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本和南洋兩方都有不同的總數，日本的官方數字是5,000，可是新加坡華社給出的數字是100,000。戰後的審訊中的證據提出的數字是約25,000至50,000人左右。二戰結束後，新加坡人民開始有了政治覺醒，這次的淪陷讓新加坡人開始相信要靠自己保衛這片土地，間接促成新加坡脫離英國的統治走上獨立的道路。

歷史背景

日軍一路向南，很快接近新加坡市區

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擊了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由此開啓。日本的目標是要通

過攻佔東南亞，來取得當地的天然資源。日本當時資源匱乏國力低下，如果不是靠着掠奪東南亞各國的資源，經濟早就崩潰了。另外作爲英國在東南亞的政治經濟中心，日軍必須要拿下新加坡纔可以徹底把英國人趕出東南亞。南洋華人在抗戰初期直接匯款回國給家人加上義捐之數達到50億元，而1939年國民政府全年戰費不過18億，更有許多華僑回中國投身抗戰一線。因此日軍對華僑十分的仇視，新加坡被攻陷後，居住於此地的華裔也遭到日本的報復。

日軍於1941年12月8日(爲珍珠港事件隔天)開始入侵馬來半島(史稱馬來亞戰役)，首先在馬來半島北端暹羅領地北大年府登陸並且擊退駐守該地的暹羅憲兵，目標是向西南越過馬來—暹羅邊境進攻馬來半島西部地區。同年12月11日亦有一支日軍在馬來亞北部的哥打峇魯登陸，這與日軍在暹羅的北大年府及宋卡港所實施的登陸行動相配合。

英國皇家海軍派來了Z艦隊包括航空母艦不屈號、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卻敵號、及4艘驅逐艦，該艦隊在戰爭爆發前已到達該區並由海軍上將湯馬鄞·菲利浦斯指揮，目的是攔截準備登陸哥打峇魯的日軍，但是不幸地該艦隊航空母艦不屈號在途中擱淺，不得不回航。由於日軍擁有空中優勢，導致英國皇家海軍於1941年12月10日威爾斯親王號及卻敵號被日本空軍轟炸機在彭亨、關丹外海擊沉，這使得英屬馬來半島的東海岸門戶大開，英國皇家海軍遠東艦隊經此役後更無力對抗日軍的登陸行動。

日軍利用快報廢老舊輕型坦克快速地突破了駐守在叢林裏面的英軍傘兵坑防線，因爲在馬來半島上英軍連一臺坦克都沒有，坦克被英軍參謀認爲不適合在叢林地形作戰，故英軍在馬來半島上沒有配置坦克。當時擁有9萬餘人佔了人數優勢的馬來半島駐守英軍卻持續敗退，最後不得已只能撤至新加坡，撤退時英軍順勢將連接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兩地的柔佛長堤炸燬、隔絕兩地，讓整個新加坡島瞬間變成一座要塞方便防守。1942年1月31日，戰爭開始僅55天，日軍佔領了整個馬來半島。

　屠殺過程

獅城淪陷　華人開始備戰

新加坡當時和馬來半島等東南亞區域一樣，也是英國殖民地，駐有英國軍隊，不過新加坡當地居民以華僑爲主。面對日本的即將入侵，新加坡的華人積極開展準備活動。一些華人組織的“華僑抗日義勇軍”成立後，正式成員人數達到數千，包括黨員、工人、學生在內的新加坡各地人民。12月30日，新加坡華僑的各派人士成立了“新加坡華僑抗敵後援會”，對“華僑抗日義勇軍”的抗日行動進行資助。1942年2月初，日本開始進攻新加坡。英軍總司令部總司令白思華隨後宣佈新加坡攻防戰開始，並決定防守前線，駐新加坡的英軍開始與日軍交戰。與此同時，千餘名“華僑抗日義勇軍”隊員，在“保衛星洲”的口號下，由馬來亞共產黨黨員林江石率領開往前線協助英軍作戰。當時的英軍宣佈新加坡的“華僑抗日義勇軍”將是隸屬於馬來半島英軍司令部的“星華義勇軍”，待遇和不列顛印度軍隊以及英屬澳洲軍隊一律平等。

