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保障
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要想鞏固工農聯盟，必須捍衛公有製為主導的底線，加大勞動人民在各級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維護公有制佔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路線，路途荊棘坎坷密布，卻是中國通往勝利和成功、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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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間競爭首先就是國家領導人戰略思維水平的競爭。管子曾說過：「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1]我們不是英雄史觀，但毋庸置疑，最高領導人理論和實踐水平如何，對綜合國力可以發揮重要的指數效應，直接影響乃至決定國家的發展方向和國家興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中國又處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安全上，中國崛起步伐加快，加劇美國疑懼和焦慮情緒，戰略東移和對我圍堵步伐加快，中美能否避免歷史上權力轉移產生的「修昔底德陷阱」;經濟上，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水平一度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但最終未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中國能否避免這一命運。所有這些重大問題，特別考驗最高領導人的掌舵水平。習近平主席的系列講話，內容博大精深，具有極高的理論素養，也有深刻的戰略洞察力，以及深邃的歷史感，值得深入挖掘和創新性闡釋的思想閃光點很多。認真學習習近平主席講話，有助於深入領會習近平講話的精髓，更好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
一、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符合時代大潮中華民族能否實現民族復興，政治方向和發展道路是關鍵問題。「舉什麼旗」直接決定「走什麼路」。一旦指導思想出問題，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導致社會主義事業受損，乃至國家解體。在這一重大問題上，習近平反覆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
這是中國歷史選擇的結果，也符合當前時代大潮的發展趨勢。
從國際潮流看，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赫曼在《世界三十年》一書中，將1978年到2008年是世界「向右轉」的三十年。那個時期，新自由主義普遍被奉為治國法寶。中國改革開放、英國撒切爾主義、美國里根經濟學、蘇聯改革都是這方面的例證。冷戰結束進一步加快了各國「擁抱全球化」的進程。然而，「月盈則虧，水滿則溢」。2008年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再次改變了國際關係中的邏輯。這場危機「損害了後冷戰秩序中最重要的兩個支柱：美國實力和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美國接連發動戰爭、「佔領華爾街」運動、府院之爭導致政府停擺等等，暴露西方發展模式弊端。[2]在此背景下，整個世界重新「向左轉」，強調公平分配的社會主義重新受到熱捧。甚至連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奇也開始捧讀《資本論》，試圖從中尋求解困之道。
世界大勢的這種趨勢性變遷，歸根到底是源於新自由主義的「失靈」與「失敗」。新自由主義的一個假定，就是認為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有助提高經濟效率，導致更快發展和更大繁榮。但這一假設本身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指出，自由市場制度不能存在於任何時期。[3]無論是封建社會時期的行會制度，此後的特許經營制，還是現在常見的配額制和關稅制度，都意味著任何時代都不存在純粹的自由市場競爭。相反，不完全競爭和某種程度的壟斷，反而是多數行業生存和發展的常態現象。企業的利潤也更多來自不完全競爭，而不是完全競爭。私人資本試圖控制壟斷性行業，正是為了獲取這些行業憑藉壟斷性地位獲得的壟斷利潤。指望通過公共和戰略性行業私有化來提高經濟效率完全是緣木求魚。
其次，新自由主義理論過分誇大了市場手段的適用範圍和效能限度。在經濟活動中，藉助「看不見的手」配置資源固然重要，但其局限性也顯而易見。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只有當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非常一致時，市場才會運行得好;當個人回報與社會收益不充分一致時，很容易出現少數人受益，多數人遭殃的「市場失靈」現象。[4]尤其對擔負部分公共服務職能部門(如交通、鐵路、電力、能源、電信等)的私有化和完全市場化，很容易導致服務質量下降或費用上漲情況。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後，政府監管了金融部門，形成近40年的金融穩定和快速增長，而從里根時期逐步減少政府管制後，反而引發金融秩序混亂，乃至最終釀成金融危機。
歷史經驗表明，沒有哪個發達國家當年是秉承新自由主義實現經濟崛起的。中國通過前後三十年對比，尤其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之後，越發認識到，中國只有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國家才能復興崛起，人民才能共同富裕。
時代潮流的這種方向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是任何力量所無法阻擋的。順勢而動則事半功倍，逆勢而動則事倍功半。這就像在海里游泳一樣，漲潮時漂流即可到岸，退潮時拚命划水仍離岸越來越遠。習近平主席的系列講話，與當前國際大氣候與國內小氣候「氣場」相合，順應時代發展大潮，因而贏得廣大民眾的熱烈響應和廣泛認可，有助於增強我們對中國未來前景的信心。
