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最近NHK電視台做了一期回顧日本平成30年間科學成就的紀錄片，接受採訪的日本最年輕諾貝爾獎獲得者田中耕一又火了起來。

在國內，他獲得諾獎的故事，被包裝成了一個學渣的逆襲，大體上的渲染是這樣的：

他是個養子，出生不久母親就去世了；他從小沒什麼天賦，大學本科還掛科，後來沒錢讀研究生，去了一個普通的日本公司做了職員；

他一天做實驗不小心犯了錯誤，將錯就錯發了篇論文，一二十年後，還是普通上班職員的他，忽然接到了個電話，通知他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他穿著工服出現在閃光燈下，原來只給了他1萬日元獎勵的公司，老闆飛速從外地趕回，還追加了1億日元獎金，還給他專門設了個實驗室，當然，還有大量鮮花和榮譽紛至沓來。

整個過程看起來，一切都像是個戲劇，好像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諾獎，砸中了一個日本二楞子。

不得不說，國內版的田中拿諾獎渲染故事，基本滿足了大眾意淫的所有關鍵要素，你看，人家成績那麼差，混得那麼慘，還能拿諾獎呢，多麼的好一個能給那些不努力學習，渴望不勞而獲的人打超級雞血的黑色幽默故事。

但如果你讀過田中那本自傳——《最了不起的失敗》，不難發現，國內的這種意淫，甚至田中本人都未必會同意。任何成功，其背後必定有著常人未必看得見的艱辛，天上從來還是沒有白白掉下來的餡餅，對他也是如此。

渲染一：從小沒天賦，大學掛科？

田中耕一是日本中部地區的富山縣人，在他的自述里，他說，他18歲前他一直生活在富山。

他回憶了他在富山上學的經歷，看他自己對這段經歷的回憶，其實傳遞出一個很明顯的信號，那就是他愛做實驗，動手能力強，是從小就有的習慣，一直到他做最終導致獲得諾獎的實驗，其實是一脈相承的，而非他真的就是個沒天賦的學生。

這也是讓田中的老師和同學印象深刻的地方，他原話是這麼說的：

「上初中和高中的時候，常有同級的同學對我說：『田中，你小子上實驗課的時候，怎麼總是做一些與課本內容不同的實驗呀！』他們之所以這樣說，我想完全是因為我在小學被開發出來的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的結果。無論後來上初中還是上高中，我總是想試著做一些課本內容以外的什麼實驗。同學們如此準確地發現了我這個特點，真要好好地感謝他們。」

「喜歡做實驗的特點不斷在大學如此，現在也是這樣。沒辦法，就是喜歡嘛。因為自己動過手，實驗結果就會立刻出現在自己眼前。」田中還說，「我從小就喜歡動手組裝或製作各種各樣的東西。第一次組裝收音機大概是在十歲。」

後來田中考上了大學。在他高中選擇報考哪所大學時，他自述說，他老師給他的建議是報考京都大學，而列入他報考範圍的大學，也都是研究氣氛活躍、社會評價較高的電子工學系的大學。而他後來去仙台實地考察之後，最終選擇了東北大學。

從這段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出，高考時，他已經篤定自己的志業了，即做研究，方向是電子工科。如果再對當時他提及的這兩所大學有所了解，那基本就能清楚，其實他高考成績不差的。

無論是京都大學，或者是東北大學，它們全世界排名都在前100位。不僅是田中報考那會是這樣，另據英國教育組織Quacquarelli Symonds（QS）發布的2019年世界大學排名，京都大學排名世界第35位，日本第二，東北大學排名世界第77位，日本第五。

對比國內大學的2019年排名，在田中的母校東北大學之前的中國大學也只有5所，分別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大和浙江大學，所以，田中上大學那會，就不是一般的學生，而是不折不扣的優等生。

至於大學掛科，可能和一些大學玩網遊，往往主業掛科想的有些不一樣，田中的確有一門是這樣的，但不是他學的「電子工學」主業，而是「教養課程」德語。日本人的英語就已經夠菜了，更不用說是德語了。田中後來留級了一年，但他還是在進行專業知識的學習。

田中耕一是這麼說的：

「由於在教養課程中沒有拿到足夠的德語學分，只好留級一年。不過在這期間，自己的情緒改變了不少，還提前投入到專業知識的學習當中。電路這類專業課特別有意思，我學起來熱情十足。」

