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左）和梁漱溟

延安懷鄒韜奮

1945年春天，抗日戰爭勝利曙光初現。然而，戰後的中國向何處去更令國人擔憂。這年春夏之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都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對戰後中國政局走向作出構想。國共兩黨之間關於戰後中國前途與命運的政治談判由僵持而陷於停頓。為促成國共和談，在蔣介石的允許下，就有了國民參政會六位參政員的延安之行。

1945年7月1日，黃炎培與褚輔成、傅斯年、章伯鈞、左舜生、冷遹從重慶乘坐飛機訪問延安。

延安的山水、人物等萬千氣象都讓黃炎培耳目一新。街道是整潔的，階下有水道。沒有看見茶館，沒有看見一個遊手好閒的人，男女都氣色紅潤，尤其是女子，特別秀碩。不論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學生短髮，有一種蓬勃的朝氣。當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潔，衣料是藍或白的土布。

在延安，黃炎培對這裡的生產、教育、醫療、金融等方面都用心觀察、訪問。給黃炎培的印象是，「政府對於每個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負責的」，公務員的生活用品都是供給的。「作家特別優待的，例如作家領取紙筆，不加限制。」

黃炎培在參觀延安的黨政軍以及教育機構時，還發現「韜奮書店」，憶及長眠於地下一年的好友鄒韜奮，百感交集。黃炎培在訪問的間隙，寫了一篇《韜奮逝世一周年哀詞》：「君而有知，倘猶憶五年以前之巴州，張家花園之寓樓，一燈如豆，百端悲涕，我欲留君而不得，從此生離死別，一暝千秋。」黃炎培此時遊覽延安，「猶得見君之名於書店，猶得見君之少子嘉騮」，不由得感慨「君身何在？君魂何歸？」

與毛澤東窯洞對談

短短几天功夫，黃炎培走馬觀花，對延安的精神風貌、物質生活都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中共的主要領導人接待來訪的6位參政員。黃炎培對他們的印象很好，「毛澤東先生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行者」，對中共的將領也是出乎意料，「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著些文雅，一點沒有粗獷傲慢的樣子。」

在延安的窯洞里，黃炎培與毛澤東談話至深夜。兩人推心置腹，談對國際國內大局的看法。黃炎培一行即將回重慶的晚上，毛澤東問黃炎培在延安的感想如何？

黃炎培不徐不疾地說道：「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其興也浡焉」與「其亡也忽焉」，語出《左傳》庄公十一年。浡字今亦作勃。「人亡政息」，典出儒家經典《中庸》。這段話充分展示了黃炎培對歷史的深刻觀察和洞見，用簡單幾句話總結出歷史興衰規律，娓娓道來卻有石破天驚之感。黃炎培在延安七月的窯洞說出這一段話時，不會想到後人稱之為「黃炎培周期律」或者「黃炎培周期率難題」。面對這樣的難題，且看毛澤東如何作答。

53歲的毛澤東應對從容，肅然說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話音剛落，此時，一股清新夏夜的風吹進窯洞，兩人頓覺一陣神清氣爽。黃任之問的高妙，毛潤之答的絕妙。黃炎培的兒子黃方毅將這段對話和劉備孔明的隆中對相比並論，稱之為「窯洞對」。一夜傾心談，千秋窯洞對。這是一幅歷史畫卷，更是現實問題，每一個執政黨以實踐應答的問題。

這一晚是八年抗戰勝利的前夜，也許黃炎培從延安的氣象中感受到紅星必將照耀中國，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澤東進言。1949年之後，毛澤東與黃炎培之間，發生了很多故事。這是後話。

延安窯洞那一晚，黃炎培十分贊同毛澤東的答話。事後他寫下了自己對毛澤東答話的感想：「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歸來》出版遭查禁

黃炎培從延安回到重慶後，各方朋友問他延安的見聞，他每次很誠摯地回答。前者剛走，後者接踵而至。黃炎培說了一遍又一遍，應接不暇。於是，他決定寫一本小冊子，介紹延安的情況。於是他口述，夫人姚維鈞記錄，書稿成，又收錄他在延安寫的日記。《延安歸來》一書寫畢，許多朋友擔心，勸說黃炎培：「你替共產黨宣傳，這太危險了，這萬萬要不得！」黃炎培不為所動，坦言，秉筆直書，用樸素的寫實手法，記錄所見所聞所談。

在半個月的時間寫成《延安歸來》一書，第一部分回答了10個問題，即延安之行的動機、去延安的名義、對大局的看法、對延安的觀感、延安的政治作風、與中共領導人談話的經過、國共合作的前途等。第二部分是延安五天的日記。這本小冊子未經送審，由黃炎培主持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國訊書店突擊出版發行，初版2萬冊，幾日內銷售一空。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成為超級暢銷書，前後發行達十幾萬冊。不料，這觸動了國民黨敏感的神經，特務迅速出動，他們闖進黃炎培在重慶的寓所張家花園菁園，抄家搜查《延安歸來》一書。

《延安歸來》遭到查禁，封是封不住的。黃炎培委託上海的徐伯昕翻印，再度發行。

「拒檢運動」

《延安歸來》引發一場轟轟烈烈的「拒檢運動」在國統區迅速展開。進步人士張志讓、楊衛玉、傅彬然3人起草了重慶雜誌界宣布「拒檢」的聯合聲明，在徵得《憲政》(月刊)、《國訊》雜誌、《中華論壇》、《民主世界》、《再生》、《民憲》(半月刊)、《民主與科學》、《中學生》等16家雜誌社的簽名後，於8月17日正式發表，莊嚴宣布自9月1日起一致不再送檢，並將這一決定正式函告國民黨中宣部、憲政實施協進會和國民參政會。次日《華西晚報》的葉聖陶執筆起草了成都17個文化團體《致重慶雜誌界的一封公開信》，謙謙君子怒目金剛，大聲疾呼：

言論自由必須是完整的，決不能是殘缺不全或僅為一黨一派所享有的特權。……從今天起，……共同舉起言論自由的大旗，宣告檢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壓迫言論自由的法令與制度的死亡！

在中共支持下，9月1日記者節這一天，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為了筆的解放而鬥爭》，9月重慶出版界發起的拒檢運動擴展到成都昆明等地，並由出版界擴展到新聞界。

轟轟烈烈的拒檢運動，迫使國民黨從1945年10月1日起停止了新聞檢查和書刊檢查。這個結果，是黃炎培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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