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轉載]巴人使用楔形文字（徐江偉）
轉載]巴人使用楔形文字（徐江偉）
(2013-10-09 12:44:34)
轉載▼
| 標籤： 轉載 |
原文地址：巴人使用楔形文字（徐江偉）作者：武陵君 巴人使用楔形文字 【徐江偉的博客】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文字產生於6000年前美索不達米亞，叫作楔形文字，因為筆畫像尖尖的木楔，故有此稱。不過蘇美爾人發明的楔形文字最初也是一種圖形表意文字，後來筆畫才趨於統一，變成一些尖頭符號的組合，以此來表示一個讀音，從而變成純粹的拼讀文字，如圖： 6000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楔形文字是象形會意字
3000年前楔形文字石板，此時已演變成尖頭筆畫的排列組合：
四川博物館藏重慶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刻有奇怪字元的青銅戈
上圖這個青銅戈2001年出土於烏江邊小田溪巴王墓中，年代約為戰國早期，此墓中還出土了許多精美青銅禮器，並且刻有這種字元的青銅戈不止一個。古籍《華陽國志》稱其地為「枳」（zhi），曰：「巴國王陵多在枳」，考古學家由此推測小田溪曾為巴國王陵所在。細看青銅戈，首先可以肯定，上面的刻符是一種文字，且不是漢字，那它是什麼文字呢？筆者以為，它是楔形文字的一個分支，古代西亞廣泛流行過的「佉盧（qū lú）文」。這種又楔形文字演變而來的古文字曾長期流行於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帶（即犍陀羅地區），遍及新疆和甘青地區。有圖為證：
新疆和田博物館藏漢代紙質佉盧文文書殘片
上圖佉盧文殘片1988年出土於新疆和田的尼雅古城遺址中。佉盧文（kharosthi）拉丁文注音讀作「哈喇·字」，古代回鶻語意為「黑字」，西方學者又稱「犍陀羅文」，因為它主要流行於犍陀羅地區。【《出三藏記集》卷一說：「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樓，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
一般以為佉盧文是由漢代居於甘青地區的大月氏人開始使用的，後來大月氏國被匈奴擊敗而被迫西遷。奇怪的是，敗逃而去的大月氏人在中亞所向披靡，竟建立起一個巨大的貴霜帝國。由此佉盧文得以在中亞廣泛傳播，最後成了絲綢之路上的國際通用文字。20世紀初新疆地區出土過許多古代佉盧文簡牘，可惜大多已被斯坦因帶走國外。
對照上圖尼雅佉盧文，我們不難發現，巴人青銅戈上的刻符與這種文字非常相似。筆者以為，斷其為春秋戰國時代的佉盧文是沒有問題的。刻在青銅戈上的應是一句完整的巴人話語。
考古學家說巴人是一個不斷遷徙的民族，因此巴國王陵非只一處。2003年考古學家又對四川達州市宣漢縣羅家壩遺址進行了挖掘，發現那裡的文化層厚達兩米，不但有大規模墓葬群，還有房屋和祭壇遺迹，根據出土文物檔次，考古學家推測此地曾為巴國之王都。不過筆者特別關注的是羅家壩出土的巴人印章和兵器上的刻符，如圖：
這些圓形銅印章直徑約8厘米。細看右面印章，中間是網格狀字元，四角四個圓點，正是楔形文字的特徵。
上面兩個刻符明顯是同一個字元，但雕刻得大不相同
中國考古學家是不會把巴人刻符與西亞古文字聯繫起來考察的，它們稱之為「巴蜀圖語」，意思是說這些還不是文字，只是一些圖形符號。但筆者以為，巴人的刻符首先是文字，其次才是族徽，原本是可以讀出聲來的。它們是佉盧文的美術字寫法，刻寫時糅合進了巴人的圖騰符號，於是抽象文字被圖案化了，但本質上仍是佉盧文。例如上圖兩件兵器上是同一字元，但雕刻者對此作了一些不同發揮。美索不達米亞楔形文字在向東傳播的過程中，還出現過一種網格狀文字，如圖：
這種楔形文字的特點是以網格為主，再加一些圓點或小符號作輔助，每個單詞上下用橫線分隔，自上而下地書寫。筆者吃驚地發現，如此形狀的楔形文字巴人也使用過，如圖：
上圖青銅戈1980年出土於四川新都縣（現成都北郊新都區）馬家，這是一個戰國時代的巴人王墓，共出土青銅器188件，大多是武器，有銅劍，銅矛，銅斤，銅鑿，銅削，銅鋸，銅匕，銅錐等。為四川境內迄今為止發現的春秋戰國時期層次最高、品種最多的青銅器群。隨葬許多武器反映出巴人是一個尚武好戰的民族。