二、堅持社會主義必須維護政治安全，謹防墜入「民主化陷阱」。從國際戰略角度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屬於「政治突破型」建國的國家。在其政治生命全程中必須始終強化政治統領全局和國際戰略。通俗地說，就是凡是靠政治起家者，就必須靠政治強化生命之途。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維護政治安全，也就是確保國家主權、領土、政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免受各種侵襲、干擾、威脅和危害。政治安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更大勝利的前提和保證，政治制度直接關乎中華民族興衰成敗。
習近平在國安委首次會議上強調，「政治安全是根本」。當前，中國維護政治安全，最主要就是要謹防墜入西方為瓦解和削弱中國，而精心打造的「民主化陷阱」。政治的本質是政權問題，政權的關鍵又是哪個階級掌權的問題。就此而言，國體問題(也就是政權的階級基礎問題)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問題。民主只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根本沒有超階級的民主。毛澤東曾指出，「沒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階級的自由，具體的自由。」「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身上，看幹什麼事情。」[5]表面看，多黨競爭和自由選舉使每個公民都有參選勝出機會，因而似乎最能體現民意。但在實踐操作中，競選永遠是資源、財富、勢力的比拼，由此決定了民主政治永遠是少數寡頭間的遊戲，而與普通勞動人民無關。在民主問題上，缺乏階級分析觀點，一味將實現「民主自由」、變革政治體制視為紓解困難的「萬能靈藥」，而迴避「哪個階級掌權」這一主要矛盾，要麼是真糊塗，要麼是裝糊塗。近些年，各種普世價值甚囂塵上，鼓動中國走西式民主道路呼聲日漸增強。透過現象看本質，這種「民主化藥方」實際是一劑慢性毒藥。
在實際中，民主優先很容易導致「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的尷尬處境。在阿拉伯世界，埃及、約旦等國早在殖民統治時期就建立起現代民主制度(如議會、政黨等)，但真正掌權的基本都是國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權貴階層獨享權力資源，由此才會使中東國家在20世紀五六十紛紛發生政變，轉向威權政體。在南亞，民主選舉幾十年，但最終勝出的始終是幾大顯要家族成員，如斯里蘭卡的班達拉奈克，巴基斯坦的布托和謝里夫，印度的尼赫魯，孟加拉國的拉赫曼等。在印度，下院所有30歲以下的議員均出自政治世家。烏克蘭的民主博弈，同樣是大國博弈背景下的寡頭之爭，即以金融和採掘業寡頭為首的親西方寡頭和以傳統製造業為首的親俄寡頭之爭。即使在被奉為「民主典範」的美國，民主政治同樣是「富人的遊戲」。知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說過：「我們當前的體制似乎是依據『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來運行的。」在這些國家，無論誰上台，當權者都是優先為本家族或本階級謀利益，而不顧多數民眾的利益關切。毛澤東曾尖銳地指出，「像現在的英、法、美等國，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這話有些不中聽，但卻是現實的真實寫照。
環顧世界，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因照搬西式民主而實現國家富強。蘇聯因民主化改革而走向解體，當前泰國、烏克蘭、埃及等國在民主化後，國家紛紛陷入亂象。正是由於民主的欺騙性和虛偽性日漸暴露，「民主化」在當今世界日漸失去了號召力。2014年3月，英國《經濟學家》刊文感嘆「西方民主病在哪兒」，坦承「民主」在全球發展停滯甚至出現逆轉。「自由之家」認為，2013年已是全球「自由指數」連續第8年下降。[6]2013年皮尤調查顯示，美國僅有31%的人對本國發展方向感到滿意，而中國這一數字達到85%。
中國自身的政治探索同樣表明，試圖借推行民主實現民族崛起，完全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晚清時期，康梁等人主張君主立憲制，但並未挽救清政府;辛亥革命後實行總統制，中國隨即亂象紛呈：宋教仁遇刺、袁世凱稱帝、曹錕賄選、張勳復辟、軍閥混戰等等。——這個中華民族蒙受苦難的時期，卻被某些「民主原教旨主義者」描繪成令人嚮往的「民國范兒」，實在匪夷所思。
近些年中國在農村實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實際也是一種西式民主的試點。然而，經過這些年的實踐，這種民主試驗效果並不算好。一則它極大削弱了基層黨組織的影響力，弱化了中國共產黨對基層民眾的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這種看似公平的民主選舉，使家族政治、黑社會政治、賄選政治大行其道。在河北農村老家，很多鄉村的選舉被黑社會掌控，我所在的村子相對好些，但賄選現象盛行，候選人競相給村民輸送好處(從送米送面到直接給錢)，有人還貸款六七十萬競選村主任。最後結果是越是花錢多的，贏得的選票就越多。而這些人在當選後，幾乎無心為公眾服務，而一心為自己大撈好處。最近，一度被炒作沸沸揚揚的烏坎民主選舉，最終也以失敗告終。這種民主化嘗試不值得推廣，更不應成為中國未來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
蘇聯解體之後，境內外反華勢力又開始加緊「忽悠」中國，試圖讓中國照著戈爾巴喬夫的方式進行政治改革，最終藉此削弱和解體中國。因此，儘管中國幾十年來一直在進行政治改革(如實現任期制、差額選舉、村民自治等等)，但在西方戰略家眼裡這些都不算數。說穿了，在他們看來，只有將中國共產黨忽悠下台，中國才算實現「民主化」。中國共產黨組黨方式特殊，並與政權結合緊密，就像血與肉那樣相互融合生長。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如果按照西式民主進行改革，實行黨政分開，乃至任由共產黨選舉下台，意味著整個國家要將骨頭與肉硬生生切割開，這是會要命的。當年蘇聯就是因為這種改革而走向解體。
政治本質上是地方性的。「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習近平曾指出，鞋子合不合腳，穿了才知道。政治體制改革最忌生搬硬套。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2014年4月1日習近平在比利時發表演講指出，「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一論斷與此前有關政治制度的一系列表述互為表裡，一脈相承。由此使中國成功繞開了前蘇聯以及當前埃及墜入的「民主化陷阱」，為深化改革提供了堅定的政治制度保障。
