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嶺蒼蒼,珠江泱泱,

百年老院,似水流長。

我院作爲中國首家西醫醫院,自1835年創建後,幾經變遷,數度易名,風雨兼程,凝聚幾代心血,終攀醫學高峯。上世紀中葉,一批批醫學泰斗投身我院。他們紮根在這塊歷史悠久的土地上,面對着種種沉痾宿疾,決心要“除百姓之疫病,創醫術之輝煌”。他們以歲月爲筆,以熱血爲墨,書寫着大醫精誠的精神。從風華正茂到耄耋之年,他們信念如磐,大愛仁心,將畢生精力傾注於醫教研事業,鑄就了一座座巍峨的時代豐碑。

爲傳承一代醫學大家“敬佑生命、救死扶傷、甘於奉獻、大愛無疆”的醫者精神和精益求精、誨人不倦、金針度人的師者風範,激勵廣大醫務工作者砥礪前行。今天,讓我們一起走進逸仙豐碑第七期,聆聽耳鼻喉外科鄭億慶教授的人生故事。

鄭億慶

鄭億慶,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我院耳鼻喉科主任,中山大學名醫,廣東醫師獎獲得者。

擅長耳鼻咽喉科疑難疾病的診斷和治療,尤其是對人工聽覺植入、咽鼓管相關疾病、中耳炎、外中耳畸形、面神經疾病、耳硬化症、顳骨腫瘤、聽神經瘤以及耳鳴、耳聾、眩暈、頭頸腫瘤及嗓音疾病的診治有豐富的經驗。任中山大學聽力與言語研究所所長,廣東省醫學會耳鼻咽喉科學會前主任委員,廣東省醫師協會耳鼻喉分會名譽主委,中國醫師協會耳鼻咽喉分會常務理事,中華醫學會耳鼻咽喉分會委員,中國醫促會聽力分會副主委。一直以來主要從事耳科基礎研究工作,近10年先後主持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及省級科技計劃等各類基金11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論文100篇餘,其中SCI 53篇。

何爲大醫?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用“精誠”二字概括大醫風采。“精”,即醫者要有精湛的醫術,習醫之人必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誠”,即醫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養,以“見彼苦惱,若己有之”的感同身受之心濟世救人。

在耳鼻喉科辛勤耕耘36載的鄭億慶,用他精湛的醫術、十年如一日的勤奮和行醫助人的熱心腸詮釋着大醫的“精誠”風采。與此同時,他敢爲人先、教學有方的非凡魄力爲“大醫”二字做出了新的詮釋。

藝高膽大:偵探般的洞察力

早上10點的耳鼻喉門診,一身白大褂的鄭億慶正在接診病人。一個病人剛剛送走,又一個病人被迎進了診室,今天不是他的出診時間,但仍有許多病人慕名而來,他不得不爲他們臨時加診。身爲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平均每天接診幾十個病人,每年完成600臺手術,是他的工作常態。據他介紹,最多的時候,他一天做了9臺手術。

這天,他從早上7點半一直忙碌到中午快1點才吃午飯,期間除了一個接一個的病人,還見縫插針地處理了數個工作電話、參加了兩個院內的會議。高密度的工作並沒有讓他急躁匆忙,相反,他快速移動的步伐中透着沉着篤定,臉上一直掛着親切溫和的笑。

身材高大,笑容可掬,行動風風火火有條不紊,是鄭億慶給人的第一印象而最讓他的同事和學生稱道的,則是鄭億慶的專業和果斷。

“他身上有艾滋病,我們跑了全國好多家醫院,要不就說治不了,要不就不敢接,我都不知道怎麼辦好了……”這天,一位母親帶着自己失聰的兒子前來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求醫。此前,因爲孩子身上患有艾滋病,她已被多家醫院拒絕,此時男孩的臉色凝重,心事重重,全無一個十七歲少年該有的活力。

鄭億慶立刻爲男孩做了檢查,發現男孩患的是中耳炎,已經穿孔。對於這類疾病的治療他有着豐富的經驗,當下便決定用聽力重建手術幫男孩恢復聽力,同時還向這位母親允諾說:“這病能治!而且保證能治好!”

