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躍進

　　歇馬獨來尋故事，文章兩漢愧揚雄。

　　提起兩漢文學，必然有大賦之美提起兩漢文學，必然有大賦之美。提起大賦，必然有“揚馬”二人。司馬相如和揚雄，皆出自四川，人生軌跡頗爲相近。那麼，揚雄究竟有何大略雄才？3月25日晚，由實施四川歷史名人文化傳承創新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主辦、四川日報報業集團（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承辦、四川省圖書館協辦的“名人大講堂”在四川省圖書館星光大廳舉辦了第七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遺產》雜誌主編劉躍進做客“名人大講堂”，品評“西道孔子·世紀鴻儒”揚雄的千秋功過。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根據講座錄音整理，全文刊載以饗讀者。

　　一

　　蜀中遇良師

　　在講揚雄之前，我曾經做了若干在講揚雄之前，我曾經做了若干調查，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老師同學當然對揚雄很熟悉，但其他沒讀過這些專業的人大多不知道。揚雄不像杜甫、蘇東坡幾乎是人人皆知，可他在漢代卻被稱之爲“西道孔子”，後來我給他加了一句“世紀鴻儒”。

　　當你要全面瞭解揚雄的時候，你會發現他生平極其簡單，思想極其複雜，複雜到你沒話可說的地步。所以我想講三個話題：第一揚雄其人；第二揚雄其書；第三千秋功過。

　　揚雄是怎樣一個人？西晉時期的左思《詠史詩》說：“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唐代盧照鄰《長安古意》說：“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在漢魏六朝乃至唐人筆下，他清高淡泊，一心著書。但是，這樣的人，也會被捲入到政治鬥爭的漩渦中，竟被追捕，他嚇得從百尺高的天祿閣上跳下來，差點摔死。當時人用“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之語來譏諷他。後來，他又作《劇秦美新》，爲王莽大唱讚歌，這就引起了後人的巨大爭議。朱熹作《通鑑綱目》，在天風五年（18）條下，他憤憤不平寫道：“莽大夫揚雄死。”就是要把揚雄和王莽聯繫在一起。我們不禁會問：揚雄怎麼又和王莽糾纏在一起呢？

　　揚雄一輩子仰望司馬相如，做人、做事、作文，都刻意模仿這位前輩鄉賢，歷史上有揚馬之稱。杜甫《醉時歌》也說：“相如逸才親滌器，子云識字終投閣”。但是兩個人生活的時代不同，政治環境不同，結局也大不相同。司馬相如是一個很現實的人，活得從容不迫；揚雄則過於理想主義，活得有點窩囊。但不管怎麼說，身處漢末亂世的揚雄，竟能寫出流傳千古的《法言》《太玄》和《方言》，寫出氣魄宏大的辭賦。這一點，司馬相如也有所不及。

　　揚雄真是一個叫人琢磨不透的人。

　　揚雄字子云，成都人。生於公元前53年，卒於公元18年，活了71歲。他死後第七年，西漢正式結束。按照西曆，他跨越公元前後，是真正意義上的跨世紀的歷史人物。

　　揚雄的“揚”字，歷來有分歧。現在流傳下來的文獻，多作提手旁的“揚雄”。清代學者王念孫、段玉裁、朱駿聲，現代學者汪榮寶、楊樹達等依據世系，認爲應作木字旁的“楊雄”。這是一個學術問題，還好繞開不講也無妨，我們還是約定俗稱，統一作提手旁的“揚雄”。揚雄的經歷非常簡單，在蜀中度過四十年的青少年時期，在京城長安度過他生命的最後三十年。

　　蜀中生活，雖然寂寞但快樂。他喜歡古老的文化，對於功名利祿之類的東西不感興趣去做，尤其不喜歡當時流行的所謂章句之學。什麼叫章句之學呢？就有點像我們現在中小學語文的課文分析，分章析句，嚴格按照老師講的理解，不得越雷池半步。當時的學風就是這樣，絕大多數讀書人就這樣皓首窮經，據說爲了“子曰詩云”這樣明白如話的字，也要用上萬字來解釋。這種“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腐儒，揚雄很反感。

　　在蜀中，他很幸運地遇到兩位老師，一是嚴遵，二是林閭翁孺。這兩位都是思想開放的人，視野很寬廣。

　　嚴遵，本名莊遵，避漢明帝的諱嚴遵，本名莊遵，避漢明帝的諱，改爲嚴遵。字君平，也是成都人，精通《周易》《老子》《莊子》，常常在成都街頭占卜，也就是靠算卦謀生。子女來占卜，他就示以孝道，對晚輩示以順從，對官員示以忠誠。他很有節制，掙錢夠維持生活，就收攤回家，招收子弟，關門授課，講授《老子》《莊子》。他的著作《老子指歸》（又作《道德指歸》，今存《道德指歸說目》），至今還保留着殘卷。嚴遵另有《座右銘》，“口舌者，禍福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嫉妒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餒之藪。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遺。”這種座右銘，在兩漢很多，都是講的人生道理。揚雄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推崇嚴遵，把他視爲蜀中之珍。

