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釗2002年第4期 炎黃春秋雜誌清末民初的作家林紓，原名林琴南，他始終堅持文言文，反對白話文，是個文化保守主義者。當年他在《自由談》上發表了哪些作品？一時無法考察。不過以他老人家那種搖頭晃腦、一唱三嘆的調調兒，寫幾篇風花雪月的文章，是完全可能的。但他是不是屬於鴛鴦蝴蝶派，似乎還難作定論。單是「輕藐新文學作家」，還不能「自然地歸屬鴛蝴派」。魯迅於1933年寫的《夜來香》一文中說：「林琴南式的史漢文章已經少見了，鴛鴦蝴蝶派卻比他走運，從新飛黃騰達了。」(《魯迅佚文全集》817頁)顯然是把林琴南與鴛蝴派分開的。1919年，新文化運動已蓬勃興起，「桐城餘孽」受到嚴重打擊，白話文的普及已成不可逆轉之勢。他老人家氣不過，使用筆名林紓寫了《荊生》和《妖夢》這兩篇滑稽小說，以宣洩憤怒。《荊生》的內容是說有由必美(影射陳獨秀)、金心異(影射錢玄同)、狄莫(影射胡適)三人，相聚於陶然亭，大罵孔夫子，討論白話文，結果被一「偉丈夫」荊生揍了一頓。《妖夢》則是寫田恆(影射陳獨秀)、秦二世(影射胡適)二人，提倡白話，反對古文，得到「白話大學堂」校長(影射蔡元培)的支持，結果被一個妖魔張口把三人吃掉。這兩篇小說，反映出當時文化保守派氣急敗壞的心態。不過，除了用筆名發表小說外，林紓還有《致蔡元培先生的公開信》，對於北京大學「覆孔孟，鏟倫常，廢古文，用土語作文」等橫加詆毀。對於林紓的頑固守舊的態度，理所當然地受到新文化倡導者們的批評。不過對林文的批評，一般比較溫和，蔡元培的《復林琴南先生公開信》，規勸多於批駁，解釋多於斥責。魯迅稱林氏為「享有大名的林琴南翁」，他對《荊生》、《妖夢》多次加以譏刺，但筆下總是留有幾分寬容，甚至還有幾分尊重。而身受直接攻擊的胡適，表現更為豁達。在1922年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對林琴南有很高的評價。他稱林氏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是「替古文開闢了一個新天地」。他甚至說：「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來沒有這樣大的成就」。當時，有些新派文人對林氏的譯書開展了批評，對此，胡適說道：「現在有許多人對被譯的原書，既不能完全了解，他們運用白話的能力，又遠不如林紓運用古文的能力。他們要批評林譯的書，即就未免太冤枉他了。」這篇文章發表前，曾特意徵求過魯迅的意見，魯迅認為「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魯迅佚文全集》743頁)魯迅的贊同當然也包括對林紓的評價。林紓在新文化運動中，是保守派；但在晚清末年，他在政治上是個革新派，在介紹西洋文學方面，更是個開拓者。林紓於咸豐二年(1852)生於福建閩縣橫鄉，家裡世代務農。由於生活非常貧困，父親隨鄉人去台灣謀生，林紓隨母親寄養於外祖父家。外祖父也是個貧民，一家九口，全靠母親和姐姐為人縫紉刺繡來養活。當時同里有個老先生叫薛錫極，發現林紓天資聰穎，便教他識字讀書，很快成了一個勤奮好學的小兒郎。此後十多年間，他讀書勤奮，能文能詩，能書能畫，一時名噪鄉里。終於在光緒八年中了舉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康有為率領在京的舉子，上書朝廷，倡導維新。恰在此時，林紓與同鄉舉人陳衍、高鳳歧、卓孝復等，也到北京「公車上書」，抗議向日本割讓台灣、澎湖、遼東，並請變法。三年之後，他又到北京與高鳳歧第二次上書，反對德國佔據膠州灣，並就籌餉、練兵、外交、內政四個方面提出建議。日本佔領台灣，對林紓的刺激很大。他13歲時就曾到台灣去探視做工的父親，26歲時又到台灣為病逝的弟弟料理後事，因而對台灣有深厚的感情。在此後的文章中，每提到割讓台灣事，就充滿悲憤之聲。戊戌政變失敗了，維新救國的夢破滅了，林紓無可奈何地回到了書齋里，走到了講壇上。而與此同時，也開始了他的翻譯工作。但是，他根本不懂外語，連ABC也不認識，如何從事翻譯呢?事情起於一個叫王壽昌的人。此人是船政學堂的學生，從法國留學歸來。有次談起法蘭西文學的盛況，林紓聽後大為驚訝。他要王給他講篇法蘭西小說，王便把隨身攜帶的La Dame Camelias講給他聽。林紓一面聽，一面記，最後整理成文，取名為《茶花女遺事》。這篇小說發表以後，引起了轟動。接著他不惜重金，通過各種渠道，購置歐美文學原著。然後請人給他「口譯」，再由他進行「筆述」。其用力之勤，搜羅之廣，譯作數量之多，都是驚人的。據《魯迅全集》第一卷的注釋介紹，他翻譯的歐美小說共有150多種。據沈行的《畏廬遺墨小敘》介紹，他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有170多種。另據芝加哥遠東圖書館開列的林琴南所譯小說書目，譯作則近200種。