看到了嗎？明明這就是個學霸的姿態，一點都沒看出有哪裡渣了。

這種世界排名前100的工科大學，能考進去就不容易，而進去後的學生，一般也會受到非常嚴格的科學研究和學術訓練。從田中的自述里也可以看出，他的確也是全身心投入進去的，這種大學的嚴格訓練，和他後來的獲獎研究，同樣關係巨大。所謂掛科，完全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那種廢柴。

渲染二：普通公司員工而已？

話說田中大學畢業，起初選擇的是和電子工學有關的家電企業，但都失敗了，他自己說：「可能是因為自己太缺乏自信心才導致面試失敗吧。」

後來，他的老師安達就給他介紹了現在的單位，島津製作所。他其實想去這個製作所的醫用事業部工作，因為可以對得上他大學時情懷——

「也許正因為有母親死於產後的經歷，我似乎總有一種珍愛人的生命和健康，願意用什麼方法為醫療事業貢獻綿薄之力的情懷。這種情懷是從大學時代開始有的，但也可以說，它是自然形成的。」

只是後來田中沒有被分到醫用事業部，而是去了重點放在更具中長期效益的新技術研製開發的中央研究所，開始他多少還有些失望，但後來正式工作才發現，原來他從早到晚要乾的，就是他最喜歡的實驗工作，「這讓我一下就愛上了中央研究所。」田中說。

又該怎麼說島津製作所這家公司呢？

它可不是一家普通公司，而是日本的一個老牌的生產高科技產品的基礎科學研究公司，並且是跨國企業。看它官網資料，還是蠻牛逼的。

它早在中日甲午海戰爆發的20年前，即1875年就成立了，那時候的宗旨就是「以科學技術向社會做貢獻」，而發展至今，它在分析測試儀器、醫療儀器和航空產業機械等領域，都有自己頂尖的高科技產品，在全世界範圍也相當有競爭力。而目前全世界它有60個分支機構，海外機構30多個，以及200多家代理商。

田中當初到公司，分給他的項目就是開發質量分析儀，即利用激光測量金屬、半導體和有機化合物分子的重量。

前面已經說了，田中特別喜歡做實驗，對在島津成千上萬次的各種測量實驗，他很快就進入狀態，對成千上萬遍地用激光做實驗，他說，「我很喜歡做，樂此不疲。」

最終讓田中獲得諾獎的那個「測量生物大分子質量」的發現，就是他進入公司第二年，1985年2月發現的，他第一次測量了像蛋白質那樣的大分子質量。

有了這項突破性的發現後，無論田中還是島津製作所，並不是發表論文就算了那麼簡單，而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田中在自述里也說，「在日本，和我有相同處境的工程師很多，至少也有十多萬人吧，僅我公司就有兩千多人。」這讓人想到了華為，做基礎研發，工程師團隊做骨幹的公司，真的不是普通的公司。人家也不是普通的上班族，而是一名甘願在研究第一線的工程師。

渲染三：只有一萬日元的獎勵？

田中說，島津決定讓他們開發的技術產品化，即利用這項技術研製質譜儀。

1988年，利用田中的發現，製造出來的質譜儀（LAMS-50K）上市銷售，單台售價5000萬日元。但這種天價儀器，在日本國內沒人買，後來就到國際上宣傳和推銷，就這樣一直到1989年，一個美國的研究所的泰利先生購買了一台他們的儀器。

「賣給泰利先生的這台質譜儀既是第一台也是最後一台，從那以後再也沒人買了。不久，這種儀器就不得不停止銷售了。」田中說。

可見，根據田中的發現而研製出的儀器，並不是在網上流傳的給島津製作所帶來了1億日元的利潤，而是只賣出了一台5000萬日元的儀器。

機器雖說沒賣出大錢，但他的發現倒是及時地申請了專利。田中回顧說，那是1985年8月的事情，直至1993年6月，專利在日本國內獲得批准。「申請專利的部分原因是國外對專利的重視。一項技術如果沒有專利，它的價值就要大打折扣。」

田中說，申請和登記專利，島津製作所給了他大約1萬日元的報酬。「專利方面的報酬雖然不高，但鑒於我在銷售和技術上的貢獻，公司內部還是進行了多次表彰，獎金總計也有數十萬日元了。」