　　林閭翁孺，臨邛人，善古學。他與嚴遵一樣，還擅長文字學。揚雄就拜他們爲師，潛心研究文字之學，爲他後來成爲一代大儒奠定基礎。

　　二

　　年輕有偶像

　　青年時期的揚雄，還有兩位最爲推崇的前代作家，一是屈原，二是司馬相如。

　　自從西漢初年賈誼寫了《吊屈原賦》以後，兩漢作家都深受屈原影響。有的人爲他點贊，有的人爲他抱不平，也有的人認爲屈原投江的選擇不一定妥當。揚雄就持這種觀點。孔子曾經批評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數子的執着，聲稱“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他也認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用一句來概括，就是順其自然，無可無不可，不必與命運抗爭。龍蛇，用的是《周易》的典故，說是“龍蛇之蜇，以存身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韜光養晦，靜以求動。爲此，他還創作了《反離騷》，從岷山上投到江流以吊屈原。他還模仿屈原《離騷》而作《廣騷》，模仿《惜誦》以下至《懷沙》，創作了一卷書，叫《畔牢愁》。現存最早給《楚辭》作注的王逸還提到，揚雄曾援引傳記，作《天問解》，就像柳宗元作《天文對》一樣，他們對天命充滿困惑與不解。

　　在揚雄的文學道路上，前輩鄉賢司馬相如對他的影響最大。在揚雄看來，司馬相如的賦，弘麗溫雅，氣勢恢宏。他常常把這些作品作爲典範來模擬。從事文學創作，多少都要從前輩的成功經驗中獲取藝術啓迪。也就是說，他總要選擇一家或者多家作爲模仿的對象，然後再走出自己的創作路子。中國古代作家，通常會採用這種學習方法。揚雄的好朋友桓譚在《新論》轉述揚雄的話說：“能讀千首賦，則善爲之矣。” 今天我們還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當年，漢武帝讀司馬相如《大人賦》，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感嘆生不同時。蜀人楊得意趕緊藉機推薦，說是同鄉司馬相如所作。就這樣，剛過不惑之年的司馬相如由成都到長安，獻上《子虛上林賦》，頓時名滿京城。揚雄也走着司馬相如的路數，四十出頭的時候，蜀人楊莊向漢成帝推薦說，揚雄的文章近於司馬相如，成帝一看果然如此，就把他招進京城。揚雄也不孚所望，相繼創作了《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等大賦，頌揚漢帝國的聲威和皇帝的功德，傳誦一時，從此步入官場。可惜他官運遠不及司馬相如。最初爲郎，給事黃門，歷成帝、哀帝、平帝三朝，不得升擢，一呆就是十八年。這個時期，是王莽當政。後來，他接受了腹心劉歆、甄豐、王舜等人的建議，不斷地以符命介入政事。後來，王莽上奏皇太后，說宗室劉京曾得到天公的託命，告知某新井中有石牛，上面刻有文字：承天命，用神令。就是說，漢代運數已盡。王莽又引用孔子的話說：“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於是改元，以應天命，從攝政王到新皇帝。他還派遣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當時稱之爲讖緯，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造謠。一時間，各種謠言四起。劉歆、甄豐等人還覺得讖緯的氣氛還不夠，又不斷地翻出新的花樣，爲自己謀利益。王莽篡位本來就心虛，知道大臣怨謗，藉機殺掉劉棻等人，以威懾不下。當時，揚雄正在天祿閣校書，因爲劉棻事所牽連，聽說獄吏前來逮捕他，就從天祿閣上跳下來，幾乎喪命。後來，王莽瞭解到，劉棻只是隨從揚雄學習奇字，至於符命之事，揚雄實際並不知曉，就沒有追究他的責任，復召爲大夫，略比郎官高點。

　　這一年，揚雄已經是六十三歲的老人了。後來，他再也不問政事，只是埋頭著書，七十一歲時終老此任。揚雄的這種生存方式，晉人範望稱之爲“朝隱”，即在政治中心，卻不過問政治。這與樑朝陶弘景的山中宰相、唐代盧藏用的終南捷徑有所不同。

　　三

　　一生只求“玄”

　　讀過揚雄，我覺得這個人特立獨行，很有特點。在現實生活中，他內斂、自傲，又怕事避禍，時時謹小慎微，是一個世俗的形象。在理想生活中，他又醉心於名山事業，有着明確的人生目標，刻苦堅毅，是一個君子的形象。

