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十三年，康熙朝大學士張英次子、保和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軍機大臣、太保，三等伯、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的張廷玉（1672 年—1755 年），字衡臣，號研齋，安徽桐城人）每每因乞休、配享太廟等事與乾隆帝發生爭執或遭到猜忌 ，張廷玉門生汪由敦為恩師通風報信被乾隆解除職務。 所謂張廷玉配享太廟，就是按照雍正皇帝的遺詔，張廷玉死後其神位可以安放在太廟的前殿西廡，接受皇帝每年一次的祭祀。終清一世，漢大臣以功臣配享太廟的，惟張廷玉一人而已，這是清朝歷代皇帝對漢大臣給予的唯一一次最高禮遇和殊榮。 張廷玉為官十分低調，但是大清皇廷政治鬥爭複雜險惡，終於還是在乾隆即位之初即陷入了 「黨爭」的泥潭。滿洲鑲藍旗人鄂爾泰與張廷玉同列軍機大臣，但兩人關係不太好。據《嘯亭雜錄》記載：兩人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正是由於張鄂二人長期以來關係不和，加上滿漢上層地主之間利益分配的矛盾，結果在朝中形成了「滿則思依附鄂爾泰，漢則思依附張廷玉」的局面，這樣的局面實在是謹慎謙恭的張廷玉所不願意看到的，但所謂的「張黨」確是張廷玉不能否認的。因為在乾隆前期，張廷玉的弟弟張廷璐、張廷璩以及兒子張若靄、張若澄、張若淳均在朝中為官，張氏一門登仕者就有十九人。但這樣的局面也不是張廷玉徇私所得，要怪也只能怪張家家教太好，人才太多，因為他們都是通過中進士走上仕途的：「自先父端（張英）而下，三世入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 與張氏世代聯姻的姚氏，是桐城另一望族，也是「仕宦眾多」。張、姚世代為姻親，兩家難免互相照顧，互通聲氣，漸成一體。「近日桐人之受國恩登仕籍者，甲於天下。」依附張廷玉的漢族官員是對其為人、威信的認同，同時了解到鄂、張兩人的不和，自動向張廷玉靠攏，當然也有一部分官員另有企圖。終於，越來越多主動依附的漢族官員終於將兩個人的不合推動成為兩個集團的爭鬥。張廷玉逐漸身不由己了。對於張廷玉、鄂爾泰在朝廷官員中具有的影響力和威望，乾隆十分有戒心，唯恐使自己大權旁落，影響自己「獨斷專行」的威嚴。而且乾隆尤其厭惡的滿漢官員爭鬥，曾多次下詔切責，並意欲剪除兩派勢力。 乾隆六年（1741年），御史劉統勛（劉墉劉羅鍋之父）上書，說張廷玉遭逢極盛，「桐城張姚二姓偵天下半部縉紳」建議乾隆「稍抑其勢」，在三年內暫免桐城張姚兩姓在吏部名冊內有名官員的升遷，此疏正中乾隆心病，也使他下定決心要減除兩派黨羽。乾隆十年（1741年）鄂爾泰去世，朝堂上德高望重的老臣僅張廷玉一人而已，但是兩派勢力一時剪除不清，於是，乾隆只能拿張廷玉開刀了。這也是立朝數十年之久的張廷玉由榮至衰的主要癥結。為了達到樹立自己的威嚴和地位的目的，乾隆開始尋釁不斷打擊張廷玉：乾隆七年，借故撤去世襲伯爵之位；乾隆十年，張廷玉的部屬在皇后祭文中誤用「泉台」二字，又遭皇帝下令切責；後又在《皇清方穎》御制詩中錯字過多，皇帝即下旨：「總裁官張廷玉、梁詩正、汪由敦交部議處。」一生經歷了無數風浪的張廷玉深感朝中已不可久留。為了讓家人全身而退，他不斷地示意家人親屬，各以事由等等先後辭官回家。他自己也屢次上奏，要求退休回家。但是，數次上奏，張廷玉的回鄉之說，都被乾隆駁回了。張廷玉猜想乾隆可能是怕自己知道宮廷的事情太多，不願放歸，所以不敢過激，直到乾隆十四年冬，張廷玉再次提出了回家的事情。不過，這一次，他不敢再說退休，只說是「暫歸」，並說等將來皇帝南巡，他可以在江寧迎駕，一同回京師等等。如此等等，乾隆才允許張廷玉「明春」也就是乾隆十五年辭官。 張廷玉在感謝皇上恩典之時重提了先帝雍正之遺命。他說：「蒙世宗遺命配享太廟，上年奉恩諭，從祀元臣不宜歸田終老，恐身後不獲更蒙大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為券。」其實張廷玉此舉，是想藉此向乾隆明志：我並無異心,配享太廟是我一生的追求，也不會辜負先帝的厚望，對皇上有所不利。然而，乾隆沒有聽出來，反而認為張廷玉是以功臣自居，要求他對此作出書面的承諾，「上意不懌」。不過，還是替他「頒了手詔」。第二天，皇帝頒布手詔賜之。當日大風雪，張廷玉年邁病痛「不親至」，讓次子張若澄代為謝恩。乾隆因此很生氣，當著軍機大臣傅桓和汪由敦的面大發雷霆，傳諭「當面詰責」，張廷玉門生汪由敦以大學士身份秉筆在側，於是暗中派人告知張廷玉。第三日聖旨還沒等發出去，張廷玉已上殿謝恩，乾隆大感驚詫，後來深究起來原來是汪由敦傳的話，乾隆早就對廷玉門生遍於天下，深加忌諱，於是乾隆皇帝借題發揮，先是責汪由敦「漏言」之罪，下詔免除汪由敦協辦大學士和刑部尚書職，仍在尚書任上贖罪。同時也下旨削去張廷玉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甚至命張廷玉自審是否配享太廟，命盡繳其歷年頒賜之物。乾隆二十年，張廷玉卒，享年83歲。乾隆帝終不敢違背其父的遺願，命仍遵世宗遺詔，配享太廟，賜祭葬，謚文和。至此，張廷玉雖成了清朝唯一一個配享太廟的漢大臣，但謚號卻不是最高的（最高為文正），這和乾隆帝對其晚年心存芥蒂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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