所以，在產品就賣出一台的情況下，島津公司對田中還是不薄的，完全和外界想像和杜撰的兩碼事情。

畢竟還是科學研究公司，產品化、申請專利同時，「公司討論了我們開發的儀器是否要產品化，這次討論結束之後，公司認為『可以對外國內公布了』。」1987年5月，田中所在的5人小組，在日本質量分析聯合研討會上發表了他們發現的論文。

這個論文因為發表及時，田中和他的另一個同事吉田佳一在1989年獲得了日本質量分析學會的獎勵，這也是日本業內的最高獎勵，「已經使人倍感榮耀了，但這只是在日本國內，我們的成果還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

但田中的發現，獲得了西方世界的重視。

就是他發表論文那年，到了1987年9月，他一個人到兵庫縣寶塚市參加日中聯合質量分析研討會，他的發現以英文的形式發表，並且還包括研究結果的數據。他在這個研討會上，相當大膽地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質量分析界的權威人士羅伯特·J·庫特進行了辯論，並且引起了庫特對他新發現的注意，就這樣，他的研究被西方研究界所知。

在大阪大學松尾武清教授極力要求下，田中才用英文將他的研究成果又寫了一篇論文，並於1988年8月，在英國學術雜誌《質譜學快訊》上刊登發表。

這個過程，被田中稱為是「決勝千里的論文發表」。

當然，如果沒有島津公司當初及時申請專利，以及後來論文的反覆討論，也可能諾獎就與田中失之交臂了，所以，這個還是和努力分不開的。而如果不是田中在大學時已形成的學術素養，估計論文寫起來也會更費勁，但人家就是用英文寫了還發表了。

渲染四：天上掉下來個諾獎？

論文發表後又過了十幾年，2002年，田中耕一被告知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為什麼是田中耕一，而不是其他在國際學術界更有名望的學術大咖？這個諾貝爾獎真的就只是運氣成分嗎？在田中的自述里，他同樣給了一個否定的回答，他是這麼說的：

「我在前面曾經提到過，我也對自己的獲獎產生過疑問，原因之一就是『獲獎的為什麼不是希倫坎普先生和卡拉斯先生，而是我田中耕一？』」

「為此我問過不少研究人員，從與他們的交談中，我覺得可能是這樣幾個理由讓那個我被選為獲獎者。」

「希倫坎普先生和卡拉斯先生在1985年發表他們的『MALDI』這個名字的時候，可以測量的分子量僅在2000以下，這一點與我們的方法有本質的不同。用兩位先生最初的方法，像蛋白質那樣分子量在1萬以上的大分子是根本無法測量的。而我們的方法呢，從1985年發現開始，就可以測到分子量最大達到3.5萬的蛋白質分子。也就是說，我們的方法是最早可以測量蛋白質質量的方法。」

「還有一個理由，說起來有些複雜。」

「希倫坎普先生和卡拉斯先生髮表可以測量蛋白質那種大分子的最早時間是1988年10月，那已經是我們的論文被刊登在英國專業雜誌上兩個月之後的事情了。他們的論文刊登在美國學術雜誌《分析化學》上。在這篇名為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of Proteins with Masses Exceeding 10000 Daltons（用激光解析離子化技術測量分子量在1萬以上的蛋白質）的論文中，他們宣布，在不破壞分子量超過6.6萬以上蛋白質的情況下進行的離子化實驗獲得了成功。「

「在投稿方面，這篇論文比我們在《質譜學快訊》上發表的論文提前了一個月。可是刊登日期卻不同。我們的論文在1988年的6月6日刊登，他們的7月5日刊登。」

「歐美學術界判斷誰是最早發明者的時候，一般是以發表英文論文為依據的。因此，儘管我們在1987年就在日本的學會和日中聯合質量分析討論會上發表過有關論文，但這不算數。決定論文先後順序是看論文投稿日期和發表日期，所以我們的論文和希倫坎普先生他們的論文到底哪一方在前這個問題就變得很微妙了。如果僅從時間來看，認為希倫坎普先生和卡拉斯先生是『利用激光進行蛋白質分子的離子化』的先驅者就不奇怪了。」