　　第一個特點，是深沉的聖人情結。

　　他沒有說自己的是聖人，但心裏可能就是這樣想的。《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法言》藉此發揮，認爲聖人可能五百年一出，也可能千年一出，當然，一年同時出現，也不是不可能。怎樣才能成爲聖人呢？這是漢唐很多知識分子念念不忘的話題。韓愈也想當聖人，但朱熹說，他不過是想寫好文章而已。朱熹也想當聖人，他和陸九淵在鵝湖書院還展開辯論，朱熹主張要熟讀聖人書，陸九淵主張要深思熟慮，倡導心性之學。

　　其實，朱熹和陸九淵的主張各有偏頗。揚雄的主張包括了他們二人的見解。一是要讀聖人書，二是更強調心解。

　　孔子成爲聖人，是因爲他整理了五經，留下了《論語》。揚雄讀聖人書，學聖人寫書。他模仿《論語》作《法言》，模仿《周易》作《太玄》。《法言》有十三篇：學行、吾子、修身、問道、問神、問明、寡見、五百、先知、重黎、淵騫、君子、至孝等。跟《論語》一樣，用開頭兩個字作標題，也有點題的意思。《周易》以八卦相乘爲六十四卦，還有卦爻辭，《太玄》分爲方、州、部、家四重，共爲八十一首。據專家考證，《太玄經》中包含了天文曆法等自然科學知識，是一個日月星辰運行、四時變化、萬物盛衰的有機結合體，內容複雜，文字艱澀。他知道別人讀不懂，就自己先做註解，但還是“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就連大儒司馬光最初也讀不進去。後來，他潛心研讀數十年，終於明白其深奧的道理，他比喻說，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昇天的階梯。爲此，他親自爲《法言》《太玄》作集註，傳播揚雄的思想主張。

　　讀聖人只是成爲聖人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心解。孔子謙虛地說自己是述而不作。揚雄明確說《太玄》就是“作”，自視甚高。聖人通常要拈出自己的核心觀念，譬如孔子講“仁”，老子講“道”，揚雄就講“玄”字，反反覆覆，不厭其煩。死後，他的墳頭也被稱作“玄冢”。可見，“玄”是揚雄的標籤。

　　“玄”的核心是“損益”二字。《太玄賦》所說：“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周易》有損、益二卦。《雜卦》說：“損益，盛衰之始也。”所謂極損則益，極益則損。《老子》說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裏其實有着深刻的辯證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許多大名人，像屈原、李斯、晁錯、伯夷、叔齊、伍子胥等，都很有智慧，卻最終不免於死。揚雄說：“我異於此，執太玄兮”，和光同塵，與世俯仰。

　　《老》《莊》《周易》的這些思想，看似平和，最爲異端。他們強調的是一種收斂之術，暗含着權謀變詐。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能力，讓對手不知不覺地進入你的牢籠，然後你再突然發力，置敵於死地。揚雄對此體會最深。他生逢末世，知道什麼時候該收斂，什麼時候該出手。他後來介入漢末政治，不能說與此無關。

　　第二個特點，是濃厚的學者特質。

　　他博覽羣書，無所不見，是名副其實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通曉天文學，著有《難蓋天八事》，精通地理學，著有十二州箴。他在語言學方面的貢獻，更是標炳史冊。他年輕的時候，模仿司馬相如《凡將篇》作《訓纂篇》八十九章。應劭《風俗通義序》記載說，周、秦時期，每年八月會派遣輶軒之使，到各地採集異代方言，收集整理之後，收藏起來，便於考察天下風俗。秦朝滅亡後，這些資料散落殆盡。像劉向這樣的大儒，也只是聞其名，而不詳其職。史載，嚴遵記誦千言，林閭翁孺略知梗概。揚雄從學，並以此爲基礎，積三十年之功，完成劃時代的學術鉅著《方言》，爲中國方言學與方言地理學奠定了基礎，當時人就稱這部著作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清代最大的學問家戴震著有《方言疏證》，今人華學誠有《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學誠教授在前言中對揚雄《方言》成就概括爲三點：一是依靠個人畢生精力，研究全國方言，這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二是《方言》的基本材料都是揚雄運用符合現代科學原理的方言調查方法獲取的鮮活語料。三是《方言》不僅保存了漢代方言資料，而且在語言發展規律和方言性質上給後人極大啓發。

　　四

　　清貧不失節

　　第三個特點，是率性的詩人本色。

　　揚雄想當聖人，又想當學者，還有更不能讓他忘情的，是文學。《漢書》本傳就說他實“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揚雄的著述，《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著錄“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其中大賦最爲著名，後人把他和司馬相如並稱“揚馬”。李白說：“因學揚子云，獻賦甘泉宮”。杜甫說：“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有關揚雄文集的整理，就有張震澤《揚雄集校注》、鄭文《揚雄文集箋註》、林貞愛《揚雄集校注》等多種。