日軍進攻新加坡

1942年2月1日，負責指揮日軍的陸軍中將山下奉文采用聲東擊西戰術先派一部隊在新加坡島東北部和近烏敏島一帶水域，成功吸引了駐守在該地區英軍的注意力，然後在新加坡島西北部的日軍趁機用充氣皮艇渡過馬來半島柔佛海峽並在莎琳汶、克蘭芝、林厝港和裕廊的海灘登陸。日軍受到星華義勇軍和盟軍的聯手抵抗，揭開了新加坡保衛戰的序幕(新加坡之戰)。

阿南上士團隊寡不敵衆，全部壯烈犧牲

1942年2月13日，日軍第18師以猛烈火力攻打鴉片山(巴西班讓)，爆發鴉片山戰役，是爲日軍攻打新加坡最激烈的一次戰鬥。由於日軍第一次攻擊失敗，戰亡400人，所以決定喬裝成英國印度兵。守軍於鴉片山上、僅剩42人的第一馬來軍團的阿南·賓·賽義德·迪上士識破了敵人的詐術，對日軍展開攻擊。最後，馬來軍團寡不敵衆，全部壯烈犧牲，阿南上士遭俘虜。日軍爲了泄憤，把阿南的四肢砍掉，並將他用麻袋裝起來倒掛在樹上，用刺刀朝他刺了幾十刀。阿南死時僅27歲。

星華義勇軍

在新加坡的很多地方，例如裕廊前線、巴西班讓沿海防線、武吉知馬沿海海岸等地，義勇軍都與日軍展開了大規模的激戰，曾多次打退日軍的進攻，而義勇軍隊員也有很大傷亡。但英國由於以保衛遭受法西斯同盟德國侵略的本土爲主，除1月下旬曾有少量從馬半島退守的援軍抵達新加坡外，並沒有向駐新加坡的英軍提供其它任何實質上的軍事援助，造成防守新加坡的力量勢單力孤。再加上由於訓練和裝備等問題，新加坡英軍節節敗退。在多次敗於日軍後，英軍總司令部決定投降。由於此時“星華義勇軍”仍在繼續抗日，英軍總司令部於2月13日下令解散“星華義勇軍”。

英軍投降

白思華中將(Lt. Gen. Arthur Ernest Percival)在1942年2月15日，農曆新年當天，向大日本帝國陸軍的陸軍大將山下奉文投降，並在新加坡武吉知馬的福特汽車廠親自簽署無條件投降書，正式將新加坡的主權交給日本。約130,000個印度、澳洲和英國士兵成爲戰俘，當中許多遭遣送到緬甸、日本、朝鮮、滿洲國修蓋鐵路，部分被俘虜的英國士兵，被遣送至當時也是被日本佔領的臺灣，在臺北州基隆郡瑞芳街金瓜石設立的金瓜石戰俘營，強制進行採礦等工作。

日本攻下了新加坡，日軍將領“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將之改名爲昭南島(意指南方光明之島，或昭和天皇在南洋獲取的領土)。在行政上，新加坡則成爲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爲“昭南特別市”。因此，新加坡日治時期也被稱爲昭南時代，並由大達茂雄擔任第一任昭南特別市市長，內藤寬一是第二任市長(也是最後一任)。

日軍勒索華僑

林文慶先生

新加坡淪陷後，日軍開始勒索南洋華僑，要華僑交出五千萬元俸納金。山下奉文當時給的理由是：“華僑支持重慶政府抗日，這筆俸納金，是你們向日軍贖罪的買命錢。”日本人成立了南洋華僑協會，要七十多歲的華僑長老林文慶博士擔任會長，並要他以協會的名義去籌錢。新加坡要負責一千萬元。林文慶已是72歲的垂暮老人。日本侵略軍佔領新加坡後，急需利用一些社會上有名望的領袖人物來爲其服務，而當時公認的華僑領袖如陳嘉庚等人，早已出走，銷聲匿跡。於是年逾古稀的林文慶在劫難逃，被迫出面組織了“華僑協會”，並籌集5000萬元的“奉納金”獻給日軍最高指揮官山下奉文，作爲願對日本的軍事統治加以合作和支持的一種表示。