考古學家說，巴人在四川境內活動歷時800餘年，最後被秦惠文王消滅了。大約在戰國中期，渝地巴人由於受到東方楚國的逼迫，遷徙到了四川盆地西部立國。新都馬家巴王墓年代晚於宣漢羅家壩巴王墓，應是巴國西遷的結果。眾多兵器是以五件一組隨葬於大墓腰坑中的，這反映出巴人有「尚五」習俗。如此葬制與周禮完全不同，顯示這個巴人王國並非周天子任命，也不在周天子勢力範圍之內，他們是獨立存在的。筆者從此墓墓門向西開推測，墓主人祖先應是從西而來，並非從東遷徙而來。
馬家巴王墓中出土的印章，上有網格和小圓點，正是網格狀楔形文字的特徵。
新都馬家巴王墓青銅兵器以五個一組隨葬，且刻有同一個字元
關於這個網狀字元，筆者特意查閱了維基百科楔形文字資料，對照西方學者破譯出來的楔形文字音節表，筆者猜測它可能讀作「噶爾」（ger）。
在先秦時代，中國範圍內除了漢字，還有沒有其他文字流行過？對此儒家觀念是徹底否定的。儒家認定漢字是黃帝命令倉頡依照鳥獸形跡創造，是鬼使神差、撼天動地之舉，故「天雨粟，鬼夜哭」，英明的黃帝不可能一覺醒來又命倉頡去造出另一種文字。
但是，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顯示儒家的這種文字起源觀是錯誤的，遠古時代中國並非只有古漢字一種。對此其實《史記》已經有透露，司馬遷就看到過用另一種文字寫成的古籍，其曰：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訓，薦紳先生難言之。」（《史記·五帝本紀》）
由此可知，司馬遷看到過用奇特文字寫成的，記載黃帝事迹的《百家》，其時，即使是最博學的薦紳先生也完全看不懂了。
筆者以為，用「不雅訓」文字寫成的古籍，可能並非《百家》一部，可能還有楚國的古史《禱杌》。這「禱杌」後來被儒家說成一個狂暴乖戾的怪人，他雖是顓頊後裔，擁有高貴血統，但已經不說人話，已經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了。這說明這部古史不是用漢字寫成的，由於無人能識了，也就是無法聽懂「禱杌」在說什麼了，很容易會被訛傳成不說人話。且楚國不是周天子所封，歷史上楚國總與周天子為敵，以周天子為正統的儒家很自然會把它看成一個狂徒。
由於四川巴人墓中的青銅器與楚國青銅器存在許多相似之處，考古學家一般認為巴人文化受到了楚文化的影響。但筆者對此有另外的推測：巴人和楚人可能原本來自同一個地方，可能只是同類異支。楚人祖先可能先於巴人祖先來到長江流域建國。
如果我們把眼光再擴大，巴人青銅器與江西新干商墓出入的青銅器也有許多共同性，新干商墓主人可能是比楚人更早侵入中國南方水網地區建立奴隸制國家的「巴人」！因為相同的審美趣味歸根結底是由相同的文化理念，相同的民族背景，相近的血緣關係決定的。
巴王墓中的青銅罐，巴人器物多以虎造型和裝飾。
（不過筆者還是要順便指出，上圖出土時已經斷掉的虎尾巴被接反了，原來是像猴子尾巴那樣向上翹起的。況且這虎爪下面就刻有一個猴臉圖案）
那麼巴人之「巴」本義如何？筆者推測，它是古代回鶻語「虎」的讀音「吧兒」（bar）的漢字注音。巴人確有明顯的尚虎習俗，而這也是楚人青銅器、新干商墓青銅器的共同特徵。《漢書》作者班固說「楚人謂虎班」，意思是說楚人把虎讀作「班」，不正是回鶻語「虎」的讀音嗎？為此我們有理由推測，巴人原本是使用西亞楔形文字的，他們原本是說古代回鶻語的！附圖，羅家壩巴人文化刻符：
青銅劍上的文字是明白無誤的楔形文字！
巴人印章有類似古埃及文字的符號，也有類似早期楔形文字的符號
《用衛星看滇、彝族與佉盧》
前一段時間，有個網友突然問起能不能做《用衛星看『滇』》的追蹤？「滇」是雲南省的簡稱，「滇池」是緊鄰昆明市的大型自然湖泊，不管他是玩笑還是認真，這當然可以試一試，只是完全沒有想到，「滇」字的追索竟是意外的順利。因為試用衛星地圖搜索，一下子就在昆明市滇池邊西山上的「天台」找到了「真武殿」，「滇」的字形應該就是「真」到了「氵」邊，而「滇」字的讀音應該就是源之於「殿」，西山附近與「真武殿」的道教相關的地名很多，比如「太華山、太華寺、凌虛閣、天台、龍門、三清閣、武家墳」等，另外，昆明市附近還有「真慶觀、都雷府、鹽隆祠」以及「龍泉觀」等等，據網上的資料介紹，道教從立教之始，就已經到了昆明。 「真武殿」最早可能去到什麼年代呢？