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猛

（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湖南長沙410081）

　　摘　要：榮格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完善與發展了其分析心理學的思想體系。道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內在基礎之一，並對榮格的分析心理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道家文化對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影響主要在人格目標、人格結構的協調關係和人格類型上。

　　關鍵詞：道家文化；榮格；維爾海姆；分析心理學

中圖分類號：B84-0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734（2003）01-0075-04

作者簡介：王國猛（1975—），男，湖南益陽人，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基礎心理學專業2001級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基礎心理學研究。

著名心理學史專家布雷德等人認為，心理學的第一故鄉在中國。許多西方著名的心理學家，在其理論和體系的形成過程中，確實受到了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卡爾·榮格就是其中之一。科茨博士認為，就榮格心理學思想的形成而言，維爾海姆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弗洛伊德和其他任何人。實際上，榮格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在與維爾海姆合著的《金花的秘密》（即《太乙金華宗旨》的德語譯本——博主注）一書中，榮格曾指出：「事實上，我認為維爾海姆給了我無限的啟迪，我所受他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人……」[1]（P151）而維爾海姆給榮格的啟迪和影響主要是他的道家文化。那麼，中國的道家文化是如何影響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呢？

一、維爾海姆對榮格的影響

理查德·維爾海姆（Richard Willhelm）是國際著名漢學家，其中文名字為「衛禮賢」。維爾海姆是德國人，在中國生活了近20年，在此其間，曾與康有為有交往，與清末學者榮以勞相識頗深，並在榮以勞的幫助下，著手翻譯《易經》，於1922年在德國以德文出版，榮格為該書出版撰寫了序言，並稱其為維爾海姆一生中最偉大的貢獻。

榮格（C．G．Jung）1875年出生於瑞士，早年就讀於巴塞爾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職業精神病醫生，後受弗洛伊德《夢的解釋》一書的影響，轉向精神分析，開始心理學研究。榮格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便結識了維爾海姆，那時正是榮格自己在其心理學研究中最關鍵的時期，榮格面臨許多壓力，他希望自己有一種理論的根基，來幫助其整理自己的研究，使其有足夠的動力和勇氣，來抗衡其所面臨的壓力。1922年，維爾海姆的《易經》德文譯本出版，榮格對此書非常感興趣，於是約維爾海姆見面，見面後榮格談及他對潛意識的研究結果，維爾海姆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在中國道家哲學中早已存在，因此榮格希望更確切地了解中國的道家文化。1923年榮格曾專門邀請維爾海姆來到蘇黎士，在其主持的「心理俱樂部」中，介紹與評論中國的《易經》，介紹與講解中國文化，討論了西方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理論的發展，認為榮格及弗洛伊德所致力探求的無意識的心理學正是中國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所固有和包含的東西。1928年，維爾海姆將其翻譯的《太乙金華宗旨》交給榮格，1929年兩人合作寫了一篇有關此書的評論，包括對道教其他典籍，如《慧命經》的一些看法。在此篇評論中，榮格說：「分析心理學以一種十分奇怪的方式與（道家）煉丹術不謀而合，我無意中觸到了我那潛意識心理學歷史上的對應物。」榮格認為，《太乙金華宗旨》使他擺脫了困境，結束了自與弗洛伊德分裂以來長達十五年的精神危機，並鼓舞著他能把一些基本理論發表出來。維爾海姆給榮格的影響，超過了任何人，甚至弗洛伊德。維爾海姆給榮格的影響主要是中國道家文化的影響，並對榮格的理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中國道家文化對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影響

榮格在批判現代西方社會片面發展的理性文明對於人類精神之和諧完整性的宰割破壞的同時，開始把目光投向東方，希望從東方古老智慧中尋求靈感，尋求能夠彌補西方現代文明所缺失的源泉。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四點，即目的論原則、心力論原則、集體無意識學說和心理類型說。儘管分析心理學是精神分析學說的新發展，但其思想卻無不受東方哲學，尤其是道家文化的影響。著名漢學家理查德·威廉說：「分析心理學所發現的某些複雜心理作用可以清楚的在中國古文里找到。」[2]