三、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是鞏固和加強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和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有其特殊性。從國體來看，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並特彆強調共產黨的先鋒隊作用。毛澤東在《人民民主專政》一中話說得非常明白：「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7]這種直達本質的表述，遠比強調程序合法性、忽略實質合法性的西式民主，要透徹得多，實在得多，因而也理直氣壯得多。中國共產黨是靠武裝鬥爭和勞工大眾，戰勝了政權階級基礎薄弱的蔣介石。毛澤東後來總結道：「我們為什麼能取得政權呢?為什麼能和有外國援助的軍隊打仗呢?就是因為有人民。」
在權力組織方式上，中國採用的是民主集中制，議行合一，強調黨政軍一元領導。這種制度的最大優勢，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蘇聯能在很短時期內，由落後的、使用木犁的國家，一躍成為掌握原子彈的世界級強國，不能不歸功於這種體制優勢。二戰期間，英法等西方強國在納粹德國入侵面前紛紛潰敗，最終靠蘇聯力挽狂瀾，徹底扭轉了二戰局勢，拯救了人類文明。中國同樣憑藉這種制度模式，在幾十年時間內從傳統農業國變成工業化國家，變成能夠製造出原子彈和氫彈的工業化國家，如今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一國政治制度優劣的根本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有利於實現國家富強。對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來說，它要在短短几十年時間內完成西方發達國家在幾百年走過的現代化道路，因而當年西方國家幾乎是逐次面臨和解決問題，這些國家則需要同時面臨和解決諸多問題。從這一角度看，發展中國家更需要的是強政府。新中國建立後，我們在國體上堅持依靠工農階級，在政治制度方面實現一元化領導，並堅持民主集中制，最大限度地調動國內人力物力資源。
西方民主制度主要強調程序合法性，但我們的政治制度更強調實質合法性，相較而言，中國的政治制度更符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足以說明，中國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遜於西方民主政體，反而比西方政體更為優越。——正是這種對西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性挑戰，令西方世界對社會主義制度如此恐懼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後快。
戈爾巴喬夫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問題，就是他對蘇聯政體的優勢缺乏認知，一味妄自菲薄，反將西方政治制度奉為圭臬，因此所謂「根本改革政治體制」就變成了「拆房子」過程，最終目的是結束「一黨專制」，實現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制度。這種生搬硬套的自殺性改革，等於將蘇聯政體的骨頭與肌肉強行分開，因此最終結果必然是「手術成功，病人死了」，改革使蘇聯這一世界超級大國轟然解體。此前網上流傳的動畫片《前進，達瓦里希》，通過象徵手法再現了蘇聯解體過程。如果將那幢積木搭成的樓房比喻成社會主義大廈的話，不難發現存在這樣一個公式：「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人民福祉」。當蘇聯丟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再失掉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後，人民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意識形態」、「階級專政」這些東西，聽起來遠不如「人性」、「人道」等字眼舒服順耳，但卻是行之有效的逆耳忠言，和無往不利的苦口良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講得很清楚：「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8]
中國現行政治制度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不是不需要改革，問題關鍵是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什麼。如果將政治體制改革比喻成收拾房間，那麼政改的態度和方法大體有兩種：如果認定房子是危房，所謂「政治改革」就是拆房子;如果認為房子本身沒問題，只是內部有點髒亂差，進行「大掃除」就可以了。中國政治制度改革，應該是為鞏固和強化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則，而決不能改旗易幟，走西方議會民主道路。習總書記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包括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因此，我們的做法是進行打掃和裝修，但絕不以「拆房子」。中國新一屆政府倡導群眾路線，反四風等改革舉措，實際就是在「大掃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打掃完灰塵和污垢之後，這座房子會更加乾淨。
四、只有加強公有制的主導地位，才能真正維護政治安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要想真正鞏固和強化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定依靠群眾，鞏固工農聯盟。要使廣大勞動群眾與共產黨心貼心，就必須在利益分配上更多向勞動人民傾斜。這種利益傾斜舉措，不僅僅是簡單地「發糖果」，不僅僅是在「二次分配」中更多照顧群眾利益(那是膚淺的民粹主義觀點)，而是從變革生產關係入手，加強公有制主導地位，讓勞動人民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成為勞動成果的享受者。
