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名亮：微博、公共知識分子與話語權力

　　摘要：微博因其「平權」、「零散」與「再中心化」的技術特質，具有對公眾「表達自由」的「賦權」能力。目前，一批知識分子正以微博意見領袖身份，回應微博技術的賦權，參與公共話語的表達。文章總結公共知識分子在微博空間行使話語權的表現；提出制約其話語影響力發揮的因素和關係；並進一步探討如何將微博的技術賦權轉化為自身的機遇。結論認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微博生存存在多個方面的問題和隱憂；而微博「共景監獄」式的開放結構，讓知識分子「虛妄的公共性」更為顯性。為實現自我身份和公共價值的重新認同和構建，公共知識分子應積極介入、充分利用微博空間；秉持批判與道義傳統，以特殊知識分子的身份，進行中觀和微觀政治話語的表達，彰顯自身的中心話語權力；推動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會的建構。

　　關鍵詞：微博；公共知識分子；公共性；話語權

　　相比較以往的各種社會化網路形式，如論壇、SNS、博客等，微博對公眾表達自由的「技術賦權」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自 2009 年起始，諸多影響重大的網路公共事件都發端於此。微博的影響力，激發了一批社會知識精英介入公共生活和社會事務的熱情，他們憑藉自己的言論，迅速成長為微博空間的新意見領袖。而他們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包括其公共性表現、影響力、局限性等，也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議題。在作者的相關研究中，[1]已經結合實證調查資料和前人成果，分析、總結了知識分子在微博空間行使話語權的表現和狀態；提出並論證了制約公共知識分子話語影響力發揮的因素和關係；本文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回答以下問題，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該如何將微博的技術賦權轉化為自身的機遇？或者說，該如何介入微博，拓展話語空間，彰顯中心話語權力，並實現自我身份和公共價值的重新認同和建構？

　　一、概念界定與研究背景

　　（一）公共知識分子與其公共性

　　「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近十年來，中外知識界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起源於 19 世紀的法國與俄國，特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藉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和參與意識，體現出公共良知的一群文化人。顯然，知識分子的本義便包含了「公共」的含義在其中。1987 年，美國學者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中首先提出「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2]在他看來，現代知識精英的學院化、專業化，正讓其「公共」光環面臨褪色，因此應強調「公共」兩字，藉此呼籲重建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也提出，「公共知識分子」是普遍理性良知的代言人，有超越性的批判任務。[3]迄今，中國學界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涵義尚未達成共識，如陶東風、許紀霖等人，均沿用西方學者的基本界定。[4]《南方人物周刊》2004 年評選「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 50 人」時，也是遵循此標準，即：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5]當時引發一些爭議，甚至招致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對「虛妄的公共性」的批判。質疑關鍵在於，在社會利益高度分化的社會中，誰能未經省察地戴上代表公共利益、具有良知道義的光環？而為便於操作，朱蘇力作了自己的界定，他肯定公共知識分子跨專業的公共事務干涉，強調對媒介的利用；但採用中性價值判斷，抽離了褒義的公共知識分子天然的批判意識和意義感。[6]

　　我認同所謂「公共性」，不僅指面向公眾發言、關注公共事務；也蘊含著代表公眾利益、批判意識、公共良知和人文精神等多重涵義。現代公共知識分子可能是一種矛盾的結合體。一方面，確實很難有超越階級、政治立場和民族主義意識，完全置身於階層利益之外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很難苛求公共知識分子個體的道德純潔；另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從來不缺普世價值建構及啟蒙批判精神，「士志於道」、「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中國傳統文化對知識分子的期待，也是知識分子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許。在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環境和傳播語境中，我們無法迴避知識分子的公共性；無論中國過去或當代是否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並不妨礙我們引用以上界定和標準，來關注知識分子在微博等新媒介領域的話語權力和公共性身份建構問題。而本文在具體操作上，公共知識分子主要指棲身於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社會、人文科學學者；文化媒體人；部分作家、藝術家等。

　　微博「分享」與「裂變式」傳播帶來的表達自由，是人們最為讚賞的方面。但有了技術的可能性，並不意味著人人獲得了話語權。在西方政治學研究里，「話語權」（the right to speak）一詞更多強調的是不受政治干涉的公民享有的自由，是社會公共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葛蘭西，福柯）。而在傳播學語境中，話語權是公民自由表達權的一部分，指人們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空間，隱含著信息知曉權與接近權的前提；更指言語影響他人乃至輿論的「影響力」，即「話語權力」。現代社會，大眾傳媒成為不同階層行使話語權的有效方式。媒介話語權的爭奪隱含著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博弈。話語權反映的，其實是一種現實的社會權力，或者說主要表現為媒介權力。