　　第四個特點，是難得的安貧樂道。

　　司馬相如到了長安，奮發揚厲，在各個方面嶄露頭角，贏得了世人的喝彩。而揚雄在官場就做過郎和大夫。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郎爲郎中令的下屬，俸祿從三百石到六百石不等。後來略升爲太中大夫，還不是專任職務，故稱中散大夫。揚雄的薪水本來就不高，加之兩個孩子先後在長安死去，他動用了積蓄，把他們送回老家安葬，因此致貧。對此，桓譚也表示不理解。

　　當然，他也不是沒有機會掙錢。相傳，他撰寫《法言》時，蜀中有富人願出十萬錢，就希望在書中留下他的名字。揚雄斷然拒絕，說富人無義，正如圈中的鹿，欄中的牛，怎麼能隨意記載呢？爲了迴應質疑，揚雄寫了一篇滑稽的《逐貧賦》，從“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寫起，假託自己和“貧”的對話，最初他責難“貧”來找他麻煩。“貧”爲此辯解，他最後居然被“貧”說服，認爲貧困是好事，決心“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逐不去，與我遊息”。此賦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頗有魏晉風度。晉代左思《白髮賦》、張敏《頭責子羽文》所用的藝術手法，也都與此賦有某些淵源關係。至於唐代韓愈的《送窮文》，更是通篇都是模仿此賦。

　　第五個特點，是含淚中的欣慰。揚雄的朋友圈很小。可能是口吃緣故，他不善與人交往，不善高談闊論。他看起來真有點寂寞。但寂寞中又有欣慰。他有聰明伶俐的孩子，有忠心耿耿的弟子，還有終身不渝的知己。

　　《法言·問神》中特別記載了他與九歲兒子一起討論《太玄》的情形。最早爲《法言》作注的李軌說，當年顏淵與孔子討論《周易》，已經二十歲了，而揚雄的兒子才九歲，就可以和父親一起討論《太玄》，當然是神童。這個孩子，《太平御覽》引《劉向別傳》，還有《華陽國志》等，都記述說是揚雄第二子，叫揚信，字子烏，非常聰明，甚至還幫助揚雄解決一些難題。可惜九歲就死掉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這話用在桓譚身上很合適。桓譚可以說是揚雄唯一的知己，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宣傳揚雄。《新論》有這樣一則記載，張子侯用“西道孔子”來讚美揚雄，本來是好事，但桓譚依然不滿意。說：孔子能說只是魯國的孔子嗎？他也可以說是齊國的孔子，楚國的孔子。言下之意，揚雄不僅西部孔子，也是東部孔子，他的意義已不限於某一地區。聽到揚雄死訊，有人問桓譚：你總是盛讚揚雄，他的書可以傳到後世嗎？桓譚斬釘截鐵地說：必傳。只可惜，一般的人往往貴遠賤近，能親眼看見揚雄的人，他的官位不高，相貌平平，就忽視了他的著作。他認爲揚雄是漢代的文化巨人，他的名聲一定可以傳之久遠。

　　第六個特點，是難以調和的譭譽。揚雄生前，評價就有很大分歧。譬如王莽時的“國師”劉歆，他欣賞揚雄的學問，但對他的處世方式深不以爲然。揚雄曾爲續修《史記》收集很多資料，稍後的班彪也評價不高，認爲他只是好事者，並沒有下過工夫。他對揚雄依附王莽，認爲大節有虧，更是不齒。南北朝時期，揚雄已經有聖人的讚譽，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多有譏諷，說他不過“曉算術、解陰陽”而已，怎敢望聖人的清塵。這種負面評價，從蘇東坡、朱熹到近現代，不絕如縷。如蜀中同鄉蘇軾就看不起揚雄，說他是用艱澀的文字，掩蓋膚淺的思想。近代蜀中大儒劉鹹炘也說揚雄的學術比較浮泛，與傳統的實儒不同，實爲“文儒”之祖。這倒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兩漢之際，以文士爲特徵的儒者大批涌現。除他指出的桓譚外，還有王充、蔡邕、馬融、張衡等等。

　　與此同時，正面的讚譽更多。桓譚之後，王充《論衡·超奇篇》就多次稱揚雄，稱他“蹈孔子之跡”、“參貳聖之才”。張衡酷愛《太玄經》，曾對好友崔瑗說:揚雄的《太玄》，妙極道數，與五經相擬，可稱是漢代二百年的代表作。唐宋時期，韓愈、司馬光等人更是將揚雄置於孟子之上，視爲孔子之後第一聖人。

　　揚雄身上這種譭譽參半的評價現象很有意思。中國文人，通常有着達則兼濟天下的抱負。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積極入世。但政治的複雜性，他們往往又看不透。李白、杜甫，乃至後世的很多文人學者，往往在這些方面留下或多或少的瑕疵。作爲後來者，我們往往會看得比較清楚，但不宜輕易指責，而是如陳寅恪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所寫審查報告中說的，對古人抱以同情的理解。