林文慶被迫無奈，受盡煎熬。但他也利用“協會”及其“會長”身份，營救了一些愛國華僑。如“南僑總會”財政李振殿被日本憲兵拘捕後，就是由林文慶籤具保證書而獲釋的。據當時在“華僑協會”當祕書的陳育嵩回憶，當李振殿被保釋出來時，日憲兵隊長水摩指着林文慶對他說：“呶!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快上去向他跪謝!”李當即跪下去，林文慶不知所措，兩位歷盡滄桑的老人，相對無言，老淚橫流。又如古晉僑領黃慶昌等被日本水上憲兵拘捕，也是由“華僑協會”出面保釋的。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當局豁免對他的譴責。

物資短缺

由於資源嚴重缺乏，米價從一斤五元漲到五千元。於是，日本軍政府定量供應糧食，成人每月可領4.8公斤，兒童2.4公斤，致使許多民衆不得不在自家花園裏種植木薯、番薯、香蕉等農作物。同時，政府也發行新的軍用票(俗稱“香蕉票”)，使其與殖民地時代的叻幣同值使用。可是隨着軍政府的濫印鈔票，其價值貶到100叻幣可換2380元軍用票。

星華義勇軍

華僑不分男女老幼前往7個集中地接受甄別

新加坡被日本佔領後，由於新加坡保衛戰中“星華義勇軍”堅持抗日，再加上此前新加坡華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例如新加坡的南洋機工曾在中國接受軍事訓練，然後派往滇緬公路服役，與中國國內機工共同抗日等)，日軍對新加坡抗日的華人進行了許多報復和整肅，尤其是殺害了許多義勇軍隊員。新加坡人民的保衛戰在日本的猛烈攻擊下最終失敗了，一共堅持了八天。不過，隨後一些義勇軍成員開始了游擊戰術，將抗日行動一直持續了下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間，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抗日力量也對新加坡的抗日力量進行過大量援助。

　進行屠殺過程

日軍對華人展開肅清活動

在1941年12月到隔年2月，日軍侵略軍發動了馬來新加坡戰役。在抵抗作戰中，最爲勇敢就是馬來人民抗日軍。這是由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主要由華僑組成的抗日武裝，有兩個旅，大約4000人。他們在金馬士(Gemas)重創了日軍25軍戰車第一聯隊以及安藤支隊。南洋的華僑們爲祖國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他們出錢出人支援祖國的抗戰，不管是親共的陳嘉庚先生還是親國的胡文虎先生，他們都是爲了祖國不受日寇蹂躪。當時的日軍第25軍司令山下奉文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要不是有華僑的支援，早就解決中國問題了。這就是新加坡大屠殺的思想根源。

隨着2月15日英軍乞降，新加坡淪陷。馬來新加坡戰役以日軍的完全勝利而結束。日軍佔領新加坡幾天後便出示一份佈告，要求所有新加坡18歲至50歲華人男子到四個地方集中以領取“良民證”，但是到了集中地點等待着華人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國警察，印度警察和馬來亞共產黨的變節分子的對所謂“反日分子”的指認。被指認出來的華人未經任何審判程序就被日軍捆綁赴海邊，慘遭重機槍掃射。到後來爲了節約子彈，乾脆把人綁成一串裝上船，到離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將人推到海里。

日軍屠殺被“指認”的華僑，手段極其殘忍：有將人互相捆綁推入海中用機關槍掃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盡或用機槍射殺、軍刀砍殺的，種種花樣令人髮指。多年來，對於日本修改教科書、派兵海外維和以及首相、政界人物頻頻參拜供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東南亞一些國家和中國、韓國一樣，總是予以密切關注乃至譴責。其原因在於，它們都曾經遭受日本的野蠻侵略，對於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動向始終保持着高度的警覺。尤其是新加坡，由於經歷過日軍的大“檢證”、大屠殺，所罹受的傷害更深，反應也更加強烈。

屠殺目標

1942年新加坡的淪陷是對大英帝國殖民體系的一次沉重打擊，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戰後回憶說，整個二戰期間，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緒最低落的時刻。這個號稱永不會陷落的“遠東堡壘”的淪陷震驚了所有還沉浸在帝國殘夢中的英國人。如果說新加坡失陷對於英國殖民者來說是一記沉重的心理重拳，那麼對於生活在這個彈丸小島上的數十萬華人而言，則是一場真實的噩夢。日本軍部早就對星洲華人慾除之而後快。佔領新加坡後，日本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便與參謀長鈴木宗作中將、參謀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劃了對新加坡華人的“肅清行動”，要求全島日軍在三天把人員肅清。