　　（二）微博對知識分子話語的「技術賦權」

　　在現實的社會土壤中，「學而優則仕」也是知識分子內在的情愫。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在全社會的意識中，一直存有極大的疑問，並非那麼習以為常。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在國家體制與市場邏輯的奇妙作用下，知識分子群體內部也開始急劇分化，[7]批判性知識分子[8]處於失聲狀態；而媒體知識分子和技術專家的二重奏，形成了以技術化和商業化為主調的虛假繁榮的公共生活。[9]當然，也有一批熱衷於公共言說，具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開始被以「公共」加冕，如王小波、陳平原等人。雖然他們的影響力深遠，但人少勢弱，而社會對其「虛妄公共性」的嘲諷和批判也是顯而易見的。

　　現代知識分子的公共言說，必須藉助大眾傳媒的力量。媒介技術和媒介形式的每一次變遷，在不同程度上，都會給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帶來影響和衝擊，也會促發社會話語權力結構的重新布局。我們能夠覺察到，新興的社會化媒體，包括論壇、SNS、博客和微博客等，均是「分權化、去中心化」的媒介形式。它們的興盛，可稱之為一次新的傳播技術革命，意味著公民表達自由權的拓展，大大增加了民主論戰和民主幹預的可能性和力度。像過去一樣簡單粗暴的控制信息流動已無可能，這激發了知識分子廣泛介入公共生活和社會事務的熱情。微博表達便捷、自由與匿名，形成一種隨意和不確定性的後台交往模式，刺激了大量原創卻是碎片化的內容的產生；藉助關注、轉發、回復、評論和私信功能等「微型對話」功能，構成了一個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對話系統。發現與分享的技術理念，形成了微博短小精悍、瀰漫式的傳播特徵。簡單來說，全然不同以往的交往技術，塑造了一種新型的交往場景，進而塑造了相應的交往行為。總之，微博能夠促成公眾話語表達的「平權」、「零散」與「再中心化」。

　　從 2010 年的「江西宜黃拆遷自焚事件」，到 2011 年的「郭美美」事件，一個個社會事件藉助微博的發酵、蔓延，形成輿論影響力，並最終得到法制和公正的解決。目前，中國社會的公民意識逐漸覺醒，但民主政治建設仍步履維艱，公民權利仍留於紙面上。而微博的廣泛輻射面和深刻影響力，以及調整話語權結構的技術可能性，使人們對其衍生了「一種希望，一種寄託———他們渴望打破傳統媒體的『中心化』結構，渴望打破信息傳播的壟斷壁壘」[10]；期盼改變公共領域的話語格局，進一步實現個體的權利。

　　二、公共知識分子的「微博意見領袖化」生存

　　現在，公共知識分子媒介生存策略和話語權力的彰顯，已被置放在微博這種全新的媒介環境當中，進一步接受審視和驗證。微博的出現看似給予每一個普通人發聲的機會，但是，塑造與指導公共輿論的權力仍在少數的社會精英手中。目前，微博意見領袖來源多樣化，而知識分子階層構成了它有影響力的主要部分，卻是不爭的事實。也就是說，不少公共知識分子已經或正在佔據信息高位，以「意見領袖」的身份在微博中生存。綜合考察當前公共知識分子的微博生存狀態，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特徵：

　　一是批判性知識分子的話語影響力初顯。一些具有批判意識、與媒體關係密切的學者，因為與媒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且敏感於新媒體科技的力量，自然率先進入，如張鳴、易憲容、賀衛方等人，但人數並不多，且先後捲入各種是非爭端中。公共知識分子為主的意見領袖微博關注度可能不及娛樂明星，但他們通過微博內外不同領域的跨界交流，共同掌握了微博大部分話語權，其實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如引發話題、設置議程、引導與改變輿論走向，形象地說，他們是微博話語的「觸發器」、「過濾器」和「擴音器」。和原來傳統知識分子和媒體知識分子不同的是，他們的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被網路統計技術所量化的。比如看他的「粉絲」數、跟帖數等指標。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往往帶有多種頭銜，如教授、作家、名主持人、主流文化刊物主編等，在各種言論中扮演著社會批判者和道義擔當者的角色，如對舊有體制的抨擊、對道德缺席的反思、對失敗教育的譴責等。