現在一般說道教始之於老子，但其實老子大概只有2000多年，這沒有可能，還有說「道教」始於黃帝，但黃帝本身是姓「公孫」，「公孫」是道教的孫輩的意思，真正「道教」的起始點應該算是「帝俊」，雖然「帝俊」也是「道教」的「雷神」之後，但「帝俊」本身就是「真武大帝」，「真武殿」應該就是以「帝俊」為起點的「道教」，「帝俊」就是「盤古、伏羲、天帝、北帝、真武大帝」，這是比4600年更早一些的時間點。「真武大帝」的名字多多是各有來歷的，其出生在離吉林省磐石市很近的地方，所以叫「盤古」，而由於其最早是一直生活在吉林，相對於後來生活的地域來講，這絕對就是「北帝」，其後來遷徙到遼寧西部現在的朝陽市附近，於是被稱為「西方天帝」，其嫡妻「常羲」在這裡被稱為「西王母」，這一段時間的住地是「羊山」，所以，「帝俊」夫妻的名字「伏羲、常羲、羲和」都有「羊」字的字形，再後來其遷到了遼東的大連附近，這時候又被稱為「東方天帝」，後來的「黃帝」之所以被稱為「中央天帝」，是因為其初入中原時住在山東中部，位於華夏各部族的中間位置。
本來，「滇」的話題至此已經解答，但「滇」字的解答似乎帶出了更大的文章，因為雲南是「彝族」的重要地盤，「滇池」南部小梁王山的晉寧縣石寨山，就出土了公元前109年的「滇王金印」，另外還有豐富的青銅器以及石器，「滇」與「真武殿」的關聯，似乎把「彝族」與「道教」也拉到了一起，而由於「道教」並不是在雲南創立，「彝族」的先人與「道教」到底會是什麼樣的關聯，其會不會是在上古時代，與「道家」一起從外部進入雲南的呢？
在用衛星地圖搜索時偶然間發現，昆明市區有一個「五華區」，而廣東有一個五華縣，後來又發現雲南有一個鎮叫「龍川鎮」，而廣東也有一個「龍川縣」，這兩個地名很有意思，其在全國都有一定的存在，而其存在的地域，基本都在已知的先夏大遷徙經過的地域，從廣東到雲南之間，只隔著一個廣西省，而「龍川」這個地名就分布在這一路上，廣東梅州市「龍川縣」、廣西百色市「龍川鎮」、越南「龍川市」、雲南楚雄州南華縣「龍川鎮」、雲南楚雄州元謀縣「龍川街」。廣州是4600年前「道教」已經到達的地方，因為廣州有幾個「道教」場所是跟「華胥氏」相關的，比如佛山三水市的「胥江祖廟」、佛山市的「祖廟」、廣州市西關的「仁威廟」、廣州市越秀山的「三元宮」、廣州市黃埔區的「波羅廟」，這些場所的時間足夠古老，因為其是與「華胥氏」相關聯的，「波羅廟」的地方古稱「扶胥鎮」，而且還有「扶胥古埗」的大型牌匾，這應該就是攙扶著「華胥氏」的意思，而「華胥氏」本身就是「帝俊」的母親。
廣州的「道教」有一點比較特別，那就是其有「波羅廟」，「波羅廟」本身具有很多「道教」的元素，但其名稱的「波羅」又好似有所不同，「波羅」有可能是「道教」之先，也可能是「道教」的近支，僅廣州市附近有五座「波羅山」，另外附近的惠州市還有「博羅縣」，「博羅」其實就是「波羅」，有的也寫作「菠蘿」，而這些「波羅」的地名從廣東一直往西散布，包括從廣東到廣西再到雲南，廣州市「波羅廟」門口的珠江河道古稱「波羅江」，雲南大理也有一條「波羅江」。
前不久我在廣州越秀山上的觀音廟舊址附近，找到了刻有竹紋的觀音神座就感覺非常奇怪，為什麼觀音寶座不是用蓮花做飾紋而是用竹紋，而且，據說廣州越秀山曾經就是「觀音山」，山頂的正中間就是「觀音神廟」，而這個觀音神廟的神主卻是叫「哪跋」，而且可能還是男性，這可能就是傳說中的道教的男性觀音，為什麼道教觀音是用竹子做紋飾呢？在網上查來查去，發現彝族人就是祭拜竹王的，這也是把廣州、道教和彝族聯繫到了一起。
「波羅」應該是先夏一個部族，其有可能是進入廣東的這一支的護衛，「波羅」起源於吉林省長春市的波羅湖（笸籮泡子），其歷史的痕迹一直是與先夏相伴，沒想到這些地名一直到進入雲南境內仍非常繁密，然後一直延展到昆明和全省。
緊鄰廣西的雲南文山地區有「波羅、波羅山、菠蘿坪、菠蘿花、菠蘿街、菠蘿田」等原始地名，昆明市有「波羅村、波羅黑、小波羅黑、波羅彎、菠蘿葉山」，普洱市有「永波羅新寨、波羅林、紅波羅、菠蘿村、波羅地基、外菠蘿迭、菠蘿林、菠蘿嶺、迤菠蘿迭、小菠蘿山」，昆明的「真武殿」應該就是沿著「波羅」的歷史脈絡而落定的。
另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雲南的普洱市跟廣東一樣，存在著一些帶「胥」字的原始地名，這些地名是「老胥寨、胥家營」，雲南其它地方還有：「胥背壩、胥家寨」等原始地名，「胥」字經常可以聯繫到「帝俊」的母親「華胥氏」，其在廣東一是在佛山三水市的胥江祖廟，二是在廣州黃埔廟頭村，其波羅廟碼頭最大的牌坊寫著「扶胥古埗」，只有「華胥氏」真實的存在，才有可能扶其上岸。