“遇到疑難雜症,只要他在,我們就輕鬆很多。因爲他總能一下子拍板。”他的學生這樣形容他的果敢,而這種果敢,離不開精湛的專業能力。鄭億慶說:“醫生應該像個大偵探,不僅要有敏捷的思維,更重要的是懂得找‘證據’。”所謂證據,就是從病人病史的詢問、體檢結果和其他檢查結果中,發現與疾病相關的“蛛絲馬跡”,然後去僞存真,抽絲剝繭得出核心的病情。而這些判斷的過程仰賴於全面專業的醫療知識,以及清晰縝密的思維。

“無數次經驗告訴我們,不要輕易質疑鄭教授的判斷,他總會比我們提前看到兩三步的問題。”學生這樣評價鄭億慶的專業。

不僅是在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鄭億慶的專業果敢在其他醫院中也廣受認可,一些醫院在手術中出現突發狀況解決不了,手術進行不下去了,就會聯繫鄭教授去“救駕”,而鄭億慶往往能憑他的專業與果斷化險爲夷。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他到花都去搶救一個病人,到的時候當地的醫生說病人已經沒希望了,他在看過病人的情況後卻認爲還有轉機,於是力排衆議,堅持把手術做了。最終,病人從鬼門關被救了回來。

正所謂藝高人膽大,鄭億慶的果敢來源於過硬的專業知識和常年累月的臨牀經驗,正是這些儲備讓他擁有了偵探般細緻入微的觀察力和敏銳的判斷力,從而在醫療救治中敢拍板、敢承諾、敢擔風險。

仁心仁術:心繫患者難處

鄭億慶不僅用專業果敢贏得了同行的敬佩,也用他的熱心負責贏得了患者的信任和感激。

最廣爲傳頌的是他與西藏女孩卓瑪的故事。2005年6月,鄭億慶參加“健康直通車”項目,帶領醫療隊到西藏提供醫療服務。有一天醫療隊在當地開展義診活動時,一個滿臉愁容的年輕女孩在媽媽陪同下前來就診,這個女孩就是卓瑪。經過了解,鄭億慶得知她的遭遇:兩年前,卓瑪在一次上山採藥勞累過度,回來後開始出現嚴重的頭暈背痛,最終逐漸失聰。此時卓瑪正處於19歲的花樣年華,這樣的晴天霹靂讓她難以承受,整個人因此日漸憂鬱,家人爲了給她治病,變賣了家產,病情卻沒有絲毫起色。

鄭億慶在初步診斷之後,認定卓瑪爲永久性失聰,要恢復聽力,必須通過植入人工耳蝸來實現。然而,人工耳蝸和手術費用高達20萬元,根本不是經濟本就困難的卓瑪一家能夠負擔的費用,加上西藏沒有相應的醫療設備,手術無法在當地進行,一向果斷的鄭億慶這時也爲難了起來。

鄭億慶回憶說:“知道能治好,那個女孩覺得看到了希望,就一直跟着我,我走到哪裏跟到哪裏”卓瑪眼裏的期盼讓他動容,最終他接受了卓瑪家人和當地工作人員的懇求,將卓瑪帶回了廣州治療,還四處奔波爲她籌齊了醫療費用。經過治療,卓瑪重回有聲世界,如今已經結婚生子,有了美滿幸福的家庭。

“他是一個會主動幫病人解決困難的醫生,在醫患關係有些緊張的當下,很多人會有顧慮,但他一直都是非常熱心地去幫助有需要的病人。”同科室的同事這樣評價他。據他的同事透露,除了幫助經濟困難的病人籌集醫療費用,有時遇到一些情況比較急的患者,走正常的程序需要兩三天,爲了能讓他們儘快接受治療,鄭教授還會利用身邊的資源來幫助他們。

“看到病人的難處,我常常覺得很痛心,所以只要力所能及,就會盡自己一份力量。”在鄭億慶看來,做這些事只是出於一個醫者應有的愛心。除了日常幫助病人解決難題,他還經常帶着學生和醫務人員到殘聯、聾啞學校爲殘疾人義診,贈送助聽器,並與很多公益機構長期保持聯絡發現需要幫助的患者或羣體,及時地伸出援手。

