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嘉柯

　　圖：高朋網

　　上一個百年，最殘酷的莫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殘酷最考驗人性的，莫過於奧斯維辛集中營。

　　有個心理學家叫弗蘭克，他就完完整整經歷了二戰，並且，他還被關進了集中營。漫長的牢獄生涯，使得他除了活着，幾乎一無所有。

　　法西斯的集中營裏，殺人如草不聞聲，大量用毒氣消滅無辜的人口。弗蘭克也不例外，他的人生被摧毀，他的父母、哥哥、妻子，要麼死在牢獄，要麼被送入煤氣間。

　　在集中營裏，有的人麻木不仁，陷入自我保護機制，這是爲了避免痛苦，變成行屍走肉。還有人徹底放棄人類的尊嚴，變成動物禽獸一樣，搶食物，搶死掉的人的遺物。

　　二戰結束後，集中營倖存下來的人，基本上都精神出現問題，留下嚴重的創傷後遺症。有人崩潰自殺，有人變成惡魔，要瘋狂殺人復仇。

　　但是，也有人堅持了下來，迴歸了正常的生活，那就是弗蘭克，弗蘭克思念他的妻子，懷着深深的愛。他想活着看看，這世界到底走向何方。

　　弗蘭克則從這段經歷裏，感受到了最深刻的意義。

　　在弗蘭克看來，人最關心的並不是獲得快樂或逃避痛苦，人最關心的是瞭解生命的意義，如果某種生活有意義，即使需要人爲它付出代價，人也會爲它去受苦。

　　德國的哲學家阿多諾有一句大名鼎鼎的話：“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我年輕時候讀到，覺得很有道理。人類經歷了那麼恐怖的人間屠殺，怎麼還能文質彬彬寫詩？

　　但漸漸年紀增加，人生閱歷和經驗更加豐富之後，我確信，弗蘭克纔是對的。在奧斯維辛之後，人們仍然要繼續寫詩，要心懷愛意，要堅持信仰的價值和意義。

　　寫詩是一種只有人才能做的活動，更是意義的象徵。寫詩就是爲了表達思想和情感。人類有醜陋、兇殘、屠殺的一面，而寫詩，本身就是一種抵禦。

　　弗蘭克在被關進集中營之前，就拿到了美國簽證，可以離開危險的歐洲，躲到安全的美國本土去。但是他捨不得拋下父母，他選擇了留下來，和家人一起面對死亡危險。

　　弗蘭克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發明了“意義療法”。

　　賦予生命意義，是人類最高的文明。其實古今中外，對於意義的感受，都是相通的。

　　最典型的就是愛情。有首港劇老歌唱道：“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變了有情義。人生匆匆，心裏有愛，一世有了意義。”

　　歌詞其實就是詩。我們不僅僅寫詩，還會歌唱，把詩唱出來。

　　《水滸傳》第二十回，有這麼一段話形容女人爲了愛情而表現出的勇猛：“若是她有心戀你時，身上便有刀劍水火也攔她不住，她也不怕。若是她無心戀你時，你便身坐在金銀堆裏，她也不睬你。”這就是愛情在賦予意義。

　　人生會空虛，會乏味，就因爲，生命需要有意義。這個意義無論高低多寡，無論是被人賦予的，還是自己賦予的，都令人與沒有意義的自己區分開來。

　　因爲他人的野蠻，而放棄寫詩，更是一種對野蠻的歸降。

　　在衆聲喧譁的年代，安安靜靜寫詩，就是一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