　　五

　　詞賦大氣象

　　揚雄的思想與學術，決定了他的創作有其獨特性。從保存下來的作品看，揚雄的創作，辭賦、文章、連珠這三種文體成就最高。其特點，用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的說法，一是構思深邃，二是用詞詭麗。先說辭賦創作。揚雄的辭賦，以模仿司馬相如知名。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鋪張排比，或天地四方，或有外到裏，或分門別類，羅列各種名物，近似於《爾雅》一類的字典。他早年的創作，如《蜀都賦》《蜀王本紀》《縣邸銘》《綿竹頌》《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四隅銘》等，都與蜀地風情有關。

　　《蜀都賦》以成都作爲描寫的對象，多以“爾乃”領起，分別敘寫蜀都的地理形勢、市井倫常，名勝特產、農貿工商，歲時節候、魚弋盛況，可以視爲蜀都的風光圖軸和風俗畫卷。如描寫成都風俗：“爾乃其俗，迎春送冬。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池泄澳，觀魚於江。若其吉日嘉會，期於送（又作”倍“）春之蔭，迎夏之陽。侯羅司馬，郭範畾楊，置酒乎滎川之閒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岡。衆器雕琢，早刻將皇。”這裏描寫春夏之交送春迎夏的風俗，是後代詩詞的重要題材。

　　在中國古代辭賦發展史上，揚雄的《蜀都賦》具有獨特的地位和價值。其一，在京都題材方面，此賦爲開山之作，後來的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左思《三都賦》等，無不受其啓示和影響。其二，“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揚雄此賦，不言情，不寫志，不議論，不諷喻，是一篇典型的、純粹的體物大賦，正符合“賦”的手法與文體的本來意義和特色。其三，此賦人文內涵厚重而詞藻亦奇古華贍，體現出揚雄作爲學者與辭賦家雙重身份的特色。進入長安之後，他以《甘泉賦》《河東賦》《長楊賦》《校獵賦》四大賦作爲投名狀，通過全方位的空間展示，說古論今，烘托帝國的博大氣象。如《羽獵賦》“出入日月，天與地沓。”曹操就借用描寫滄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兩者異曲同工。《甘泉賦》作品以極其細膩的筆觸，描繪成帝爲趙飛燕求子嗣，舉行隆重盛大的郊祀活動，包括出行的隆重，甘泉的高聳，草木的豐茂，景物的繁美，天神的降臨等等，非常傳神。如描繪隨行衆多，“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又寫車騎隆盛，“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感動地祇和天神：“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於是羣神畢至，萬國和諧。更吸讀者注意的是對宮觀樓闕的描寫：“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才經於柍桭。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可謂高聳入雲，譎詭多變。杜甫的《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或許就受此影響。可能是第一次爲皇帝撰寫這樣的文字，所以作者很用心，創作過程異常艱辛。據桓譚說，賦成，揚雄做夢自己的五臟都流出來了，趕緊用手捂住。醒來之後氣喘吁吁，大病一年。

　　這篇作品開啓了宮殿大賦的先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何晏《景福殿賦》都受此影響。

　　叫人意想不到的是，揚雄在晚年卻悔其少作，《法言·吾子》記載說，辭賦乃“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爲此，他提出“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分別，認爲“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他肯定後者，要求辭賦要合乎“諷諫”的中正態度，反對麗靡巨衍的形式主義傾向。賦體創作在描寫與構思上固然要有一定的虛構與誇飾，但是，作爲辭賦創作還有一個託物言志的基本功能，這就要求賦體必須爲諷頌創作目的服務，也就是揚雄所說的“麗以則”，辭藻美麗只是外在的形式，內在的要求是作者必須持守的道德準則。揚雄在《法言·吾子》提出了完美的賦作標準，即“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他認爲，文學創作不能僅僅賣弄學問、辭藻，因爲那是“童子雕蟲篆刻”的小技而已。

　　《法言·重黎篇》還專門談到了文學的功能。他指出，一個成熟的作家，要“立事”、“品藻”和“實錄”這三個方面下功夫。所謂立事，就是要用不同的文體，表達不同的內容。所謂品藻，就是要用《春秋》的筆法，言簡意賅。所謂實錄，就要像司馬遷《史記》那樣，不虛美，不隱惡。這些觀點，在今天依然有着現實意義。

　　六

　　歷歷如貫珠

　　揚雄的文章留存下來的還比較多，主要有兩類，一是韻文或者介於韻文和散文之間的文體，如《解嘲》《解難》《趙充國頌》等，二是純粹的散體文，如《上疏諫勿許單于入朝》等。並見於《漢書》本傳，模仿東方朔《答客難》，是介於辭賦與文章之間的一種韻文體裁。《解嘲》收錄在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昭明文選》中，屬於設論體。《解難》未收，李善注多有引錄。