日軍在新加坡肅清以下華人

1. 曾經在南洋華僑籌賑會中積極活動的人士

2. 曾經最慷慨地捐輸給籌賑會的富裕人士

3. 南洋華僑救國運動領袖陳嘉庚的追隨者

4. 海南人 （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屬共產黨分子）

5. 凡在中日戰爭以後來到馬來亞的中國出生華人（他們被認爲或參加過抗戰，或厭惡日軍侵略及逃避日軍徵用而離開中國的人）

6. 凡是紋身的男性 （在日本人看來，紋身的男子都是私會黨徒）

7. 凡是以義勇軍之身份，幫助英軍抵抗日軍者

8. 公務員以及可能親英之人士

9. 凡是擁有武器，並嘗試擾亂治安之人士

　肅清活動開始

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備司令河村三郎：“將潛伏着的持敵對態度的華僑連根剷除，以絕我軍作戰的後顧之憂。”參謀長鈴木則明確指示：“判定出敵對分子後，當即處置(死刑)”。

2月18日，殘酷的大“肅清”開始了。日軍對新加坡市區進行劃區封鎖，強令各區華僑，不分男女老幼，攜帶一週糧食，前往7個集中地接受甄別。不到3天，7個集中地的學校、工廠、住宅、街道都擠滿了華人。白天烈日曝曬，夜晚寒風侵肌，華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驚膽戰地等待着審查。僅僅幾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擠死，悶死。

儘管有《抗日華僑名冊》(新加坡的日本僑民和柔佛州警方有關人員提供)和漢奸的協助，但要在短短三天內，從七八十萬華僑中甄別出五六萬名“抗日分子”，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整個甄別過程實際上充滿了“兒戲”——只盤問職業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抽籤抓鬮者有之——總之，是生是殺，完全隨“皇軍”意志支配。

日本陸軍中鼎鼎大名的戰爭狂人辻政信當時正擔任馬來方面作戰處主任參謀，他也是“肅清大屠殺”的主要推動者。2月22日，辻政信巡視了負責惹蘭勿殺地段“肅清”工作的日軍部隊。在聽說大西覺的分隊只甄別出了70人後，辻政信大爲光火，嚴厲斥責道：“你還在磨蹭什麼?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這一句話便讓大西覺的分隊一口氣抓了幾千人，塞滿了幾十輛汽車，風景宜人的樟宜海濱遂成屠場。

海南華僑是被重點搜殺的對象，因而遇難的比例特別高，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肅清”案戰犯審訊記》曾有這樣的記述：“芽籠區則爲日軍施虐最殘酷慘毒之地區也。華僑居民不問男女老幼，均被驅步行往直落佔老之英校草場，忍飢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婦孺乃得釋回。男子蹲踞草場，任曝驕陽，稍一動彈，拳足交加，甚或驅上羅釐(貨車)，每車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經檢出之教員及識字者、公務人員、義勇軍、南來不及五年者、有五萬以上資產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載往錫叻七裏半處屠殺，爲數之衆，爲各區之冠”。

華人慘遭殺害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上是5,000人，但新加坡華人方面主張的的數字是10萬人!爲什麼有這麼大的差異?新加坡法庭是英國人的法庭，死了多少華人也與他們沒有關係，他們關心的只是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對於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的戰爭罪行，至於幾萬名華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們心上，這個五千人的數字出於當時的“昭南市”(日軍佔領新加坡以後立即在2月17日將其改名爲“昭南市”)警備司令官河本參郎的自供，沒有人做過任何調查。

二戰結束後，新加坡各處挖出無數具的骨骸

日本軍隊在上次大戰中犯下的一次10萬人以上的大屠殺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和菲律賓大屠殺。這三次大屠殺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殺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揮下進行的。有發令者，指揮者和執行者，有鐵一般的證據!發令者是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將，指揮者是第25軍參謀長鈴木宗作中將，執行者是第九旅團團長河村參郎少將。

