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從紫禁城被馮玉祥趕出後,先是在父親的醇親王府住了一段時間,後來在身邊親日的遺老建議下跑去了日本使館,然後又去了天津日租界,最後離開天津,帶着土肥圓賢二對他的許諾,懷着復國夢,到達了東北。

溥儀離開天津,到了東北以後的經歷,大致可以分爲兩個階段,一是從1932年3月9日到1934年3月1日就任僞滿洲國執政階段,二是從1934年3月1日登基爲僞滿洲國皇帝,年號康德,到1945年8月17日宣佈退位階段,不管是哪個階段,他的境況非但沒有權力可言,而且還在逐步惡化。

溥儀是懷着復國夢來到東北的,也因爲土肥圓賢二對他的許諾,他開始懷着信心。但是到了東北的溥儀完全在日本的掌握之下,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派參謀板垣徵四郎來告知溥儀,即將成立的新國家,不是清朝的復辟,而是包括滿、漢、蒙、日、朝多個民族組成的“滿洲國”,並要求溥儀出任執政,這與溥儀的設想相差極大,一開始拒絕了板垣徵四郎,日方隨後施加壓力,溥儀只得同意出任。

溥儀與本莊繁簽訂了密約,這實際上是個出賣東北一切領土主權,使東北變爲日本殖民地的密約,承認了在此之前日本所有公私契約和利益的有效,並承認日本軍隊駐屯的合法,並在隨後以“日滿議定書”的形式表現。這樣的復國,與溥儀的夢想實在是天差地別。

出任僞滿洲國執政後,溥儀有哪些權力呢?如果打個比方,溥儀就相當於日寇馴養的寵物,平時好吃好喝,不讓受到傷害。要說自由,那是沒有的,需要見人時,就梳洗打扮一下牽出去遛遛,無需見外人時,就養在家裏不讓隨意出門。當然,寵物有時也會犯脾氣,會發發火,衝主人吠叫幾聲,那又有什麼用呢?

說到具體的權力,在政治上,溥儀相當於一臺復讀機和一支簽字筆。

詔書都是日本人擬定好的,只需溥儀宣讀。在僞內閣會議上,擔任主持的是日本人僞總務廳長駒井德三,議案是早就由關東軍擬好,一份份放在各人面前的牛皮紙袋中,溥儀甚至無需發言,只需要各人簽字即可。可能有人會問,沒人有反對意見嗎?開始是有的,溥儀和熙洽等都表示過反對,不過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何況日寇還有刺刀和槍炮,日本人一拍桌子,衆人就只有垂頭喪氣的份,至多隻有回去生悶氣去了。

軍事上的權力就更加不可能了,所有軍隊乃至憲兵警察統統掌握在日寇手中,別說調動軍隊,連皇宮中的護衛都由日本人控制,溥儀能調動的,不超過本族的族人十來個。

溥儀有沒有想過反抗呢?也是有的。起初,他曾經不計成本地想要蓄養一批忠於他的死士,包括他族內的一些人和一些蒙古貴族,甚至還挑選了十個人去日本士官學校留學,以備日後之用,其中包括他弟弟溥傑。溥儀還從蒙古、北京等處招來了三百多名青年,編成一支護軍,武器齊全,以心腹擔任軍官。不過他的企圖很快就被日本人發現,先是收繳了步槍機槍,只配給手槍,然後把所有軍官換成日本人,最後把士兵逐步替換掉,這支護軍就此被消滅在萌芽之中。

其實不要說權力,連人身的自由,溥儀其實也是沒有的。有一次,溥儀興起,突然想去長春的西公園散步,於是帶着妻子和兩個妹妹乘坐汽車去逛公園,結果日本憲兵大舉出動,對公園進行嚴密警戒,當然不是擔心溥儀的安全,而是怕他藉機出逃。從此以後,除了必要的正式出門,溥儀再沒有自由地離開過一次。

不能自由離開,那宗族和遺老來拜訪可以嗎?也不行。在溥儀宮內,有一個“宮內府憲兵室”,專門負責處理此類事宜,不但限制溥儀接見僞滿官吏,就算是外地的宗族來見,也只有在擬定名單中的寥寥幾人,比如溥儀的叔父載濤和幾個族兄,其他宗族,一律不單獨接見,只能在公開祝壽時向溥儀遙遙行禮,一直持續到溥儀最後被蘇軍逮捕。

甚至到了後來,溥儀出任僞滿洲國皇帝之後,日本人還步步緊逼,在溥儀二次訪日之後,在他居住的皇宮左側建立了一個“建國神廟”,將訪日迎回的象徵天照大神的三種“神器”供奉其中,每月初一十五,由溥儀帶頭,關東軍和僞滿官吏共同祭拜,並逐步推行到整個東北。這是連信仰都要被逼迫改變了,哪裏還來的權力可言呢?

說到底,溥儀也是個可憐人,從到了東北以後直到被蘇軍逮捕,最後在國內服刑改造,他的願望就只剩了三個字“活下去”,哪裏還敢奢望什麼權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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