　　《解嘲》，就是針對別人的嘲諷，自我回應。嘲諷他的人說，你的《太玄》如此深奧，“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可是，玄妙的道理並沒有改變你的政治地位，你依然位不過侍郎。於是揚雄以古代管仲、傅說、侯嬴、呂尚、孔子、虞卿、鄒衍爲例，說明上世之士，非常相信自己的口才和文筆，往往乘勢而起，得到重用（“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詘”）。而今，外戚專權（王氏），小臣得寵（董賢等），憂國憂民者遭到排擠，羣小充斥朝廷，趨炎附勢者加官晉爵，青雲直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闢。”皇帝大臣們見到人們提出政見，不是予以採納，而是加以壓制甚至打擊，以至雖有賢才，也無所舒展其抱負（“炎炎者滅，隆隆者絕”、“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那些顯赫一時的權貴，終究逃脫不了覆滅的下場。但對這種官僚體制，揚雄也無力改變。他只能有意避開當時政治鬥爭的旋渦，自守全身，埋頭撰寫《太玄經》，與大道同在，“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在這篇文章裏，有很多名句，如“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曹植《與楊德祖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即用此句式。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也借用此典。

　　《解嘲》模仿東方朔的《答客難》。東方朔的結論是“時易事異”。揚雄的結論也是：“世異事變，人道不殊”。而後四字，有着更深的感慨，是說世道變了，可人道沒有變。東漢時期，崔駰作《達旨》，蔡邕作《釋誨》，也都是這種風格。

　　揚雄散體文章，以《上疏諫勿許單于入朝》爲代表。《漢書·匈奴傳》載，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單于上書願朝覲五年。當時哀帝正患疾病，有人進言稱匈奴從上游來，對人主不利，再說，虛費府帑接待也沒有必要，建議勿許。時任黃門郎的揚雄諫則提出異議，他縱論古今，總結了秦漢以來二百年匈奴與漢朝的關係，分析利害得失，認爲與其發生叛亂再治理，通過戰鬥取得勝利，不如防患於未然，不戰而屈人之兵，這纔是最大的勝利。史載，哀帝接受揚雄的建議，接待匈奴使者。這篇文章，氣勢凌厲，波瀾頓挫，絕非應景虛設，而是安邊長策，這與他標榜高蹈，可謂判若兩人。

　　這種見解類似於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文》。當時，很多人認爲打通西南地區，耗時費力，意義不大，司馬相如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很有政治眼光。其中“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這段話，武帝於元封五年（公元前106）詔書中也有所借鑑說：“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足見影響之之大。這又是揚雄與司馬相如相近的一點，文章很有骨力，有氣勢。

　　如果說《上疏諫勿許單于入朝》主張對匈奴懷柔政策的話，《文選》收錄的《趙充國頌》則體現了揚雄在邊患問題上的強悍一面。趙充國是隴西人，武帝后期重要將領，曾率衆出擊匈奴，身被二十餘創。昭帝、宣帝時，趙充國又多次平定西羌部族叛亂。趙充國死後的第二年，漢宣帝在麒麟閣爲十一功臣畫像，其中就有趙充國。又過去四十餘年，西羌再次叛亂。漢成帝思將帥之臣，追念趙充國，命揚雄即趙充國圖畫而作頌。趙充國戎馬一生，征戰南北，創立赫赫戰功。生前死後，均享有重名。在一篇百餘字的篇幅裏，如何概括主人公波瀾起伏的一生，還真是頗費思量的事情。揚雄這篇小頌，緊緊扣住趙充國征討西羌的戰役來寫，通過一個側面來展示這位英雄的深謀遠慮勇武和雄才大略的氣魄。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評價說：要在百餘字的篇幅裏，截取要點，謀篇佈局，實屬不易，可爲典範。這篇文章，班固收錄在《漢書·趙充國傳》，蕭統收錄在《文選》，遂成文學名篇。揚雄的連珠體創作，現在僅存部分內容。所謂連珠，就是歷歷如貫珠。這種文體，篇幅不長，文思寬廣，蟬聯而下，如羣珠貫穿。漢代的杜篤、賈逵、班固、傅毅、劉珍，魏晉南北朝的潘勖、王粲、陸機、顏延之、王儉、劉孝儀等並有仿作，影響很大。後來，這種寫作筆法又引入詩歌創作，如《贈白馬王彪》七章，就借用了這種手法。

