面印的是《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戶稻造。印度師承的是大英帝國的戰略思維。在戰略領域，不斷傳來一些歷史的回聲，其實那不過是戰略文化的延續總之，歷史以各種方式向人們表明戰略文化的存在。戰略文化包含謀略，但謀略不等於陰謀，其中應有君子之道。

當今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的戰略文化要對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負責。過去犯過侵略戰爭罪行和戰略錯誤的國家要真正接受歷史的教訓，進行戰略上的自省與自律，以保證不讓歷史悲劇重演。世界向民主化發展首先是國家關係的民主化。尊重所有國家和民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與發展的權利，這才是一個偉大國家和民族應有的氣質、風度和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