（一）在人格目標上，榮格通過對「道」的理解提出了「真我」及「真我實現」概念

榮格認為，人格結構由兩部分構成，即自我（ego）和潛意識（unconscious），其中自我大致和意識相當，包括對外界事物和對自己的意識。現實生活中，人的形象不是自我的自然流露，而必須帶上面罩，稱為人格面具。人格面具是自我與社會的一種協定。潛意識分兩層：第一層是個人潛意識，包括我們生活中那些被壓抑或暫時遺忘的個人歷史經驗，個人潛意識有許多「情結」，它影響和作用於個人的行為。第二層是集體潛意識，這是榮格分析心理學的核心概念。集體潛意識存在於精神的最深層，全人類都具有，它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心理遺迹，由先天的能力所組成並構成原形（archetype）傾向，並且原型沒有具體的內容，只是一種活動的可能態勢。榮格認為，主要的原形有人格面具、陰影、阿尼瑪和阿尼姆斯以及真我（self）。真我是一個中心原則，作為一種內驅力平衡和調和人格的對立面。在《太乙金華宗旨》的評論中，榮格認為：「我在自己的思考與研究中，發現了最關鍵的問題，即關於SEIF的概念，我才又一次重新回到現實的世界。」[3]（P286）國際分析心理學會學術委員會主席Marray Stein說：「榮格的『SEIF』好比中國的『道』，這種將SEIF與道的類此，比任何專業的心理學術語或概念，都更能有助於使榮格的本意越過這種文化的障礙。」[4]在《太乙金華宗旨》的評論中，榮格引用《慧命經》開篇語：「道之精微，莫如性命，性命之修鍊，莫名如一。」榮格認為，「道」就是性命，「性」就是意識（前所說的ego），「命」為集體潛意識和肉體生命。性和命在父母未生個體前二者融合，至人出生時相分離。在榮格看來，成道必須超脫意識與世間事物的「互滲」關係，使意識既盡非空，只有這樣才能照到自身的潛意識，才能將個體精神中的諸原形外化出來。成道最高境界是self-accumplish，這一概念由榮格首先提出，後來成為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核心概念，一般我們譯為「自我實現」。據上述理解，self譯成「真我」，self-accomplish譯成「真我實現」，ego特指自我，這較其他詞更加與榮格的本意相符合。榮格認為，人的精神不僅受過經驗的影響，還受對於未來所期望目標的影響。精神現象雖有本質差異，但也有相同之處，那就是它們有追求平衡目的：精神的最終目的就是達到「真我」，即達到人與環境合為一體。「真我」最完善、最平衡，是對一切現象大覺大悟。道家文化的核心是關於「道」的學說，老子捨棄宇宙萬物的一切具體屬性，尋找宇宙的起始點和萬事萬物的總根源，體悟到宇宙萬物之間最本質的共性，這就是道。道家認為自我存在的前提條件是自我與外界之間的分離，但當人把自我與外界分離之後，實際上，他就遠離了道。由於自我限制，人無法獲得有關道的真知，無法獲得人與道的認同，無法獲得絕對的自由與幸福。要想獲得，人必須消除自我的限制，忘掉自我，與道融為一體。莊子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即至人超越了自我與外界的區別，也即我與非我的區別，所以至人無己。他與道合一，而道無為，所以無功，他與道合一，故「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很顯然，道家也強調從心上下功夫，心即是主體也即道體，那麼我就不是使我成為非我，而且達於一種真我或大我，即體存無道的境界，此處道家所達到的「真我」與榮格的「真我」完全是統一的。由此，榮格的分析心理學的人格目標充分體現了東方文化中「道」的味道。

