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所說的《禮記》，是《小戴禮記》。

《儀禮》十七篇，即先秦儒家所傳授的「六經」之一的《禮》。漢代又稱《禮經》、《士禮》或《禮記》，大約魏晉之際始稱為《儀禮》。至漢武帝罷黜諸子傳記博士，唯立儒家「五經」博士，獨尊儒術，《儀禮》十七篇作為「五經」之一，自然名正言順地被尊稱為《禮經》。《儀禮》十七篇所載多是士人應用之禮，如其中《士冠》、《士昏（婚）》、《士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等篇即基本上是專談士階層的禮儀的。因而漢人多稱《儀禮》為《士禮》。《儀禮》一書曾一度被稱為《禮記》，可能是由於其中既有經，又有記，故有此名。《儀禮》之名最早見於東漢王充《論衡》一書。但在東漢文獻中，「《儀禮》」一名僅此一見，而其他有關文獻，未見有稱《儀禮》十七篇為「《儀禮》」者。

今傳本《儀禮》十七篇通稱為《儀禮》的現象大約出現於鄭玄之後，范曄之前。又據《晉書·荀崧傳》載：晉元帝時簡省博士，《儀禮》、《公羊》、《穀梁》、鄭《易》諸學博士皆在簡省之列。太常荀崧上疏，請求置鄭玄《易》博士一人，《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

鄭玄生當東漢末年，雖然鄭玄之經學在當時即已名滿天下，但由於其時迭經「黨錮」之禍和多年的戰亂，因而大約至魏時始立鄭玄《儀禮》博士，至晉元帝時而被簡省掉。由此可知，「《儀禮》」一名大約在魏晉之際方成為今傳本《儀禮》十七篇的通稱。

大小戴《禮記》的編纂者分別是西漢昭宣時期梁人戴德、德聖。戴德為戴聖的叔父，當時號為大戴；戴聖號為小戴。據說《小戴禮記》一書是由戴聖編選成書。根據《漢書·儒林傳》和《後漢書·儒林傳》的有關記述，可知漢初魯高堂生傳授《士禮》十七篇給瑕丘人蕭奮，蕭奮再傳授給東海郡人孟卿,孟卿又傳授給東海郯縣人後倉（蒼），後倉傳授給沛人聞人通漢、慶普和梁人戴德、德聖。戴德為戴聖的叔父，當時號為大戴；戴聖號為小戴。當時大戴、小戴和慶普之學的影響較大，號稱《儀禮》「三家之學」。三家之學在漢宣帝時都立於學官，設博士。二戴作為立於學官的禮學專家，自然會根據自己的學術志趣從前世流傳下來的眾多禮學文獻中選編成不同的教本，用以教授學生，於是便有了流傳至今的戴德與戴聖所纂輯的兩種《禮記》選編本。由於戴德為戴聖的叔父，因而戴德的選編本85篇便被稱為《大戴禮記》，戴聖的選編本49篇便被稱為《小戴禮記》。又由於《小戴禮記》的學術地位比較高，影響比較大，因而便被後世徑稱為《禮記》。後世有所謂《小戴禮記》系截取《大戴禮記》的說法，是不準確的。

三禮之中，《儀禮》、《周禮》二禮均有較嚴密、完整的寫作體例和理論框架，而《禮記》則是一部資料彙編性質的書籍，其各篇的寫作出於眾手，沒有嚴密、完整的寫作體例和理論框架。《漢書·藝文志》載《記》有一百三十一篇。都是孔子的學生們及其後學所作的記錄。這些《記》都是解說《禮經》之作，傳世的大、小戴《禮記》主要就是選自於這些《記》。因而可以推斷《禮記》中的大多數篇章可能就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後學的作品。也就是說《禮記》49篇的基本內容形成於先秦時代，是由孔門弟子、後學傳下來的。

關於《禮記》各篇的作者，大多不能確考。古代學者也指出了一些篇章的作者，但其中也有不同的說法。如《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子思撰作《中庸》。《禮記·儒行》據說是孔子撰作的，《隋書·音樂志》引南朝梁人沈約說：《中庸》、《表記》、《坊記》、《緇衣》都取材於《子思子》。《子思子》是孔子的孫子孔伋（字子思）的作品集。上世紀末，隨著郭店竹簡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問世，證明《中庸》、《緇衣》、《表記》、《坊記》確是子思的作品。從而說明司馬遷、沈約等人的說法是有根據的。