　　2011 年 6 月 21 日，「郭美美 Baby」在新浪微博上炫富。在尋求真相的過程中，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表達帶動了輿論，其專業的解讀極大地影響了輿論的方向、深度與廣度。再如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於建嶸教授擁有超過84 萬粉絲，他在 2011 年多起公共事件中的言論都受到網友們的關注，「江西撫州爆炸案」、「陳游標慈善注水」、「郭美美」等事件中，他都有轉發、評論過千的微博。他在接受《環球日報》（英文版）採訪中對「郭美美」事件的評價，被轉發19461 條、評論 4367 條，其中網友基本持支持的態度。在現實中，於建嶸是大學教授，研究領域為「三農」問題、社會衝突，他非常關注現實中的一些集群事件或公共事件，在現實社會中具有一定的號召力。

　　二是傳統人文知識分子延續性歸隱和缺位。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不敏感和不熟悉新科技、新領域，回答或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專業知識不夠。其次，受到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制約。因害怕「又時時觸及討論紅線，只能繼續進行『動態歸隱』（mobile privatization）」，「以道家思想為核心、以儒釋為補充的隱逸主導文化下，真正精英型的公共分子的意見領袖很難現身微博。」[11]

　　其三，微博仍是一個浮躁而非理性交往的空間。在微博碎片化和娛樂化的傳播機制下，意見抱團和個人崇拜成為常態，而潛在公共知識分子偶爾的見解，極易被淹沒在雜碎和娛樂化的信息底層，缺乏廣泛的關注；或因不易被理解，而招至誤解甚或攻擊。因此，不能斷言知識分子不關注微博，只是對一件事務的關注並不必然意味著思想交鋒的產生。公共領域需要文化精英主導，現在看來，微博仍不是一個良好的、能夠促成同一知識層面的對話的空間。

　　三是對非理性微博場域的迎合。目前微博意見領袖的權威和影響力，主要依託個人和信息的感性魅力，以及他們在訴諸常識中體現出的道德勇氣。遺憾的是，當我們以公共知識分子的標準來衡量微博意見領袖的時候，情況並不樂觀。某種程度上，膚淺的議題設置、對大眾極端情緒的迎合、貌似公正公平的觀點，是這些意見領袖的傳播特點，「偽公共分子」快要成為他們的身份標籤。

　　四是公共知識分子在與公眾話語主導權的博弈中，可能相互「裹脅」與「綁架」。在一個「平權」、「去權威」、但仍浮躁的言語場域中，公共知識分子話語主導權的發揮，是一個充滿著不確定和風險的過程。微博所體現出的自我封閉和集群特徵，可能對公共知識分子與粉絲群體的相互影響，產生兩個方面的問題或隱憂。

　　首先，公共知識分子的「意見領袖化」生存，客觀上形成了微博公共空間的話語權「再次中心化」和階層鴻溝，不利於公民意識的形成和草根意願的表達。其次，公共知識分子也可能被微博非理性的交往場域所「綁架」。為了獲得龐大數量的粉絲「關注」和「跟隨」，即「加 V」確立身份和影響力，微博領袖可能會從言語技巧和思想觀點兩方面，迎合微博感性而欠缺深刻的文化語境，迎合粉絲群的「網路公意」。一方面，可能採用迎合性的話語規則和話語方式，從長遠來看，這使得意見領袖在公眾輿論中的公信力和權威感面臨考驗。另一方面，意見領袖也極可能有意無意地迎合偽公共事件，妥協於集群心理，而成為粉絲的「迴音壁」；甚或可能被粉絲群所「綁架」，失去獨立和理性的判斷，從而實際上被削弱了話語主導權。

　　粉絲個體被群體所「裹脅」，而粉絲群體又與意見領袖相互迎合。這種狀態，可能加劇群體的非理性行為。而對整個微博世界而言，因部落群體的自我封閉，群體間的隔閡與衝突可能會加劇。