如果這些判斷沒錯，昆明的「真武殿」就離4600年前不是很遠，因為那是離「華胥氏」很近的年代，「華胥氏」老人家雖然沒有跟隨來到雲南，但其族人帶到雲南的這個「真武殿」，就真正配為「滇」字之源了。
順便交待一下，不要以為雲南晉寧縣的「晉」字是晉朝所立，我在研究山西歷史時發現，「晉」的古字形是雙箭射日，這應該是黃帝與青帝倉頡在山東時的聯軍標誌，因為這個聯軍就是針對在山東日照的炎帝，只不過後來追擊蚩尤，才將「晉」字從山東帶進了山西，先夏很多部族都在山東參加過反「日」聯軍，所以，「晉」並不是山西和晉朝的專利，先夏大遷徙到福建的一支能在福建立「晉江」的地名，進入雲南的分支當然也可能在雲南立「晉寧」的地名。
不過，真正的大文章還遠不止於這些，這是因為在網上發現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證據，據網上資料介紹，孫中山有一個中將參議叫「安健」，其是雲南的彝族人，而且是彝族著名人士的後代，其1928年發表在國立中山大學學刊上的《貴州民族概略》寫明，彝族人的神台供奉的是「竹王」，而「竹王」的左邊還有「佉盧」，而且這還不是孤證，在網上還能看到，有的彝族研究文章中寫道，在彝族祭祀的主神之外，右邊還有「佉盧」。
「安健」先生的文章太重要了，因為「佉盧」是一個極重要的歷史學懸案，很奇怪原來九十多年前的學術論文就已經寫得清清楚楚，而至今竟是無人知道，「佉盧」是誰？「佉盧」是先夏文字的三個造字者之一，古籍說：「昔造字主三，一曰梵，右行，二曰佉盧，左行，三曰倉頡，下行」，「佉盧文」現在只在新疆及向西的境外有一些發現，至今仍以為是外國文字，而且是已經消失，但幾千年來，「佉盧」卻一直就穩坐在「彝族」人的神台上，這顯然是知「佉盧」的不知「彝族」，而知「彝族」的又不知「佉盧」。
在「彝族」的神台上找到「佉盧」，應該就是找到了「佉盧文」的根子，而且，應該也是找到了「彝族」的根子，甚至是找到了印度文明的根子，這無疑就是人類學、民族學和人類語言文字學的一把純金鑰匙。「佉盧」的全稱是「佉盧虱吒話」或「佉盧虱乸話」，其文字簡稱為「佉盧文」，在中國境內，「佉盧文」可能已經消失，而「佉盧話」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消失，廣東韶關本城土話的「虱乸話」就是「佉盧虱乸話」，韶關是先夏大遷徙進入廣東的地方，所以那裡有大約十幾萬以上的人仍在使用「虱乸話」，最近，我去過韶關南郊的「華屋村」，「華屋村」的人全部都還在使用「虱乸話」，而且附近村莊會的人也很多，因為「虱」的字音實際就是「濕」，「乸」的字義就是「婆」，所以，韶關的「虱乸話」、西南的「彝族話」和印度的「濕婆話」應該都是「佉盧虱吒話」。
廣東省內講「虱乸話」的地域可能還不止限於韶關，估計惠州的「博羅縣」應該也有不少人講，另外，可能類似「陽江話」的一些來由不太明了的語言，也可能與「虱乸話」有關，甚至可能廣西話、越南話也有「虱乸話」的底子，不過這些要專門研究才能確定，「陽江」還有一點很可疑，「涼」字是彝族很喜歡的地名用字，比如西南的大、小涼山，而據網路資料介紹，「陽江自漢以來屬高涼郡（今高州）管轄，為俚人居地……，馮、冼家族為當時的實際統治者」，為什麼陽江的古地名帶有「涼」字，而且「涼、馮、冼」字都是以兩點水為部首，這裡面可能也藏著秘密，冼姓最出名的人物是冼夫人，也許「涼」字的本意是「冫」部首部落的京都之城，就好像「景頗族」的「景」字可能是「日」部首部族的京都之城。
廣州市疑似與「彝族」有關的事物，還有越秀山上竹紋石刻的觀音神座，因為「竹」的紋飾可能就是與「彝族」的「竹王」有關，佛教的觀音一般應該使用蓮花紋飾做神像寶座，廣州越秀山的觀音據說是叫「哪跋星」，不知道是那一套神仙故事裡的人物，不過以「陽江」的地域來講，那裡有196個帶「那」字的地名顯示項，比如「那龍、那洛、那棟」等等，而且，「那」字地名的高顯示還是沿著海岸向廣西方向發展，包括江門189項、茂名244項、湛江321項，廣西界內「那」字的地名更多，比如南寧高達1536項、百色高達2014項等等，這些應該都是與「哪跋」相關的。