（二）在人格結構的協調關係上，榮格繼承了道家「自然無力」「天人感應」的思想，提出了共時性原則

榮格在其自傳《夢·回憶·思考》結束時寫道：「當老子說『眾人皆明，唯吾獨懵』的時候，他所表達的就是我此時所感覺到的。老子是有著與眾不同的洞察力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他看到並體驗到了價值與無價值的本質，而且在其生活行將結束之際，希望復歸其本來的存在，復歸到永恆的意義中去。」[5]（P579）榮格在《太乙金華宗旨》的評論中，多次提到「無為」概念。他認為，自我是個人後天的經驗內容，集體潛意識是人類千百萬年來積累的行為模式或心理發展模式。在自我形成之前支配人精神活動的主要是集體潛意識，人主要靠本能、情感的活動。隨著經驗的增多，人的活動逐漸地變成有意識的自主和自由的活動。自我的過度生長招來了集體潛意識的報復，導致各種精神疾病的產生，這也是人類痛苦的根源。「無為」才會保證人格的全面平衡和統一。「無為」意味抑制自我的過度膨脹，返樸歸真，順應自然，這樣才能對生活處之泰然，追求終極幸福。莊子在《莊子·齊物論》中說：「既雕既琢，復歸與朴。」莊子將人類歷史總結為道德水平隨著人類自然觀慢慢疏遠而衰退的過程，針對這種人類歷史由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的變化與人的自然本性被文明異化而趨向墮落的過程，莊子懷著「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也」的深深擔憂提出了返樸之說。榮格曾一度隱居蘇黎士波林根地他自己設計與建築的塔樓，身著「道袍」，身體力行於中國道家的「生活」，減少自己的內心衝突。道是生活，道是一種直接的體驗，在這種意義上，榮格對道有著其特殊的理解。

馬斯洛承認，榮格等心理學家形成了「第三思潮的先河」。馬斯洛認為真我實現就是超越正常狀態下經驗習俗的影響，馬斯洛稱其為「道教的無為（Taoistic letting be）」，這一觀點是受到榮格的啟發和影響。榮格開創的無為觀點對於西方那些無家可歸的現代人是一種彌補的精神慰籍，但這種解求方式是虛幻的，不切實際的。從榮格對東方思想的興趣來看，他受啟於老莊哲學「回歸自然」、「返樸歸真」的思想。西方劫持了自然據為己有，因而傾向於對自然的信仰，但其結果是在使自然精神化的努力中越來越糾纏於自然而不能自解，東方正好相反，它獲得了精神而將物質僅僅解釋為幻想。[5]在榮格的現代人畏懼中，完全可以看到莊子返樸思想的影子，但由於西方人外向於自然藝術，但藝術本身就是自然的原始體現，其實質還是道家的「回歸自然」，所以榮格集體無意識學說最終的歸屬還是取自於東方之道。

「無為」不是不為，在無為的基礎上，榮格提出了「共時性原則」，體現了「無為之為」。1920年，榮格根據《易經》所描述的方法進行精神分析。榮格以蘆葦桿作為卦具，蘆葦桿以六線形的形式提供了數次神諭式的答案。有一次六線形暗示他即將患病，他半信半疑，不久，他果然患了一場重感冒。這意味著他複雜的生活情勢和他隨意分開的一捆蘆葦之間存在著某種精神的影響和力量，通過客觀發生的偶然事件可以確定人的心靈現實，他斷言，這種過程一定同所有已知的一切理性意義的交流相矛盾，因此可歸於極端感性意義上的範疇。榮格把這種過程稱之為共時性原則（synchronicity）。榮格認為，具有生命的主體激發了類似於人類洞察力的無生命的「生命」的活動過程，因而它們對人類本身的問題提供了神諭式的回答，這體現了榮格對於道家「天人感應」的感悟和理解。