　　三、控制與驅逐：不堪承受之重

　　公共知識分子受到政商與技術的多重控制，話語空間受制，微博生存環境堪憂。

　　2011 年至 2012 年初，宋石男、霞葭、連岳、張鳴、於建嶸等五位在網路上人氣頗高的知名公共知識分子，先後攜帶大批忠誠粉絲，出逃新浪微博，轉投其他微博網站。張鳴等意見領袖是新浪名人營銷戰略的重要成果，為新浪微博活躍度做出過重要貢獻。對他們的絕然離去，新浪並無挽留之意。從這些意見領袖高調宣稱的理由來看，他們主要是不滿於新浪的嚴格審查管理。正如宋石男所言：「新浪微博也與時俱進，它的統治手段富含中國特色的狡黠，」新浪 CEO 曹國偉曾坦承：「出現敏感話題時，新浪可創造性地限制談話內容，而不是將其全部刪除。」[12]而這種「創造性地限制談話內容」的手法，無非是在長期審核拖延、勸告等溫和手段失效後，採取刪帖、屏蔽帖、禁言、刪 ID 等方式。

　　目前的微博交往，確實有其內在的非合理性，其浮躁交往的種種表現，成為道德主義者攻擊的最好口實；而集權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衝突，更構成了權力介入微博的極佳理由。從政府對微博的意願和作為來看（不論其是否熱衷於微博施政），都透露出一種強制的權力理性的慾望。如實名制已成為政府機構惰於管理的不二法寶，在社會生活各領域屢見不鮮，卻難得一見好的效果。雖然，微博實名制在新浪和搜狐等網站中並沒有得到嚴格執行，但北京市於 2012 年初微博實名的施行，卻是一個明確無誤的不好的先兆。微博等社交媒體是技術經濟和商業經濟合謀的產物，但媒介的「經濟效益」必須服從政府定義的「社會效益」。除開外部行政控制，商業控制的「內在化」必然影響著微博自主性及其公共立場。商業力量從來是利潤的追逐者，而非建構公共領域的天然支持者，在權力的強力干預外，僅有的支持只能化為無形。

　　從張鳴等人被迫退出新浪微博等事件來看，與傳統媒體時代一樣，意見領袖仍只能以簽約化的方式，遵從權力的意願，在媒體中討生活。否則，意見領袖的身份難以確立，影響力難以發揮；更嚴重的，只能被迫接受違規後的處罰。張鳴等人可以宣稱退出新浪微博，進駐其他網站微博，但誰又能保證其他網站會更為開明呢？在更寬廣的社會層面上，公民話語權的獲得及話語的分量，只能依靠合理的社會結構與制度設計。否則，可以說，作為生活世界的一個新的部分，微博終究如傳統媒體一樣，逃不掉被系統世界殖民化的命運。而意見領袖仍只能掙扎於傳統約束性的媒介評價系統之中，仍只能在半官方性質的媒介旨趣與自我實現的目標之間痛苦博弈。

　　四、微博凸顯「虛妄的公共性」

　　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對如何理解自我與社會的關係，開始有了反省，產生了極大的困惑，不得不「從追問知識分子精英意識的虛妄性重新自我定位」[13]。現今的知識界，虛無主義、犬儒主義和激進主義成為生存常態，知識分子對自我公共性的深刻反思，社會對普遍知識分子「虛妄性」的嚴厲批判，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現實社會中，承受來自多方的攻擊和污名，一直是具有公共意識和批判精神的知識精英的宿命。而微博這一種平權、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間，更讓知識分子所謂「虛妄的公共性」充分暴露。虛妄主要來自於知識分子的兩難境遇：一方面，在開放的網路社會，知識和社會進步所必需的獨立自由精神與受制於物質利益、統治權力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深化了。如採取異常激進的反抗，甚至為了反抗，不惜挑起階級或階層對抗，此時，知識分子必然為權力和主流價值觀所不容，極易失去表達自由甚或人身自由。如是，公共知識分子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於有意識形態鬥爭意味的批判。「在統治階級眼中，知識分子必不可少，卻也不可信任；」[14]尤其是批判性知識分子，一貫被斥為消極的空想者和顛覆秩序的破壞者，是虛妄的公共性。[15]

　　另一方面，當知識分子的翅膀被折斷，或者寄生在學院體制，或者以簽約化的方式在文化企業、媒體中討生活，甚或直接成為資本的代言人時，知識分子確實無顏面對公眾對其公共性的質疑和不信任。