從2月19日起，日軍即下令所有幾十萬華人分區集中到幾百處場所“檢證”。華僑通常被要求自帶幾天乾糧前往指定地點等候。他們擁擠在一處睡臥不得，連日飽受日曬風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檢之時，便須連過幾關臺灣線人和日軍官兵的審查和盤問。由於“檢證”匆忙，日軍並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計劃來，所以實際執行時標準各異，各區軍官完全隨個人的好惡行事。有的“檢證”點專門拘捕有錢人，有的“檢證”點則專門拘捕戴眼鏡者。不幸被“檢證”出來的，即被卡車拉往郊外集中處死;僥倖過關的，則身上蓋一“檢”字放回。

據回憶那幾天新加坡全城婦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颳大風、又是下大雨的，真是血雨腥風，可能是上天有感應吧!戰後調查，日軍集中屠殺華僑的地點多達幾十處，包括榜鵝海灘、舊樟宜海灘、聖淘沙海灘、東海岸靠近碼頭的地方都是當時的屠殺場地，並有大量遺骸被發掘出來。

屠殺人數

關於被日軍“檢證”殺害的華人數目

多年來因統計上的困難，一直沒有確切的數字。1945年9月，英國隨軍記者博比·傑克遜認爲人數達到5萬。同月11日，《星洲日報·總彙報》引用日本佔領馬來亞時期出版的《彼南日報》提供的數字，說“新加坡檢舉不良分子7萬餘人”。

日本歷史學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戰爭》一書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東亞年報》提供的資料，也說新加坡被甄別出的華僑有7萬名。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諮詢局進行初步的登記，只查出2721名遇難者。在1947年3月10日開審的檢證案戰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據登記所得，指控日軍屠殺了五千以上的華人。但諮詢局及華人團體都認爲不止上述數目，由於“全家遭難或被難者原屬單身，或大人遇難只餘童稚，均無從填報，或認爲無甚用處，不欲填報”，實際遇害人數要比登記數目大得多。

柔佛州蘇丹醫生班德拉博士在遞交給遠東軍事法庭的書面證詞中就斷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軍人外，有15萬以上的亞洲人被日本警察祕密處死或拷打致死”。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則極力壓低殺人數目，掩蓋罪行。當時負責檢證而被指控的警備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證他所負責的市區內只有四五千人被殺，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堅持說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認曾經大規模殺害過華人。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學歷史教材經日本政府審查後，將“檢證”被害人數由兩萬人改爲六千人，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極力壓低南京大屠殺遇害人數的做法如出一轍。然而，無論侵略者怎樣掩蓋真相，事實是永遠改變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東亞年報》早就提到過，當年在新加坡共有七萬人被檢舉;根據歷史學家的考證，因“檢證”遇難的華人應超過二萬五千名;而新加坡華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檢證”殺害的華人當在四五萬名之間。無論數字的多寡，都不能減免日軍大規模屠殺城市平民的深重罪孽。

倖存者證言

日軍在新加坡的“大檢證”

以下是黃添右老先生的敘述。“日本軍隊在佔領新加坡後，在人們還沒來得及清理遍地瓦礫的廢墟、掩埋被日軍炸死者的屍骸的情況下，1942年2月中旬至3月初，侵略軍就將新加坡劃分爲四個“檢證區”。我所在被“檢”的區域叫做水檢證中心，是由日本皇軍警備團和憲兵隊負責“檢”的區域。日本兵到各家各戶驅趕12～60歲之間的男性居民，每人限帶五天的糧食到其指定的區域內集中。“檢證”中心在海山街。周邊六條街道被用帶刺的鐵絲網圍起來，周圍有坦克車和日本兵監視。”

“我的姐夫葉秋濤帶着剛滿15歲的我，懷着憤怒和恐懼的心情進入了“檢證”區域。天氣炎熱，環境嘈雜，人山人海，個個都汗流浹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極困難。一清早，人們就等待被“檢”，日本兵不許排隊的人站着，只准他們蹲在地上，擁擠中不免秩序混亂，有人爭先恐後時，日本兵就用棍子毆打，打得他們頭破血流。我們屬於瘦弱之輩，當然不敢貿然參與到擁擠的人羣中。”

