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4月7日《京華時報》報道，在外界的一片質疑聲中，食葯監總局6日針對上海公安部門破獲的1.7萬罐假冒名牌奶粉案再發公告表示，國產奶粉品牌貝因美也捲入此次假冒奶粉案中。食葯監總局方面還表示，此前之所以公布假冒奶粉符合國家標準的信息，主要是提醒消費者不要恐慌。

政府監管部門忽悠「假奶粉符合國標」，是為了避免消費者恐慌，結果製造了更大的恐慌。因為奶粉直接關係嬰兒身體健康，沒有哪個父母敢拿孩子的生命健康做賭注，一定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職能部門越想要讓消費者相信「假奶粉符合國標」，消費者越會懷疑裡面有問題。何況，上海破獲1.7萬罐冒牌奶粉案件，部分假冒奶粉已流向7省市場，沒有完全進行查收，消費者就要問，「現在市場上還有假冒雅培嗎？我家寶寶正在吃的就是雅培啊」，消費者的心難以落地。

最大的恐慌來自於未知，公眾對奶粉的恐慌，主要來自政府職能部門對政務信息的不公開和隱瞞，職能部門的官員害怕信息公開會造成所謂的「恐慌」，實是害怕信息公開造成對自己不利的局面，害怕上級興師問罪，害怕自己被拿捏到政治生命的命門，於是總是偏向於隱瞞信息真相，選擇性地公布信息真相，對於壞事，則本能地捂蓋子，說謊話，「擠牙膏」，相信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可以擺平這些事。

在這樣的行政生態環境里，隱瞞信息，就是為了掩蓋醜惡，不斷地隱瞞信息，就是不斷地消耗公信力。最後形成惡性循環，哪怕行政部門確實是講了實話，也有一片好心，但是無法取信於民，在信息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的狀態之下，民眾更加恐慌，甚至謠言四起，人人自危，官員妄想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但不如願，反會「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這樣的事例已經太多，上海冒牌奶粉案不過是這種愚蠢案例的又一翻版，其本原因在於政府的法治程度不足，人治因素太濃。法治政府的一項重要前提是公開透明，政務公開的目的，是要讓政府的權力受到監督，從制度上來避免濫用權力，權力受到有效約束，方為法治之根本。當公權力掌握事關公眾利益的信息真相時，必須告訴民眾，不護短、不避諱，開誠布公，依法處置，否則，就失去了前提。

無論是《信息公開條例》還是《食品安全法》，都明文規定要政務信息公開，比如《食品安全法》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對食品安全事故隱瞞、謊報、緩報，不得隱匿、偽造、毀滅有關證據。如有違規，相關責任人要受到行政和司法處分。上海冒牌奶粉案中隱瞞、謊報信息的公務人員是有法不依，知法違法，應該儘快啟動問責機制，要讓他們為自己的亂作為付出應有的代價。

事實上，公眾不但關心職能部門對信息的隱瞞，也關心為什麼中國乳製品行業安全問題一再出現？在經歷了2008年那場大浩劫，給公眾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傷痛之後，雖然經過多年的整飭，安全問題有了較大改觀，但問題乳製品仍然頻頻在市場出現，與消費者的期望還有較大差距。

特別是，新《食品安全法》自2015年4月已經開始施行，可是就在新《食品安全法》施行之後，光是奶粉問題就不斷曝出。比如，今年2月，又有17家乳企，上了食品安全審計「黑榜」，有的奶粉質量不合格，有的產品未按規定做相關檢測，有的出現問題奶粉未進行整改。之所以會這樣，可以看成是中國食品安全「國家標準」普遍數量少、時間早、指標低，而且有些指標缺少風險評估依據，標準之間交叉、重複甚至矛盾。一旦用新的「國家標準」去衡量，立馬就變成了不合格產品。

還有，就是一些地方在執行新《食品安全法》時，為了保護地方財政收入和就業維定，有意「遷就」企業利益，採取「變通」手法，對企業食品安全在國標上一降再降，從而導致假冒乳粉也符合國標。

再有就是這一事件暴露出，一些地方執法部門打擊假冒偽劣產品還有待加強。報道中的奶粉是幾名犯罪嫌疑人通過仿製假冒品牌奶粉罐、商標標籤，收購低檔、廉價或非嬰兒奶粉，在非法加工點灌裝出售的方式，謀取市場暴利。對於這些違法行為，執法部門不能不作為，要及早掌握線索，及時端掉窩點，才可以盡量減少假冒奶粉流入市場。

總而言之，中國乳品業要復甦，要重塑信任，步入良性發展軌道，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必須要經歷提檔升級的降痛，必須要刮骨療傷，必須要解決食品安全問題這個最最基本的問題，這個最最基本的問題不解決，一切夢想都如同建立在沙堆之上。無論企業還是政府，固然要考慮當下的利益，但更要考慮長遠利益。

本文原載法制周末。聯繫、投稿、合作請加賣哥微信號Ｌiaobaoping1，註明「賣思想」。

公號只發好文，微店我只賣信賴的產品，推薦廖保平經典書籍《打撈中國憤青》，透徹解剖中國憤青，非常值得一讀，思想國獨家發售。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