　　除了體製造成的限制外，公共知識分子群體「自身確實存在著不少問題，使得他們的公共言說常常是畸形的、不成熟的」[16]。而在微博這一眾生喧嘩的空間中，這種不成熟更為凸顯。微博是一種開放空間，內部易形成個體被群體所圍觀、評論的傳播結構，即福柯所提出的「共景監獄」。以意見領袖身份進入微博公共視野的知識分子，只能承受公眾的期待、標準、質詢、娛樂和憤怒。他們必然暴露自身的稚嫩、脆弱，也註定無法隱藏公共面具背後的一點私利和不純動機。公共知識分子正面臨公信力質疑，壓力成倍放大。有來自網民的惡性情緒渲泄；有對其言說的不理解和誤解；更有對其道德、動機和背後利益的揣測。如「專業研究能力不行」；只能「為了名利雙收」，而來網上充當「萬能知識分子，作秀知識分子」；而「缺乏現實感，理論與實際脫節」、「被利益集團收買」等指責也從未消停。2012 年初，方舟子質疑韓寒代筆一事，有誹謗之嫌，不僅引發訴訟，更引起雙方粉絲在網上的相互漫罵。再如易憲容持之以恆地批判房地產暴利，張鳴一貫批判高校行政化，導致有人做了一些有關他們自身背景的分析及對其道德的質疑。

　　現在的微博講壇，對公共知識分子而言，可能是一種磨礪。成也倏忽，敗也倏忽。他們可能因某一事件的仗義執言，而一夜間被推上神壇；也可能因其動機被質疑，或者有與體制和權力妥協的苗頭，或者有鄙薄底層民眾的嫌疑，而一夜間被扯下「公知」的冠冕。2011 年底，韓寒連續發出《談革命》、《談民主》，《要自由》三篇標題磅礴的博文，引起網路熱議，粉絲支持數銳降。三篇短文確實集中暴露了他學養不夠、理論不足的短板。至於一些人批判其被「犬儒」了；一些人質疑其文章的立論基礎是臭名昭著的國民「素質低下論」等，我認為均值得進一步討論，也有待觀察。

　　不可否認，有一些意見領袖個體，因在網上發表各種不當言論，而成為公眾的批評對象，也導致意見領袖的網路公信力整體下降。如發表極端言論，挑起個體和階層衝突；相互粗暴攻擊；矯情似的「公共知識分子嘮叨」（賀衛方語）；甚或充當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動機險惡地誤導公眾等。2012 年初，北京大學孔慶東教授在網路視頻上發表對香港人的粗口攻擊，損害了北大的聲譽，也使公眾對網上意見領袖失望感加深。但是，無論如何，個體的不當作為，群體的不成熟，均不應當成為消解意見領袖行使社會責任正當性的借口。也許，娛樂或其他社會名流可以通過已有身份，獲得並保持微博中的光環地位。而公共知識分子卻沒有這種幸運。他們意見領袖的身份，只能通過其無私的代表公共意願和利益，才能被公眾所賦予；只能憑藉其專業與知識，才能被認微博、公共知識分子與話語權力同；他們的話語權力，只能秉持獨立批判精神有所擔當，才能獲得並維持。反之，已有的光環、自誇的公共性，均只是一種虛妄。

　　五、堅守傳統與推動理性交往

　　當知識分子因政商的共同壓力而被邊緣化或主流化，當他們剛剛建立的公共精神和理想信念，被世俗無情地顛覆、嘲弄時，他們所賴以自我確認的那些神聖使命、悲壯意識、終極理想與人文情懷，已紛紛瓦解。許紀霖曾因此發出一個疑問：「知識分子有沒有可能以傳統的方式，在當今這樣一個知識被高度專業化、文化被商業操縱和元話語被解構的後現代社會中繼續存在？」[17]

　　（一）承接微博技術的賦權

　　「互聯網總是不斷地創造著各種形式，為信息、辯論創造新的公共領域和空間，但它又總是呈現出一種中性的面目，它本身不提供價值判斷和導向作用，既包括鼓勵民主的潛在行為，同時也為新的操縱、社會控制和傳統地位的鞏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18]

　　此時，思考新技術帶來的社會問題，反思媒體和新技術在當代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成為當代知識分子的重要任務。傳統的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無法解決來自非傳統媒體的問題，針對西方社會的媒體控制理論也無法解決中國互聯網上出現的問題。知識分子要討論媒體文化成為社會啟蒙工具的機制，反思新技術賦予和改造人民權力的機制，但不應僅限於此。媒介技術及其創造的公共空間，對知識分子的公共性質、作用和職責提出了新要求。最基本的，「在當代民主政治中，有效利用技術非常必要。想繼續在公共領域有所作為，知識分子必須學會使用新興媒體，來參與民主論戰、塑造當代社會和未來文化。」[19]