　　七

　　知我或罪我

　　揚雄六十一歲那年，王莽不再“居攝”，而是自稱皇帝，國號新。揚雄的最後十年裏，是在王莽朝度過的，頗爲糾結。

　　其實，王氏家族當政，早在四十年前就開始了。武帝死後，昭帝即位，才八歲，霍光輔政，大權獨攬。後起於代王的宣帝即位，滅霍氏家族，號稱中興。此後，從元帝、成帝、哀帝，再到平帝等，皇帝年齡都比較小，外戚輔政。尤其是元帝死後，成帝啓用外戚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職掌朝政，成帝的幾個舅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等併爲關內侯。最初，王鳳還上書乞骸骨，請辭，說明王氏家族在此時尚多顧忌。從王鳳、王音、王商、王根，再到王莽，從居攝輔政到直接代漢，揚雄見證了西漢後期外戚與宗室的矛盾及其政權交替的整個過程。他看到王莽託古改制，古學有復興的希望，他爲此歡欣。同時，他又看到社會弊端叢生，官場險惡，又心寒氣短。作爲一介書生，又身處政治漩渦中心，他只能採取一種明哲保身的處世態度。

　　這個時期，有兩篇文字最爲扎眼，一是《元后誄》，二是《劇秦美新》。元后，漢元帝皇后，爲王莽姑母。元帝死，成帝立爲皇太后。王莽篡漢，廢皇太后稱號，改叫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今題《元后誄》，可能是後人改題。這篇文字顯然是應王莽要求而寫，看不出揚雄的真實想法。

　　《劇秦美新》就比較複雜了，至少看不出是被迫應詔而寫。這是一篇爲王莽歌功頌德的文章，按理說，王莽被是視爲竊國大盜，理應受到排斥，而《文選》卻把它作爲範文收錄，這是基於什麼考慮？有一種看法認爲，這篇文章不是揚雄所作，因爲揚雄就沒有在王莽朝做官。這顯然是睜着眼說瞎話，因爲《舉新美新》開篇就稱自己的說：“諸吏、中散大夫臣雄”。還有一種推測，認爲這篇文章出自谷永等人手筆。問題是，谷永早在王莽篡位之前的十餘年即已離世，當然不可能寫作此文。最通行的看法，承認這篇文章是揚雄所寫，他見王莽數害正直之臣，擔心自己受害，於是撰寫此文，貶斥贏秦酷政，歌頌王莽新政，取悅王莽，避免禍害。也就是說，文章所述，並非發自內心。在我看來，揚雄作《劇秦美新》歌頌王莽品德，並非矯情之作。寫到這裏，王莽還是繞不開司馬相如。司馬相如死後，漢武帝派人到家裏慰問，順便問問司馬相如有什麼文章留下來。卓文君說，司馬相如通常是隨寫隨丟，只有一篇文章留下來，說如果朝廷來人，可以呈上。這就是有名的《封禪文》，彰顯漢代功德。武帝聽從了司馬相如的建議，七年以後，正式到泰山舉行封禪儀式，成爲當時一大盛事。

　　揚雄寫作《劇秦美新》，也出於這種心態，要爲新朝大唱讚歌。劇，甚，言促秦短命。劇秦，猶賈誼“過秦”，但這不是重點，重點在“美新”，即讚美新莽之政。司馬相如完成《封禪文》而沒有上呈，他相信朝廷會派人探視。揚雄沒有這種聲望和自信，他說自己患有“顛眴病”，也就是眩暈症，擔心壽命不長。如果自己的心意不能叫朝廷知道，那才叫抱恨終身。故“竭肝膽、寫腹心”，效仿司馬相如《封禪文》，精心寫作《劇秦美新》，“亦臣之極思也。” 看來，揚雄一輩子都走不出司馬相如的籠罩，自視爲最後一篇大文字，還是要模仿司馬相如。

　　如同《封禪文》的韻文部分，開篇就從混沌初開寫起，寫到歷史上的興亡際遇。從玄黃不分、天地相混，到生民始生、帝王始存，一下子說到三代。鼎盛之後，難以爲繼，所以纔有孔子《春秋》之作，描繪了一個遠古理想主義社會。這個社會最叫人豔羨的是道德、仁、義、禮、智“，爲下文”劇秦“和”美新“作一伏筆。