「彝族」是脫不開「涼」這個字的，前面說到西南的「大、小涼山」和廣東的古地名「高涼」，其實，可能廣東涼茶的「涼」字也是「彝族」的遺留，而不是我們現在想像的涼熱的「涼」，山東臨沂市費縣的「涼山」可能是「彝族」在中原的老家，其隨先夏的「帝俊」進入中原的地方，可能是在山東煙台的海陽市，那裡也有很多叫「涼山」的地名，甚至連遼寧省都有好幾處「涼山」，而且，「涼」字可能是通「梁」字的，所以，雲南的滇池邊上的晉寧縣附近會有「大梁王山」，山東也有很多帶「梁」字的地名，包括「水泊梁山」。
「彝族」的最終的老家應該就是在吉林省長春市的「波羅湖」，「波羅湖」在上古時就有「波羅神」，而且「波羅湖」還叫「笸籮泡子」，這可能就是「婆羅門、婆羅神」甚至於「阿波羅神」諧音的出處，不過，不要以為所說的諧音只是一種孤例，實際上，印度史詩作者「蟻垤」的名字，就是「彝族」有關的一些地名，包括在雲南有：「蟻垤、蟻堆、螞蟻堆」等等（連越南都有「蟻垤廟」），以及吉林省「波羅湖」附近還有很多「螞蟻山、螞蟻崗、螞蟻村、螞蟻河」的地名，「彝族」及其原稱「夷族」的字音，可能就是以「蟻」字為源的，「蟻、夷、彝」這三個字是同音的。
「彝族」不僅跟「佉盧」很親近，其實跟「倉頡」也非常親近，只不過「倉頡」可能還沒有親到能上神台的地步，在「彝族」居住的地域，同樣也有極多帶「倉」字或「蒼」字的地名，其中比較顯赫的如雲南的「蒼山」，其實在山東的時候，「彝族」的「涼山」離「倉頡」的「蒼王嶺」和「倉王縣」也是很近，「彝族」可能是在造字的年代最多參與造字工作的人群之一，所以，「蒼涼」經常是相關的，「彝族」現在仍是除漢字以外，擁有最好的文字的民族。
「彝族」先人與「先夏」的大遷徙的痕迹幾乎是全程一致的，其最早的痕迹是在吉林省，然後是從遼寧的大連到山東煙台，之後是到了臨沂的「涼山」附近，然後從山東到達江浙，在浙江衢州幾路分衢的時候，「彝族」的先人可能主要是分到了隨「華胥氏」大西遷的一支，所以，在湖南常德附近再次分支時，而且是一分為三，其有一些是隨「華胥氏」南下廣東並一直走到雲南甚至西藏，而且可能有的還去了東南亞和印度，還有一些是在常德隨大西遷繼續直接西進，這些人一支最終到達西南的重慶、貴州、四川，一支到達西北的陝西、甘肅、新疆甚至是去到了國外，甘肅的「涼州」就是這些人在西北的站點。
按現在的思路推測，「彝族」先人的「波羅族」在先夏的血緣系統之中，可能是「帝俊」妻子之一的「羲和」的娘家，而現在的廣州話可能是「羲和」的「虱乸話」與「帝俊」的語言的混合體，既「虱乸話」有可能是現在的「廣州話」的母體，廣東、廣西的語言先有「虱乸話」墊底，後有50萬秦軍帶來的同源語言強勢補充，最終才得以穩固的形成現在的「粵語」和「粵語區」，這又一次印證了我的《中華民族分類新法》猜想，在先夏大遷徙時，走到寬闊地方的人多數成為漢族，而走到偏僻和蔽塞地方的人，可能就會成為少數民族，中華民族根本就是血緣相關的一家人。如果有條件進行具體的考證，相信這些內容應該不難得到證實。
補記一：受網上議論啟發，雲南其實也叫「滇越、騰越」，這與先夏大遷徙形成的「吳越、閩越、南越、越南」等是同一個系統的。
補記二：彝族古稱的「僰」字讀音為「bo1」，其可能就是「波羅」的「波」，而且還建立過「僰侯國」，從這個字的字形可以推測到，其可能曾住在山東的「棗莊」，河北「棗強」可能是其早期移住過的地方，「僰」字的字形是兩個「朿」，是「朿+朿」的人，而「棗」字的古字形其實也是兩個「朿」
補記四：中國文獻最早提到「佉盧文」的是梁「僧佑」所撰的《出三藏記集》：「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樓，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於天竺」，僧祐（445—518）齊梁時代的一位律學大師，南朝僧人，佛教史學家也是古代傑出的佛教文史學家。他原籍是彭城下邳（今徐州專區邳縣），生於江南建業（今南京），一說生於建康，俗姓俞氏。
補記五：河北省的「巨鹿縣」原名為「鉅鹿」，其原本很可能就是「佉盧（驢）」，廣州話「鹿」與「驢」是幾乎完全混淆的，「巨鹿縣」位於河北省南部的古黃河、漳河沖積平原，東與南宮（誰的南宮？）、廣宗兩縣相連，西與隆堯、任縣交界，南與平鄉縣接壤，北與寧晉、新河縣毗鄰，面積648.1平方公里，縣政府駐巨鹿鎮，距省會石家莊105公里，巨鹿縣附近有「張王疃鄉、閻疃鎮」這樣帶「疃」字的地名，而廣州海珠區就有「海疃公園」，這也值得留意。