而在與病人的溝通中,鄭億慶也有自己的原則。他給病人講解治療方案時從來不會誇大風險或效用,也不會隱瞞不好的地方,而是會將治療的好處和風險都給患者及其家屬講清楚,讓他們可以自己去判斷利害,減少疑慮。“他會將心比心地去考慮我們的爲難之處和顧慮,然後很負責地全程跟進整個治療,及時解決我們的困惑或煩惱。”一位患者家屬如是說。

2015年7鄭億慶意外受傷,右腳跟腱斷裂,然而他卻在術後僅僅休息了一天,就風風火火地坐着輪椅回到醫院上班手術一個沒有落下出診也照常進行,甚至病人加號要求他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面對病人讓他回家好好休息的勸說,他解釋道:“病人太多,而且有些病看病週期是一週,要是停診,你們就要白跑一趟了。”

時刻心繫病人難處,設身處地地爲病人着想,先人後己,負責到底,鄭億慶用他的一言一行將“仁心仁術”四字詮釋的淋漓盡致。

敢爲人先“一己之力”可以辦成很多

除了治病救人之外,鄭億慶作爲耳鼻喉科的主任,還需引領整個耳鼻喉科的發展。

據鄭億慶回憶,他剛剛來到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時,科室的設備技術十分落後,連顯微鏡都沒有,只能依靠裸眼看,當時的手術成功率只有6成,這樣的設備和專業水平即使在國內也只能排到中游偏上。而屆時國外的手術成功率已經超過9成,差距非常大。

他接任耳鼻喉科主任時,正值國內醫院開始引進人工耳蝸的時候,他也參與了這項工作,在這一過程中,他認識到自己所掌握的知識不能夠適應人工耳蝸植入這個新技術的需要,於是毅然決定自費到美國進修,學習人工耳蝸植入的先進技術。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進修的短短一年裏,他就發表了3篇SCI文章,訪學結束後,他將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好的管理教學方法都帶回了孫逸仙紀念醫院。“回來之後,以前醫院裏不敢做的手術,我都能完成了。耳蝸植入的年齡範圍也顯著擴大了,從很小的孩子,到八十幾歲的老人,我們都能做。”提起這些,鄭億慶的神情裏充滿了自豪。

隨後,他又在新手術的開展上不斷打破先例,尋求突破。給兒童做振動聲橋聽覺植入,國內醫生都只敢從六歲以上的兒童開始,他卻將手術年齡提前到了兩歲半;耳蝸植入手術,別人從一歲的孩子開始做,他卻提早到了六個月。對此並不是沒有懷疑的聲音,在一次北京的交流會議上,同行們面對他彙報的案例紛紛表示不認同,然而他卻堅持自己的觀點——“聽力要從小抓起”。最終,國外類似經驗的出現,證明了他的眼光與勇氣。他當科室主任的二十年裏,耳鼻喉科飛速發展,逐漸從國內中游水平發展成了國內一流,整體的設備、技術和科研水平均與國際接軌。

“一個好醫生,總要做一些探索性、開創性的東西,做一些別人不敢嘗試的東西。”這是他的理念。在他看來,凡事做到敢爲人先,用“一己之力”可以完成很多事,而他也用自己的行動一次次地證明,這樣的想法並非自負,更不是異想天開。

2001年,他率先開辦顳骨解剖實驗室,引進國外的用屍體頭顱練習的培訓方法培養了大批學生,大大降低了醫療事故的機率; 2012年初,他帶領科室建立了聽力檢測和眩暈中心,使茫然無措的眩暈病人得以查清病情;2013年,他又開展了咽鼓管相關的手術治療,首開國內先河,讓飽受中耳疾病的患者解脫煩惱……

而其中他最驕傲的,還是創辦了中山大學新華學院聽力與言語科學系。

這個想法產生於他帶領科室同事做耳蝸植入的病例研究時,他們發現,耳蝸植入後效果的好壞因人而異,而其中的原因需要聽力學和言語病理的知識去解答。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鄭億慶意識到國內在聽力和言語科學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很少,“聽力學專業在國外已有幾十年歷史,現已成爲熱門專業,而我國聽力學專業正規化教育才剛剛開始起步,高層次的聽力學人才仍然匱乏,無論數量和水平都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