　　（二）秉承批判精神與道義傳統

　　利益分化、價值多元和思想活躍的時代已不可阻擋的到來；時代需要、並且在呼喚著知識分子。轉型期的中國，各類社會問題極為複雜，非常需要敢於直言、敢於代表公共利益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穩定壓倒一切」和「正確輿論導向」的要求處處鉗制著言論，中國知識分子因此面臨著特別的、困難的選擇。但我以為，無論如何，知識分子理應以滿懷激情和想像，以知識分子天賦的批判理性的方式，傾情投入這個火熱和躁動的時代。承擔起啟蒙批判的職責，這是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無法也不能卸下的重擔。

　　微博的技術賦權，對公共知識分子而言，意味著諸多積極的可能性。微博仍是民主政治的新興推動力量，具有促進民主論戰和討論的潛力，帶來了話語權力結構重新布局的可能性。相比傳統媒體而言，對微博的權力控制和影響的難度更大。可以肯定的是，微博構成了一個價值多元化表達的空間，用集權制的理想來對待微博及微博時代，也是極不現實的。因為，自由表達權終究是時代趨勢、人心所向和技術推動。當然，也不能讓微博放任自流，去隨意消解主流中心性而導致離心混亂；但更不能用專制暴力去消滅多樣性來達到一致共同性。誠然，公共知識分子的存在無法代替一個健康的公共領域本身。但毫無疑問，公共領域的建構和完善，絕對要依靠知識分子的努力和知識分子群體的良心和道義。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從來不缺良心和道義，這是他們的天性，也是他們生存的意義。大眾的微博交往，正刺激著知識專家走出象牙塔，突破自己的狹小牢籠，關注大眾的日常生活，表現他們的理想和意願。

　　（三）推動公民理性交往

　　現在看來，微博還遠未能構成一個典型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但在微博空間里，有多元利益的呈現，有相對自由的論爭。也許我們現在還沒有公共領域，但不能沒有公共知識分子。社會的理性交往還需要知識分子的引導和培養，有時還需要振聾發聵的警醒。如 2012 年初方舟子披露韓寒抄襲事件，不論動機是否如方所言，是希望提醒年輕人不要盲目崇拜一個人，事件的客觀效果卻是我所欣賞的。因為，培養公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公民的獨立意識、批判與自由意識，無疑是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職責所在。

　　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所內涵的公共性，無論是代表公共利益、還是天然的批判精神和道義感，在眾聲喧嘩的微博場域中，一時難以被廣泛認同，甚至可能反被污名和指責，這是知識分子必經的磨礪。但公共知識分子沒有必要糾結於身份矛盾，自慚於「公共性的虛妄」，而放棄自身的話語權利和職責。他們的身份所內涵的「公共性」，目前最重要的，乃指捍衛公共領域對話之根基，以及在此基礎上對社會公共性的不斷參與重構。在目前的中國社會交往現實中，交往理性的社會建構仍是一個遠遠沒有達成的目標。

　　公共知識分子不應以支配者自居，不應恃傲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同樣也沒有必要宣稱是普遍利益的代表；更不能有迎合民粹主義的傾向，將底層民眾的道德感和正義感抽象地加以美化。公共知識分子要做的，除了就具體公共事務觸發議題、引導輿論外，更重要的是推動建立一種有助於推動理性對話的「發言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微博領域的公共知識分子可稱為「最低限度的公共知識分子」。[20]

　　也許可以這樣說：藉助新媒體的技術賦權力量，培養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進而推動公共領域的發育，是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

　　（四）身份定位與話語策略的調整

　　在微博等社會化媒體空間生存的公共知識分子，學科專長、跨領域的博學是必備的素質。僅憑簡單的生活常識和心中的良知和道德就可以分清是非的時代已過去。不言而喻、不證自明的是非觀，難以應對異常複雜、人文與技術因素糅雜的各種社會問題。在紛亂龐雜的微博信息場域中，面對一些維護現存秩序、專業話語背後隱藏私利的技術專家，公共知識分子如沒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支撐，僅擁有一腔浩然正氣，是無法與之進行話語論爭的，更無法凸顯自身的公信力。除此之外，公共知識分子的微博生存，還需要有身份和話語策略的及時調整。