中國工農聯盟的階級基礎，也就是政權安全的根基。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談到加強工農聯盟時曾指出，「我們的工農聯盟，已經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第二階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礎上。不搞合作化，農民必然向兩極分化，工農聯盟就無法鞏固，……我們的工農聯盟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鞏固人民公社和實現機械化的基礎上的階段。單有合作化、人民公社，而沒有機械化，工農聯盟還是不能鞏固的。」我個人理解，合作化、人民公社強調的是生產關係變革，只有公有制佔主導才能真正防止貧富分化;「機械化」指的是生產力變革。列寧也曾說過一個著名的公式：「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也就是說，只有當先進的生產力與公有制經濟制度相結合後，才可能鞏固人民民主專制制度，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
在迴避所有制問題、尤其是在私有制背景下談論生產力發展，就是毛澤東曾批評的「好施小惠，言不及義」。毛澤東指出：「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至於「確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過多關注是GDP數量，過多關注提高生產力，卻忽視了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根本問題。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了公有制佔主導，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通過形形色色的私有化，現在國有經濟比重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幾。這種所有制比重不僅明顯違反憲法規定，而且如此有限的公有制比例，已經不足以支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屬性。在私有製成分高達70-80%的情況下，「人民當家做主」已經很難落到實處。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前非公有制佔主導的經濟結構，使中國全國人大代表中的權貴化趨勢日趨明顯。據媒體報道，中國最富有的前五十名人大代表的資產總額，是美國最富有的前五十名國會議員資產的60倍。小時候，我們的政治教科書經常說西方議會是「富人俱樂部」，現在我們比他們有過而無不及。——正是因為全國人大中代表大資本利益的比重越來越高，才使我們每年都會出現如此多的「雷人提案」。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當家做主」日漸成為空話，人民民主政權的政權根基日漸薄弱。相比之下，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聲音在不斷壯大：那些用非法手段獲得「第一桶金」的少數權貴，渴望通過中國搞西式民主，將非法收入合法化;境內外各種大資本渴望通過公有經濟私有化，享受饕餮盛宴;西方敵對勢力更是推波助瀾，加速瓦解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由此不難理解，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各種抹黑國有經濟、推動國企私有化的報告和論調滿天飛，試圖壓迫中國新一輪改革向私有化方向前進。
中國共產黨要想真正維護政權安全，就必須正本清源，明確自己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定位，並重新鞏固和強化工農聯盟。要贏得工農真心擁護，就必須讓勞動階層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向工農輸送利益不是簡單地「發糖果」，而是加強公有制地位，讓更多的勞動人民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進而成為國家的主人。正像當年中國共產黨通過「鬥地主，分田地」，極大調動翻身農民保衛勞動成果熱情，使共產黨軍隊能夠在劣勢裝備下打倒蔣介石。電視劇《亮劍》中，李雲龍在很短時期內能說法國民黨俘虜返身來打老蔣，同樣是用土改成果來打動這些人。
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要想鞏固工農聯盟，必須捍衛公有製為主導的底線，加大勞動人民在各級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維護公有制佔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路線，路途荊棘坎坷密布，卻是中國通往勝利和成功、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唯一出路。
[1]《管子全譯·霸言二十三》(上)，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5頁。
[2][英]吉迪恩·拉赫曼著，曹檳、高婧譯：《世界30年：全球政治、權力和繁榮的演變》，中信出版社，2012年，其觀點散見全書。
[3][英]卡爾·波蘭尼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頁。
[4][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張子源譯：《不平等的代價》，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年，第154頁。
[5]《毛澤東年譜(1949-1976年)》(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4頁。
[6]「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 Feb, 2014.
[7]《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12頁。
[8]《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頁。
【田文林，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此文完成於2014年4月，2017年發表在《中華魂》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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