他於是萌生了創辦一個專業院系的想法。當時正值2013年,教育部新公佈的學科目錄裏新增了聽力與言語科學這個科目,他於是當機立斷地申請創辦了中山大學新華學院聽力與言語科學系,學院在2014年就開始正式招生。

在學院創辦起來後,難題也隨之而來。首先是生源問題,爲了能儘快培養出能走上工作崗位的人才,他們在2014年招生時從生物醫學工程系轉來了部分三年級的學生過來,2015年又轉了一些學生過來,於是僅用兩年的時間這個新學院一到四年級的學生就全都有了,到2016年,學院已經有了第一屆的畢業生。

生源問題解決了,還有師資和教材的問題。師資上,他召集國內志同道合的醫院醫生參與到教學中來。教材上,他組織了國內該專業的所有院校的第一次會議,共同探討和制定教學大綱,並在會後組織編寫了統一教材。

如今的耳鼻喉科裏,已經有不少來自聽力與言語科學系的工作人員和實習生,這讓鄭億慶教授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

“只要做出來了,別人就會認可。”多年來,憑着這樣的信條,鄭億慶不停歇地探索突破,創造了無數奇蹟。

教學有方:“嚴”之有理,律人先律己

對於鄭億慶而言,自己除了是醫生,是科室領導,更重要的還是一名老師。他帶的學生有很多種,在臨牀實踐中需要帶進修的培訓醫生,在學校也有自己要授課的本科生,同時每年作爲導師會帶3個自己的研究生。

無論是哪一類學生,鄭億慶都堅持十分嚴格的教學要求,對待錯誤堅決不容忍。他說:“嚴是我們中山醫的傳統學風,我的老師當年對我也很嚴,我現在對我的學生也很嚴。”

但學生們對於他的責罵並無怨言,因爲鄭億慶在罵過之後往往會耐心地告訴他們哪一步錯了,教給他們方法,給他們機會去改正;並且他從來不會遷怒:“教授的嚴和罵都是對事不對人,前一秒你做錯了事情他可能很嚴厲地說你,後一秒聊起其他事情他又變得很親切”他的學生如是說。

鄭億慶的“嚴”不僅在臨牀實踐,還體現在很多細微之處。比如他對於病歷書寫的要求很高,一般來講,內科的病歷會寫的比較細緻,而外科因爲要手術比較忙,病歷會寫的比較簡單。但鄭億慶不認同這樣的做法,要求他手下的每一個外科醫生都要把病歷書寫做好做細。在他看來,外科醫生應該是“會開刀的內科醫生”,病歷反映的是醫生對疾病的認識分析,如果亂寫,說明醫生對疾病的認知都不夠,這樣的醫生沒有資格去給病人開刀。他常常給科室的醫生強調:手術要做好,但對於疾病的診療思維、思路更要非常清楚。

在平時的開會、討論中,細到PPT每一頁的行數和字號、每項任務完成和彙報的時間,他都會做清晰嚴格的規定。

而他的這種嚴格之所以讓人信服,除了對事不對人以及細緻入微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他從來都是律人先律己,用自己的行動給科室的醫生和學生們以榜樣。

科室每週有兩到三次的早會,都是早上8交班之前進行,內容包括病例報告讀書報告,這是鄭億慶爲了培養醫生們的科研和pre能力而設立的制度。開早會意味着他們必須在本就很早的上班時間基礎上再提前半個小時到達醫院,這樣的制度聽起來很容易招來怨言,似乎難以長期落實,但是鄭億慶自有他服衆的方法。

據他的學生兼同事介紹,從那時起,鄭億慶每週一到週五都是7點半準時到醫院,雷打不動,不久之後,即使沒有早會,科室裏的很多同事也會在7點半來到醫院。“他都7點半到,還有誰好意思晚到呢!”

“嚴”之有理,律人先律己,鄭億慶用他的人格魅力獲得了學生們的信服和敬佩,也培養出了很多優秀的臨牀醫生。

大醫精誠,仁心仁術;大醫奮進,敢爲人先;大醫重教,育才有方。這就是鄭億慶,他用一言一行爲我們詮釋了新時代的“大醫”風采。

統籌、編輯:黨辦

文案:學生記者王揚揚

指導老師:南方日報知名記者、主任記者 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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