　　1．特殊知識分子的身份定位

　　微博、公共知識分子與話語權力不應放棄普遍知識分子的道義傳統，但目前可以作適應社會政治生態和微博場域的身份調整，從普遍知識分子向特殊知識分子的轉變，參與中觀和微觀政治話語的表達。跨過新的千年之後，社會現實和思想格局呈現多元化的趨勢，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應儘快適應這種趨勢。一方面，在紛繁複雜的多元現象面前，把握現實和歷史方向感，看到各種變化中不變的東西———「專制政治和相應的政治文化仍然頑強地存在，否則，可能從根本上忘掉公共知識分子的使命：批判和改造社會。」[21]

　　另一方面，後現代的政治視野，正如福柯所言，要求知識分子作為特殊知識分子與新興的社會運動相結合，不是作為被壓迫者的代言人，而是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從被壓迫者的立場來進行干預。特殊知識分子「並不預言、承諾某種社會目標，只是從自己所處的特殊位置、通過專業分析的方式，揭示所謂的真理與權力的不可分割，拆解社會隱蔽的權力關係，因而批判、而且是具體的批判，而不是建構尤其是整體的建構成為特殊知識分子的自我理解方式」[22]。微博技術構成了一種後現代政治的語境，話語權力鬆散而又具有本土化特徵。在這種語境中，微觀、中觀政治訴求已取代了宏觀政治話語。從宏觀的政治、制度和空洞的民主、自由的訴求中擺脫出來。因而，公共知識分子應當跳出其特定圈子走向微博領域，面向普通大眾，代表他們的利益，接受他們的表達賦權；以特殊知識分子的身份，干預社會各領域的活動，多方位的參與公共事務討論。他們的言論和職責可以更具體、更有區域性，可以更設身處地支持邊緣性和受壓迫群體；在參與民主討論和辯論中，維護處於具體環境之中的規範觀點、價值或原則。當然，也要警惕在國家與市場共謀下，公共知識分子「部落化」之現象，即借口討論問題的專業化，而放棄或轉移問題本身的公共層面剖析及人文關懷。

　　2．話語表達策略調整

　　微博領域的公共知識分子應具備「社會學的想像力」（賴特·米爾斯，2005）。不僅是社會事務的評議者，也要與優秀的記者一樣，充當環境的監視者，擁有觸發議題的嗅覺，即能夠從紛雜的信息汪洋中，從紛繁的經濟社會亂象中，注視到潛在的公共話題，並能夠理出頭緒。

　　公共知識分子可以從學科專業知識出發引出話題；也可以從現實問題出發，組織思考和言說，但這並不足夠；還需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專業的知識說得明明白白。在傳統的眼光里，無論是張鳴代表的政治學專家，還是易憲容所代表的金融專家，都是一副高深莫測的模樣，這阻礙了專家與公眾的相互接近和知識對話，阻礙了在微博生存中非常重要的人際吸引力的產生。易憲容一年發表 600多篇博客文章，意義並不在於文章的專業精尖，而在於他能夠直接面對公眾順暢地交流。

　　學會使用妥協性的言語技巧。這是由中國民主政治現實決定的。首先需要擁有並維持住一塊言說陣地；而正話反說，綿里藏針，打擦邊球，是目前環境下言說者必須使用的言語技巧。韓寒發表的《韓三篇》，雖然不大可能經得住嚴格的學理推敲，但它卻把文化界素來關注的問題進行了一次通俗化的表達，由此引發的爭議以及是非對錯等問題，相對於表達本身，甚至都成了一個次要問題。也就是說，《韓三篇》更有價值的地方在於，韓寒通過自己的影響力，把改革、民主、自由等重大問題推進到了更廣闊的公共話題空間中。

　　總之，在人類社會內部，權力控制欲與公民懷疑心同等頑強，而表達自由是公民制約權力、控制權力欲膨脹的有效手段，是民主政治的推動力和保障力量。為了民主政治的理想，公民中的知識階層，理應運用包括微博在內的媒介手段，自我賦權，自我救贖。這其實是需要勇氣、知識和理性的行為。