「那麼，為什麼獲獎者卻落在我的頭上呢？我猜想是因為在希倫坎普先生和卡拉斯先生1988年的論文中，明確記載著『參考了1987年田中耕一在寶塚日中聯合質量分析討論會發表的內容』這樣一行字。正是這行字確保了我的領先權，也是這次獲諾貝爾獎的根本依據。在此，我向兩位先生光明磊落的學術態度表示敬意。」

渲染五：獲獎花絮與自己不認可？

田中自己也說，其實在他獲得諾獎那年之前的一年，其實是有徵兆的。比如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發現他的研究成果，異常受到西方學術界的重視等等。只是他從來就沒那樣想過而已，直至第二年下班前的那個電話。

而當天晚上他穿著工服出現在媒體面前，的確完全是意外，因為那天面對突如其來的消息，他先在同事的護送下到了一個偏僻的小房間，後來局面一直都是失控的，最後沒辦法才出來，正好就穿著工服。而當晚他家周圍也是圍滿了記者，所以他最後不得不到酒店過了一夜。

「如果事先知道自己獲獎，我無論如何也要找兩套西服，從中選一套換上，至少也會刮刮鬍子…不過一個星期前，我剛好染了頭髮，髮型還在，還不難看，值得慶幸呀！」田中這樣調侃自己說。

而他會見媒體時接的那個電話，則是他妻子打來的，也和國內傳的版本有些出入，他是這樣說的：

「會見時還有這麼一幕，妻子往我的手機上打了一個電話，她不知道我正在與媒體見面，還問我『你明天可以接受採訪嗎？』富山是她的娘家，也是我的老家，想採訪的人很多，好像還聚集在一起。我只說了一句『反正我現在沒有時間，你看著辦吧』，就掛了。聽得出來，妻子當時也相當慌亂。現在回想起來有些後悔，她是在為我擔心呀。後來有人說我在會見記者的時候還帶著手機，其實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出席記者見面會，哪可能想得那麼周全。」

「在記者見面會上，我已經陷入了一種『無我的夢境』，雖然回答了一連串的問題，至於是怎樣回答的，回答了些什麼，現在已經都記不起來了。」

而在田中的自傳里，他也沒覺得他不配獲得諾貝爾獎，而是有過思考和糾結，並且後來他想明白了，並說了非常給力的幾段話：

「在我之前的諾貝爾獎得主們，至少日本的諾貝爾獲獎者們不是大學的名譽教授就是著名作家，無論哪一位都有極高的社會地位。」

「總之，在自己還沒有最終理解獲獎理由之前，我必須向有關人士詢問一下這次獲獎的情況。」

「比如11月，我偶然遇到了瑞典皇家工科大學的英格瑪·古雷恩迪名譽教授，當時他應立命館大學的邀請到日本講學。他也是諾貝爾化學獎評審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他對我說：『即使發現再怎麼小，也是一個導火索，而這個導火索才是最重要的。』『諾貝爾自己也不是理論家，而是實驗家兼工程師』。這次會面使我開始理解自己獲獎的原因。」

「現在，我這樣想，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開端，即使理論上的證據也不夠充分，如果後來卻由此產生有利於世界各國人民的技術，那麼得這個獎就是有價值的。」

「我只是一名靠工薪吃飯的技術人員，既沒有特別聰明的頭腦，專業知識也很有限，不顧，踏踏實實埋頭苦幹的結果使我遇到了一個機會，一個取得重大發現的機會，還獲得了諾貝爾獎，僅此而已。」

「使我獲獎的研究工作不是由一名天才或精英人物來完成的，而是我和我的同事們組成的團隊的勝利。團隊是日本組織所具有的優勢，是極大的財富。」

看到這，其實田中最近這十幾年，一直到去年在《自然》雜誌上，刊登他和他的團隊多年新的研究成果——能夠從僅僅幾滴血中提前30年檢測出阿茲海默症的徵兆，也就不意外了。其實並不是因為他覺得自己不配諾獎，而是一直堅持工程師的本色，踏踏實實、日積月累的必然結果。

再多問一句，歲月又曾放過了誰？

參考資料：田中耕一著，戚戈平、李曉武譯，《最了不起的失敗——工薪族田中耕一的諾貝爾獎之路》，科學出版社，2012年1月。

  • 文： 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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