　　秦朝違背了這個理想，所以纔會二世而亡，新莽正朝着這個方向努力，所以值得讚美。這纔是此文關鍵所在。

　　問題是，王莽畢竟曾是漢臣。美化王莽，必然醜化漢朝。這個矛盾如何解決？這是無法繞過的難題。我想揚雄也很難，有關西漢近兩百年的歷史，作者只用了99字就一帶而過。這不足百字中，作者還指責了漢承秦制的弊端，一是“帝典闕而不補”，二是“王綱弛而未張”。在作者看來，王莽的業績正在這裏。王莽與揚雄有一點相近，即，他們都對古學感興趣，是理想主義者。史載，平帝元始四年八月，王莽奏立明堂、辟雍。又立《樂經》博士。至此，六經均設博士，每經各五人。爲此，朝廷頒佈招賢令，網羅異能之士，凡通經書、小學、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者，皆在應召之例。當時，有數千人應召，盛況空前。揚雄好古樂道，這些做法，很切合揚雄的心願。從前，五帝繼承三皇，三王追隨五帝，皆遵循古道。新室則勤勤懇懇，兢兢業業。隨後，作者又用車馬旗幟、車鈴詩樂、朝服配飾、吉凶之禮、倫理人情等五個方面，通過排比句式，表現王朝禮儀之盛。緊接着，作者又從“改定神祇”、“欽修百祀”、“明堂雍臺”、“九廟長壽”、“製成六經”、“北懷單于”六事，引申發揮、鋪陳其事。結論是，王莽新政，不僅上承天意，也繼承了前代的光榮業績。

　　揚雄在《法言·問神》中說：“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文學創作一定要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反對爲情而造文。據此而論，《劇秦美新》應該不是一般的應景之作，而是發自內心的寫照。揚雄本胸懷大志，不惑之年來遊京師，上四大賦，本應得到重用。然而正當盛年，卻生不逢時，頗爲失落。而王莽的復古，使他看到了希望，所以在當時頗爲活躍。由此看來，這篇作品不僅僅有感恩的成分，更有一種關注現實的情懷在裏面。

　　知我罪我，只能託付給歷史去評說了。

　　八

　　溫酒看大儒

　　揚雄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這種影響不妨先從蜀地說起。

　　我們知道，漢景帝末年，廬江文翁爲蜀郡太守，敦促教化，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蜀郡文化由此而日益發達。他們普遍推崇儒家思想。譬如揚雄就認爲，儒家經典，如日月高懸。“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這些經典，各有所重。《周易》側重於闡釋天命，《尚書》側重於歷史興衰，《三禮》側重於日常百事，《詩經》側重在於感興言志，《春秋》則記事說理。這是司馬相如的重要貢獻。

　　揚雄的重要貢獻是在不遺餘力地推廣儒家經典的同時，接受了嚴遵的影響，有選擇地吸收了《老》《莊》爲代表的道家文化。他欣賞老子所倡導的道德之說，而對他們否定仁義、滅絕禮學，則有所批評，捨棄不取。這些思想，對於蜀地道家思想的傳播乃至張陵在蜀地創建道教，都有深刻的影響。揚雄的思想主張，充分體現出蜀學兼容幷蓄的特色。這是揚雄的重要貢獻。

　　揚雄的影響又不顯然侷限於蜀地，正像我們開始所說，他不僅僅是西道孔子，也是全國的碩學鴻儒。

　　前面提到張衡對揚雄的評價，其中一句話說，漢代四百年後，“《玄》其興矣。”也就是說，張衡預見揚雄的著作在漢代之後會得到高度重視，產生重要影響。事實上也正是如此。魏晉南北朝時期，知識分子最喜歡讀的書就是“三玄”，即《周易》《老子》《莊子》，最喜歡的作家是屈原及其《楚辭》。生活中最流行的嗜好是飲酒。《世說新語》載：所謂名士，不需要有什麼大才，只要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就可以稱爲名士。按照這個標準，揚雄是典型的魏晉名士。他酷愛《楚辭》，沉溺“三玄”，我們在前面已有充分論述。他還好喝酒，爲酒唱讚歌。《漢書·揚雄傳》記載說：揚雄家窮，很少有人到他家串門。只有那些想求學的人，到他家，通常會帶酒菜去看他。《文心雕龍》列舉文人的瑕疵，說到揚雄，是“嗜酒而少算”，意思是說揚雄愛酒而不善於爲自己謀劃。揚雄嗜酒，是事實，這裏面也可能有借酒澆愁的原因。揚雄有一篇《酒賦》，借瓶罐和酒器的不同命運，比喻官場的險惡。作者開篇就說“子猶瓶矣”，瓶罐用來打水，常常放在井邊，處高臨深，經常遭到喪身之禍。而酒囊呢，只是裝酒用，常爲國器，出入兩宮，高門大宅，博得帝王和貴族的寵愛。這是酒的過錯嗎？這種詼諧的文字，爲後來孔融、劉伶等繼承。孔融《難曹公禁酒書》也反覆申明酒無過錯，酒是好東西。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李白也受此啓發，說：“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就是從揚雄和孔融的語意生發出來的。揚雄說：“由是言之，酒何過乎？”孔融也說：“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治者哉？”劉伶的《酒德頌》中更是形象地描繪了種種醉態，如“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非常誇張。借酒說事，揚雄是始作俑者。

　　由此說來，揚雄不僅僅是跨世紀的歷史人物，他更是開啓魏晉玄學的一代宗師。現代著名學者陸侃如著《中古文學系年》，就是從揚雄出生這一年開始，道理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