　　六、結語

　　當今，一批知識精英積極回應媒介技術的賦權，以意見領袖的身份棲身於微博空間中。他們的行為也許並不成熟，動機也並不那麼純潔。但我們不可否認，這個群體正努力發揮著批判和道義精神，構建自身的公共性，爭奪與彰顯中心話語權力。在一個「去權威」、「去中心化」、但仍欠缺理性的交往場域中，意見領袖話語主導權的發揮，是一個重新中心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充滿著不確定的過程。在形式上，微博有一種外在條件和潛在可能，即成為意見領袖發揮公共精神、引導社會價值共識形成的空間。現在看來，仍存在許多現實阻力。這是因為：微博目前還是一種浮躁的交往空間，其自凈機制存在與否，或能否發揮功效，還有待觀察；並且，權力體制和商業體制正作為系統性的力量，逐步擴張於此空間。借用台灣時評人張鐵志的話說，「知識分子從公共領域撤退出來，是件危險的事情。」[23]

　　也許，公共知識分子在微博等新媒介上的表現並不成熟，但無論如何，知識分子個體的不當作為，群體的不成熟，均不應當成為消解知識分子群體的公共性、批判精神和道義責任感的借口。

　　正處於轉型期的中國急需公共知識分子的警示和指引。在唾沫橫飛的微博世界裡，公共知識分子就像是中國言論發展道路上的冉冉新星。他們以自己專業、理性的話語，擴大了人們的知識面，提高了公民素質和人們對信息的辨識度，指導了一些公共事件的解決。他們的微博話語雖然零碎，話語價值也達不到振聾發聵的程度，但在潛移默化當中，建立了公共話語討論的空間，引領與推動著公民的理性交往，使得構建公民社會的公共領域有了可能。「歷史經驗表明，知識分子的公共性不在於話語權的大小，也不在於聲音分貝的高低，而在於批判精神；」[24]與體制的妥協、融洽，並非真正知識分子的應當作為。幾十年之後回頭來看，我們欽佩和讚譽當代知識分子在微博領域作為的方面，不是他們知識的淵博、專業的嫻熟，而一定是此時他們表現出的良知與道義擔當。

　　注釋:

　　[1]李名亮：《現實與隱憂：微博意見的話語權力》，《今傳媒》2012 年第 5 期。微博、公共知識分子與話語權力

　　[2]雅各比：《最後的知識分子》，洪潔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年。

　　[3][德]卡爾·曼海姆：《卡爾·曼海姆精粹》，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4]陶東風：《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分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年; 再如孫立平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有三個特點：理想、批判、分析; 馬立誠認為，他們維繫著社會的主要價值，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徐友漁、許紀霖等學者均直接沿用三個層面的內涵。

　　[5]《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 50 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 年第 7 期。

　　[6]《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 50 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 年第 7 期; 朱蘇力：《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建構》，《社會學研究》2003 年第 2 期。

　　[7]《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 50 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 年第 7 期; 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傳統知識分子(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與有機知識分子( organ-ic intellectual) 是葛蘭西( Gramsci) 對知識分子所作的經典劃分，統稱普遍知識分子，即相信有一種普遍的真理和知識的存在，並且熱衷於扮演先知般的預言家，指導人民往什麼方向走，特殊知識分子 specific in-tellectual 是福柯所創造的概念，與普遍知識分子相對應。

　　[8]《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 50 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 年第 7 期; [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公共領域與批判性知識分子》，李卉譯，《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7 年第 2 期。從對權力迎合、妥協的立場角度，道格拉斯·凱爾納也將知識分子劃分為批判性知識分子和「和諧性」知識分子。

　　[9]《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 50 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 年第 7 期; 許紀霖：《從特殊走向普遍———專業化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知識分子論叢》( 第 1 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0]張跣：《微博與公共領域》，《文藝研究》2010 年第 12 期。

　　[11]余曉冬：《微博對「公共領域」復興的解構》，《南風窗》2011 年第 2 期。

　　[12]宋石男：《我為什麼離開新浪微博》，《搜狐評論》2011 年 7 月 22 日。

　　[13]蔡翔、許紀霖等：《學統與政統》，《讀書》1994 年第 5 期。

　　[14][19][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公共領域與批判性知識分子》，李卉譯，《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7 年第 2 期。

　　[15]吉方平：《透過表象看實質———析「公共知識分子」論》，《解放日報》2004 年 11 月 15 日。

　　[16][21][24]徐友漁：《當代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生成》，《當代中國研究》2004 年第 4 期。

　　[17]許紀霖：《從特殊走向普遍———專業化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知識分子論叢》( 第 1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8]田磊：《微博：新技術的美妙與危險》，《南風窗》2010 年第 26 期。

　　[20]汪凱：《要公共知識分子，還是要公共領域》，《中國傳媒報告》2007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