補記六：有一個跟大書法家于右任相關的故事說，于右任看到王世鏜的字，以為作者一定是明代以前的人，否則不能有此功力、境界，當得知作者不僅是當代人，還是半個鄉黨，而且就避居在陝西漢中，他驚喜不已，於是便叫古玩店主張老闆的造訪相邀，這個王世鏜曾在一首詩中寫道：「佉盧飛舞遍人間，片假亦從東海還；赴急原非無國字，漢章雅命令重頒」，詩中的「佉盧」就是「佉盧文」，詩中的「片假」就是「片假名」，說明現代在很閉塞的地方，還是有人知道「佉盧」和「片假」都是源於中國。
補記七：彝族先人的大遷徙在離開廣東進入廣西之後，可能在桂林有過一次遭遇重創，否則應該不會天下只有廣州一處「波羅廟」，這個線索就在桂林有「伏波山」，不要以為「伏波」是由漢代伏波將軍馬援起始，因為據網上的資料介紹，伏波山上曾經有「正夏堂」，雖然有說「正夏堂」是宋朝所建，但很可能是宋朝重建，否則不會用「正夏」的字眼，很可能當時從廣西到越南的這一帶，因為有很多波羅族人而被稱為「波」，所以到後來漢朝時派馬援來處理問題時，就被冠予「伏波將軍」，「伏波山」上還有「還珠洞」，還珠洞的故事是：「相傳古時有一老翁，在還珠洞拾得龍珠而惹怒海龍王，其興風作浪，給百姓帶來災害，後官府命老翁將龍珠歸還，方使天下太平，故此得名」，這好像就是先夏的故事，「還珠洞」之下就是「伏波潭」，「伏波潭」明顯不是馬援大軍行事的地方。
補記八：先夏的彝族先人或結伴的有一個部族可能是「癸」部族，因為桂林的灕江原本就叫「癸」，「癸」是天干之十，按理說，天干之十就是盤古與羲和生的第十個兒子，而且，「癸」又是六十四卦之二十一卦，這是先夏六十四個核心部族之一，「癸」的原字也通「戣」，這是「癸」部族的兵器，其字形是「天」使用的兵器「癶（bo1）」,以前將「天癸」理解為月經是錯誤的，「天癸」可能是地位極高的「癸」人，其在母系社會有司專門配合女性孕育之職，夏朝統治者之一的「夏桀」又名「癸」或「履癸」，當然，在桂林「癸水」邊住的「癸」人，也可能不屬於先夏大遷徙的一方，而是屬於擠迫大遷徙的黃帝一方。
補記九：彝族信仰和祭拜「竹王」的出處找到了！在先夏進入中原的渡海之時，在渤海的海中比較靠近當時渡海主線的長山島附近，稍微偏東一點就存在著「大竹山島」和「小竹山島」，這可能就是彝族先人的救命之島，所以彝族後來信仰「竹王」，這兩個島的存在，可能也是兩點水「冫」部首的出處，「冫」這個部首的讀音本身就是「涼」，「涼」可以理解為是當時兩個海島這些人的京城，所以，到山東之後，山東就有了「涼山」，而「涼」字的冰冷的字義，可能就在於渡海時對海水之冰冷的記憶，「竹」最遠的點，可能與吉林省乾安縣的「在竹街」有關。
補記十：想起了韓、日爭執的「竹島」，「竹島」應該是跟「長山列島」這兩個「竹山島」有關的地名，很可能就是當時在「竹山島」的這些人，之後真的有一些連「海驢島」都被錯過了，結果就漂到了離韓、日較近的這個個島，而這些人上島之後，因為這個島也是兩個成對的小島，就將「竹山島」的記憶帶到了這裡，於是就有了「竹島」，而如果這個推測沒錯，這個島上就有可能找到「彝族」先人的DNA，這非常有趣，因為如果嚴格的按照國際法，中國在4600年前就去到的小島，當然是屬於中國的，而且，竹島後來又叫「于山島」和「于山國」，這也是中國人立的名字，「於大山」在中國的大連，「於成山」在中國的山東煙台。
補記十一：商朝時的「孤竹國」很可能跟現在的彝族是同源的，其是商湯三月丙寅日被封為「孤竹侯國」，存在的時間約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660年，曾經的統治區域在冀東和遼西一帶，附近還有「孤子國」，1973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縣平房子公社北洞大隊在村南挖出六件窖藏青銅器（五罍一瓿），其中包括著名的「父丁孤竹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當時的都城在河北現在的盧龍縣、青龍縣和青龍河附近，盧、青都是現在彝族地名的高頻用字，而且還都帶龍字，這一支最終可能去到朝鮮。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的記載：「孤竹君，姜姓，殷湯封之遼西令支，至伯夷、叔齊，子孫以竹為氏焉，東莞。」相傳商湯時，禹封炎帝的後代墨台氏在孤竹國（今河北省灤縣東北部），孤竹國國君的二子伯夷、叔齊。他們因都想讓位於兄弟而出外流浪，後侍於周文王，但卻阻攔周朝伐商，後因恥於食亂臣之糧，餓死終南山。他們的「賢」名流傳於世，其後人就有以國名中的竹字為姓，稱為竹氏。因竺和竹同音，漢代有位本叫竹晏的人改為姓竺。