（三）在人格類型上，榮格依據陰陽八卦本體論提出了內外傾概念和八種人格類型

榮格說，「道」的狀態就是世界之新，事物還無所謂始，這種狀態正是大智大慧者所努力取得的狀態。《易經》是中國群經之首。榮格在接觸維爾海姆之前便接觸了《易經》，但當他得到維爾海姆的譯本時，他認為自己才算真正地開始理解《易經》，榮格認為，在《易經》中包容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心靈，儘管《易經》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但它從未變得陳舊，而是歷久彌新。1921年，榮格出版了他的《心理類型學》這部最主要的代表作。榮格自己曾這樣敘說他撰寫此書的原因和動機：「這本書始自我需要界定我自己的觀點不同於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觀點的各個方面……論述類型的這本書使我洞悉，單個的人所做出的每一判斷，都是由他的人格所制約的，而且每一種觀點都必定是相對的。這便產生了必須對這種多樣性進行補償的統一性的問題，於是它便把我直接引導到中國的『道』的觀念上了。我已經講到過我的內心變化發展與維爾海姆寄給我的一個道教文本之間的互相作用的故事。1929年，我與他合著了《金花的秘密》。只是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到了關鍵之處時，就是說接觸到了自性的時候，我才找到了重返這個世界的歸路。」[5]（P579）《易經·繫辭上傳》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太極也稱為「太一」或「太乙」，即老子的道；兩儀，指陰陽二氣；四象為老陽、老陰、少陽、少陰；八卦則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這便是《易經》中陰陽四象八卦本體論。榮格由此獲得啟示，提出了相應的人格類型。

1．陰陽與內外傾兩種基本定勢

根據道家的思想，道被分為陰和陽的基本對立。陽是溫暖和光明，男性；陰是寒冷和黑暗，女性。陽是天，陰是地，從陽力中產生了人的靈魂的天上部分，從陰力中產生了人的靈魂的地下部分。作為一種微觀世界，人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對立的和解，天、地、人者三界構成了世界的三大要素。《易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間一切事物的變化現象，無不依當時的時機與所處的地位，或者成為陽剛，或者成為陰柔，這一陽剛與陰柔動靜變化作用不息的法則，正是宇宙的法則，更是人生的真諦。研究整體的人是精神分析學派的出發點，這一出發點必然走向對人性格的分析。榮格對人的性格作出了全面複雜的分析，在《心理類型學》中，他對性格類型作了全面展示。他認為雖然真我（self）是人格的根本目標，但卻沒有一個人完整地表達這個目標，我們都是片面發展的，如有許多人發展了意識的生活，而忽視潛意識的生活。女性忽視了男性方面（阿尼姆斯原形），男性則忽視了女性方面（阿尼瑪原形）。在此基礎上，榮格提出了兩種傾向的極性，也稱為定勢，即內傾—外傾。性格內傾者較安心於其內心世界，並從閱讀和藝術等的生活中取得較多的快樂；而性格外傾者向外活動，面對外界。我們每個人都有兩種傾向，但往往偏向於一種傾向，而留下另一種傾向沒有發展，成為潛意識。

2．四象八卦與人格類型

榮格認為，簡單的內外傾分類不足以說明人們之間心理與行為的巨大差異，因而他還認為，人有四種主要功能，即思維、情感、感覺、直覺。「如果其中的一種發展成為一種習慣，那麼相應的類型便產生了。」[6]感覺是對客體的知覺，即通過感官意識到外界的刺激；思維是一種產生意義和領悟的過程，確認客體是什麼東西並形成概念；情感是權衡和評價的過程，即確定心理經驗的情緒涵義；直覺是潛意識的知覺過程，它是關於我們心理經驗之後意義的預感。其中，思維、情感屬於理智功能，感覺、直覺屬於非理智功能，分別與老陰、少陽、老陽、少陰相對應。由此榮格認為，大千世界的人據兩種基本傾向和四種主要功能可組合成八種基本性格類型，即外傾思維型、外傾情感型、外傾感覺性、外傾直覺型、內傾思維型、內傾感覺型、內傾情感型、內傾直覺型，分別與八卦中的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相對應，並且榮格對這八種性格類型作了入木三分的描述。

中國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對於榮格和榮格心理學，對於榮格分析心理學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都起到深遠的影響和作用。榮格本人，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充實與完善了自己的心理學理論，同時，他也對於道家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尤其是在心理學界的傳播，起到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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