台灣蕭一出先生曾對175種林譯小說作了分類：倫理小說8種，社會小說21種，傳記軼事23種，義俠小說2種，諷世小說2種，政治小說5種……共計1000多萬字。以原作者國籍區分，英國100種，法國27種，美國13種，俄國8種，瑞士2種，希臘、德國、西班牙、比利時、日本各1種，未詳者4種。尚有交稿未印者17種，存目待訪者若干種。(《清代通史》)林紓的這些小說，大多由商務印書館用重磅道林紙印成《說部叢書》，發行全國，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影響。由於清朝長期閉關鎖國，當時的中國人根本不了解外邊的世界。有人看到外國君主的照片，稱為「魑魅畢見」；看了照片上外國女子穿著袒胸露背的禮服，稱為「禽獸之不如」。一般國人只知道外國人金髮碧眼，巨顙隆鼻，懂得聲光化電，擁有利艦堅兵，到處擄財搶寶，都是江洋大盜。待看了林紓的小說，方知外國也有黑奴籲天，也有悲慘世界，也有愛國童子，也有孝親弱女，也有多情才子，也有薄命佳人，也有悲歡離合，也有生死纏綿。對於文化人來講，方知小說除章回體以外，還有另外一種寫法。新文藝興起時，一方面借鑒了明清以來的古白話文，另一方面則是借鑒了西洋的文藝作品。有些作家的名著就是受外國作品影響而寫成的。林譯的小說，等於提供了大量標本，使當時的新文藝工作者受到啟發，因而對新文化運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林紓翻譯小說的最大毛病，是經常刪繁就簡，任意割裂。有些譯本印出來時還不及原著的三分之一。(當時梁啟超、嚴復的翻譯都有這樣的毛病。)這當然是林氏的缺點，但也有多方面的原因。香港有位老先生叫高伯雨，熟悉清末民初的歷史掌故，他曾寫過一篇介紹林紓翻譯小說的文章，文中引用與林氏合作翻譯的某君給友人的信，大意是說與林氏合作是件苦差事，因為老頭子對西洋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生活習慣、風俗人情以至日用器皿等一無所知，經常喋喋不休，刨根究底，使合作者不勝其煩，只好為其「略而言之」。香港中文大學的高克毅教授，對林譯小說，特別是對林氏與魏易合譯的小說作過研究，他說：「所有的林譯小說都有訛譯、錯譯或大段刪節的地方。在這方面，他的合譯者，包括魏易，未免難辭其咎，至少要負一部分責任。」林氏譯書還有個毛病，就是經常忍不住要「插嘴」，想把自己的意見添加進去。他的這種企圖，據說受到魏易等人的堅決反對。於是只好把意見改為眉批，而且還經常在正文之後來一段「外史氏曰」。在這些眉批和議論中，他哀時傷世，同情弱小，倡導正義，指斥邪惡，有時甚至慷慨激昂，抒發自己的愛國情懷。這都說明他的翻譯，也是有一定的社會目的性的。他對自己譯書中的缺點也供認不諱，他說「紓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口述而譯之，此海內所知。至於謬誤之處，咎均在己，與朋友無涉也。」(《孝女耐兒傳》序)儘管林紓的譯書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在當時確是風靡一時，影響深遠。老派文人喜歡看，因為他用流暢的古文，極盡抒情狀物之能事。新派文人喜歡看，因為他用與中國傳統小說不同的方法，介紹了異邦的社會風貌和奇事軼聞。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句話：書架上要是沒有《新民叢報》和林譯小說，就算不上是個真正的讀書人。筆者幼年時在西北一個小縣城求學，就在那種偏僻的地方，也能讀到林譯小說，而且一讀之後即愛不忍釋。特別是對於他翻譯的迭更司的小說，如《賊史》、《滑稽外傳》、《塊肉餘生述》等，都讀了兩三遍，那興味就好像後來讀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一樣。有些精彩的段落，至今仍能隱約回憶起來，如：瑪丹見狀，立即暈厥。因見無人攙扶，遂自倚牆至榻前，斜卧其上。良久，仍不見有送薄荷油者，遂微吟數聲，徐徐而起，一手理鬢，一手撫心，顫聲曰：余幾疑不復在人間矣。這是60年前讀過的書，現在回憶，當然文字上會有出入。但這類片段一直存留於腦海中，可見影響之深。胡適說：「林氏譯的小說，往往有他自己的風味。他對於原書的詼諧風趣，往往有一種深刻的領會。故他對這種地方，往往更用氣力，更見精彩。」解放以後，《大衛·高伯菲爾》出版，使大家得見《塊肉餘生述》的全貌。但我細讀之後，總是感覺不到讀林譯時的那種興味。筆者認為，林紓是舊時代與新時代之交的一個過渡性人物，他的譯作是舊文藝向新文藝遞變時的一種過渡性的作品。他是在舊紙堆中浸淫長大的，但沒有去埋頭整理「國故」，而是向他所不認識的語言，不熟悉的社會，去搜剝剖析，探驪求珠，其執著精神，不能不令人欽佩。近年來，很多出版社都在重印已故名人的舊作或全集，像林紓的舊作，估計不會有人再去重印。那麼，他的業績，他的影響，以及人們對他的崇敬，只能存在於老年一代人的心中了。（責任編輯舒元璋）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