補記十二：也許「竹子」的「竹」的字形也跟渤海中間的那兩個小海島有關，因為其字形本身就是「兩個」。
補記十三：廣西省除了「波羅」的地名之外，武鳴縣羅波鎮「廟佬仆」，其實也是「波羅廟」的反讀，當地也有說成「羅波廟」，壯語的「佬仆」即漢語的「龍母」，也是環大明山地區最著名的壯族龍母廟，該廟位於風光奇異的羅波潭邊，環大明山約有20多座波羅廟，均供奉龍母，供奉的神祇有「佬仆」（龍母）、岑瑛、神農、觀音、關公、岳飛、土地等，武鳴縣兩江鎮英俊村還有「婭仆廟」，漢語稱「感應廟」，所供奉的主神漢名叫「明山感應大王」，壯語叫「婭仆」，這個可能也是「波羅」，從字面上看，「大明山」是日月之山，會不會是華胥氏的墓葬呢？大明山好像也是一個系統的地名，廣東廣西、雲南和四川彝族居住地都有分布。
補記十四：廣東韶關仁化縣扶溪鎮厚塘村，距世界紅石公園丹霞山32公里，這裡有一個佔地面積約1800平方米，主殿建築約700平方米的「扶溪龍母廟」，按字音來看，其應該就是「扶胥龍母廟」，這個廟的名字將「胥」與「龍母」連接了起來。
補記十五：（彝族的八卦易圖）
補記十六：請看古埃及文字與倉頡的關聯——《古埃及文字創造者托特神與中國倉頡》——先夏大遷徙大約於4500年前既已開始到達印度和西域，古埃及造字始於何年代？冥的字形是「冖+日+六」，可能是盤古與羲和生的十個日（兒子）中的第六個兒子，而且可能就是倉頡，冥是先夏未進入中原已有的字眼，在大遷徙中，倉頡的造字團隊是跟隨彝族的先人的一支，即跟著涼字的痕迹的，西南到了大小涼山的地域，西北到了陝西和甘肅的西涼，而且這兩處的人都有繼續西行出境的痕迹，印度的婆羅米文字，新疆發現的佉盧文都是彝族先人帶著走的文字之一，所以，只要時間順序上是對的，在古埃及造字的就是倉頡及他的造字團隊。
補記十六：為什麼倉頡從語言文字上跟彝族不同，但卻會跟彝族的先人非常親近呢？首先因為，倉頡的母親是羲和，羲和是來自於彝族先人的部族，其次因為彝族人在先夏大渡海的時候，是被倉頡救助的，彝族先人渡海的地點是從大連到大、小竹山島，後來彝族一直崇拜竹王，這是渤海中比較靠東的島嶼，然後可能很多人到了山東最東部的海驢島，海驢就是佉盧，其中一些人漂到了更遠的東方，這就是去了現在韓日爭執的「竹島」，在海驢島的這些人最終只能是在山東最東部的青州登陸，這是倉頡的地盤，後來，倉頡落難時，可能就一直隨彝族的先人遷徙。
《安恩溥傳》：彝族有自己的文化和喪葬祭祀習俗。他們認為彝文是與倉頡同時的佉盧所造。倉頡造字直書右行，流行於黃河流域；佉盧造字直書左行，流傳於長江流域，單字很多，比漢文難學，但司祭祀的畢摩、巫師等世襲專業者必學。黑彝尚學，其上層也有通彝書的。彝族典籍多系抄錄本，分為歷史、禮儀、祭祀三類。彝曆法「建子」，陰曆十月初一過年，每年節日，多同於周正，婚喪冠祭，近於周俗，婚嫁納采、納聘、迎親的儀式，多似禮儀所載。通過聚會交談，他們認為彝族既然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便不能妄自菲薄，也不必外求。尚始祖，尊先師是彝族的傳統，竹王是彝族的始祖，佉盧是彝族的先師，彝族人家堂屋正中供祖先，右角高處設有佉盧位，過節一同獻食奠酒致敬。他們計劃組織「竹王會、佉盧學會」。後來「竹王會」和「佉盧學會」雖因意見分歧未能組織。但在龍雲統治雲南期間，卻逐步形成了以龍雲、盧漢為首的「龍、盧、安、隴」四大家族，他們都是彝族(黑彝)上層，是龍雲統治雲南時期的軍政上層集團，掌握著雲南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大權，安恩溥成了「四大家族」中安氏家族的代表。】
彝語和彝文 -- 龍雲盧漢文史網
【彝語】 彝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在雲南，屬彝語支民族還有哈呢、納西、拉枯、傈僳等民族。彝語有六大方言：北部方言、東部方言、東南部方言、南部方言、西部方言、中部方言。在昭通市，巧家、永善兩縣境內接近四川涼山州的部分彝族屬北部方言外，其他都屬於東部方言。東部方言和北部方言之間，雖語法相同，語言辭彙卻差異很大，相互不能通話。如以表示物體個數的1、2、3、4、5、6、7、8、9、10為例：屬北部方言的音譯為1茲馬、2業馬、3所馬、4耳馬、5硬馬、6呵馬、7食馬、8祿馬、9害馬、10起馬；屬東部方言的音譯為1搭目、2膩目、3色目、4丐目、5我目、6曲目、7系目、8黑目、9吃目、10冊目。在東部方言內，還有土語，次土語的差異，但語言、辭彙基本相同，大體可以通話。