“當我進入“檢”室之前，姐夫囑咐我要鎮定，萬不得已時，就只好跟日本兵拼了。有了這種心理準備，我倒是鎮定多了，當我們站在小桌前接受日本軍審視時，毫不緊張，日本軍在一張紙條上蓋了印章，手一揮，我們就拿着紙條從另一個門走出去。那張蓋着章子的紙條印着以下的字樣：昭和十七年，“檢”，大日本皇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將。”

“人們拿着這張紙條走出門口時，門房除站着一名日本兵崗哨之外，還坐着另一個日本軍頭目，他手一揮將人們放行，指示走一條街道回家;或另一隻手一揮，命令人們爬上停在街口的大貨車。那些上了貨車的，都是些身體壯實的人，他們被運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鵝的海邊集體槍殺。人口不到百萬的新加坡就這樣被殺了5萬人。”

“我住的那條街，有三個青年人被“檢”上了貨車，其中一個沒死，偷跑了回來，長期藏匿，直到日本人投降後，才敢出來露面。那兩個被殺的人，其中一個已婚，遺下了老母親和新婚已懷孕的妻子，老母親哭瞎了眼，含恨死去，妻子生了個遺腹子，母子倆過着悽慘的日子。另一個被殺者，留下了未婚妻，終日以淚洗面。日本人又去印度尼西亞抓爪哇青年到新加坡做苦工，病了又將其趕出集中營，以致他們餓死街頭巷尾。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所謂“解放”和“德政”。”

以下是另一位倖存者自述

“那年我21歲，未婚，住在膠園(現福建義冢附近)，靠割膠爲生。3月26日當天清晨6點多，大隊日軍闖入小鎮，着令全鎮二三百成年男人全部集中到學校對面的籃球場，站着等候“檢證”(甄別)。被令集中者，還包括興華學校校長殷春初，教務主任朱績夫和老師黃火生。鬼子命令男子脫掉上衣和短褲，只穿內褲一排排的蹲在球場上。從早上曬太陽到下午四五點。鬼子包圍着球場，有的持槍監視，有的配長劍來回踱步。五六個兵負責檢查男人的身體。據說，鬼子是檢查男子身體有沒有刺青圖紋，特別是在手部拇指與食指間虎口處。鬼子認爲，有刺青者，就是私會黨，而私會黨是抗日的。”

“當鬼子來到他身邊正檢查其隔壁的男人時，突然就把那男子帶走。他心跳得很，心想這次沒命了。他說，檢查到他時，他手拿着的衣服，剛好衣角遮到之前曾擦爛過的，已不明顯的黑色五花點刺青。鬼子沒注意到而走到隔壁去。我逃過了鬼門關，但並沒有被釋放，而是又被拉進學校。過後，又一個一個排隊出來問話。我不敢先出，待到最後剩下二三十人時纔出。很幸運的，我順利過關。到晚上才終於被釋放回家。我馬上走入山芭逃難。”“肅清結果，共有15人被扣押，包括三名師長。他們被關在學校。第二天校長就押去太平憲兵部折磨。剩下14人在第三天凌晨，被押出村子，到不遠的沙叻北火車站附近三和礦場與和合興礦場旁(現今高壓電塔邊)，日本兵用刺刀瘋狂刺殺14人。悽慘號叫聲響徹雲霄，連村子也聽到。”

“怎料到在刺殺過程中，竟有一人可能綁不緊，掙脫繩索突然拔腿飛跑，衝到礦湖邊縱身一跳，在黑夜的掩護下逃出生天。他就是40歲左右會游泳的教務主任朱績夫。”

“13具屍體第二天就由印度人就地埋葬。直到大戰結束後，親人們纔到亂葬崗撿拾屍骨。由於無法區分，就全部合葬在現今墓址。而被折磨至死的校長，屍骨不知何去向，村民也將其名刻在碑上。他親戚王卡也是殉難者之一。”“我全家搬到馬來甘榜住了三年多，到和平後才搬回沙叻北來。”

值得國人銘記的不僅僅是南京大屠殺，還有同樣殘暴的新加坡大屠殺，日軍的喪心病狂令人髮指。但是愛國的同時要保持理智，不是要去唾棄關於日本的一切事物，而是銘記國恥的同時努力發展國力，用實力說話，有些過激行爲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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