彝語，在語法上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賓語在主語之後、謂語之前，和漢語語法結構有所不同，如「我書讀」（漢語：我讀書），又如彝語「假（飯）、祖（吃）、直（酒）、奪（喝）」，即漢語吃飯、喝酒，彝語則是假祖（飯吃）、直奪（酒喝）。二是形容詞、動詞重疊表示疑問。如「祖」（吃），「祖祖」即吃不吃？「樓」（去），「樓樓」即去不去？「叟」（走），「叟叟」即走不走？「那」（黑），「那那」即黑不黑？還有修辭多採用排比、對比、比喻、對偶等手法。
今昭通市內，屬東部方言的彝族，民國時不少人已經不會自己民族的母語，只會用漢語。目前，95％以上的彝族只會漢語，只有極偏僻山村彝族相對聚居點上，仍在使用彝語，同時用漢語與外族交談，而且也多數是老年人。可以說，處於漢語大環境之中的彝語，處於改革開放以來的今天，彝語瀕臨消亡已成定勢；生活在城市和經濟文化比較發達地區的彝族青少年，「雖日撻而求其楚（彝語），亦不可得矣。」彝語一經消亡，彝文、彝文古籍就失去它存在的土壤和條件，變成了過去的歷史。語言也逃不脫優勝劣汰的規律，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幾乎每天都有語種在走向消亡。
【彝文】彝文文字歷史悠久，屬音綴文字。明、清時期，漢文史志稱其為「爨文、題書」，近代稱為「倮文、夷書、白么文」。昭陽區、鎮雄、彝良、魯甸等縣的彝族上層人物安恩溥、祿國藩（本名隴高躍）、陸亞夫等人，稱彝文為「怯盧文」，認為是怯盧創造。「怯盧文」是古印度文字，在我國西部地區有流傳，與彝文字形有相似之處。因安恩溥等人早已作古，無法知道他們為何有此說。
彝文，歷史上曾是統一的文字，因人口增長和不斷遷徙到不同的語言地域，文字的區域性隨之產生，逐漸變成了方言文字。於是各方言之間難以讀懂對方的方言文字。
現流傳的彝文，一說各地常用彝文的基本數字：貴州大方一千多字，雲南祿勸、武定七百餘字，新平、元江六百多字，鎮雄、彝良、赫章、威寧與大方相近，四川涼山州在彝文規範之前為五百六十九字；又一說是以方言區為統計範圍：北部方言8000多字，東部方言9000多字，東南部方言3000多字，南部方言6000多字。兩種數據，都反映出東部方言是彝文文字最多的區域，這與彝文的起源相關。
彝文，有其獨特的書寫方式，依方言不同而有所區別。雲貴彝文（東部方言）和四川涼山州（北部方言）彝文筆劃相同，但字形擺布不一樣：雲貴多作長方橫卧形，四川涼山州多作長方豎立形（雷波、峨邊也有長方橫卧形），同一字形，雲貴與四川約呈九十度的方位差異。只要將涼山彝文反時針轉九十度，就是雲貴彝文的字形，反之則是涼山彝文的字形。書寫次序也不相同：雲貴彝文是由左而右的直行式，同歷史漢文由右而左的直行式正好相反，是有名的"左翻倒讀"書；涼山彝文的傳統書寫是橫列左行，與現代漢文橫列右行相反。昭通市內，以上兩種書寫順序的彝文古籍都有流行。現在出版的彝文書刊，因翻譯和閱讀的需要，都採用如漢文一樣橫列右行。
關於彝文的起源問題，一說是漢代（見《滇系》、《騰越州志》）；一說「唐時馬龍為東爨納詬部，其裔有阿呵者，能祭日辰，占星象，預知風雨，未事識災祥，愛作爨書，厥號曰題，字母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始成，可以究天道，可以定人事。」（見柱錦《爨人阿呵論》、舊《雲南通志》）。今無定論，也不可能有定論，因彝文不是一人一時之作，其造字人就有多種名稱，如阿呵、阿畸、阿可等。據彝文翻譯世家羅文筆《帝王世紀序》說：「上帝差下一祭司密阿疊者，他來興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設律科，文化初開，禮儀始備。」密阿疊（又名密阿典），出現在始祖希母遮二十九世裔孫武老撮（又譯武洛撮）之時（見《帝王世紀》）。這是篤慕俄（仲牟由）祖父時期，六祖分支之前，約在東漢晚年。可以說，六祖分支地昭通（滇東北），是古老彝文的產生之地；六祖將彝文文字，帶到各自開疆拓土的領域，去發展運用，差異也因此出現。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