東漢馬融傳《禮記》之學，鄭玄受業於馬融，為《禮記》作注。鄭玄《禮記注》問世後，逐漸為世人所重。《小戴禮記》在漢代本是附屬於《儀禮》的，但自鄭玄作注後，《小戴禮記》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到東漢末年，即與《儀禮》、《周禮》鼎足而三，蔚為顯學。至曹魏時又第一次被立於學官，設博士。南北朝時期，雖然國家分裂，經學也分為「南學」「北學」，但在三禮學方面卻同遵鄭玄學說。南朝研究三禮學的學者眾多，較著名的有何佟之、嚴植之、崔靈恩、孔僉、皇侃等。南朝社會特重門閥，因此很多人，尤其是貴族們特別重視《儀禮》，對《禮記》和《周禮》則不太重視。北朝北魏大儒徐遵明是當時教授三禮的著名學者。徐遵明將三禮學傳給李鉉等人，李鉉又傳熊安生等人，熊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北朝經學特別重視《禮記》。

南北朝時期較著名的《禮記》學著作有宋庾蔚之《禮記略解》、梁何胤《禮記隱義》、梁皇侃《禮記義疏》、北魏劉芳《禮記義證》、後周沈重《禮記義疏》、後周熊安生《禮記義疏》等。到了唐代，作為《禮記》取得了經典的地位，並取代《儀禮》成為「五經」之一。

宋代學者治經多不信漢唐傳注，進而至於疑經、改經。《禮記》學在宋代發生了重大的變異。如對於《禮記》的《大學》篇，程顥、程頤兄弟先是調整經文次序。後來朱熹不僅調整《禮記》經文的次序，而且特別重視《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將它們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二書並行，合稱為《四書》。這是《禮記》學史上的大事。影響所及，元代規定把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用書；元明時期甚至有學者不把此二篇作為《禮記》篇目如元人陳澔《禮記集說》即置此二篇而不釋，遂使《禮記》49篇成為47篇。

宋代較為重要的《禮記》集解性的著作，還有衛湜的《禮記集說》。

清代學者多崇尚漢學，反對空言說經的宋學。乾隆十三年，欽定《三禮義疏》，其中的《禮記義疏》即兼采漢、宋，第一次以朝廷的名義，打破了元明以來宋學對禮學的壟斷。但是清代乾嘉學派重考據、講實證，因而對於多講「禮義」的《禮記》的研究不及對《儀禮》、《周禮》的研究為盛。清代學者孫希旦所作《禮記集解》和朱彬所作的《禮記訓纂》算水平較高的《禮記》學著作。

現代學者較好的《禮記》譯註著作，主要有楊天宇《禮記譯註》、丁鼎《禮記解讀》、王文錦《禮記譯解》等。

《大戴禮記》自魏晉時起，不甚被學人關注。若干篇章陸續散佚。至北周盧辯始加以整理。清代學者，如孔祥森、王聘珍、孫詒讓等，對《大戴禮記》有較精深的整理與研究。近現代以來，黃懷信、方向東等學者對《大戴禮記》皆有匯校集解之著作問世。《大戴禮記》也越來越引起學界的關注。

好好掰扯掰扯大小戴禮記的事兒。

首先，《禮記》當然不是指《儀禮》。《儀禮》是先秦五經之一，也被稱為「禮經」，《禮記》一般被視為解釋《禮經》的篇目，其性質與「傳」相同。

然後再講《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

今天我們通常說的《禮記》，指的是《小戴禮記》。孔穎達《禮記正義·序》引鄭玄《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說明鄭玄、孔穎達作註疏的《禮記》，即《小戴禮記》，亦即我們今天通常提到的《禮記》就是由戴聖彙編而成的《小戴禮記》。（戴德《大戴禮記》）

（《禮記正義》）

那麼《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的成書及關係是什麼呢？首先戴德和戴聖是兩兄弟，同為漢成帝時著名經學家後倉的學生。他們兩人又各自編訂了兩本性質類似的書籍，這兩本書的關係，歷來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1，戴德刪定《古文記》二百餘篇為《大戴禮記》八十五篇，戴聖又在《大戴禮記》的基礎上刪定《大戴禮記》，成《小戴禮記》四十九篇。陸德明《經典釋文》和《隋書·經籍志》就持此觀點。

（按：《古文記》篇數，陸德明《經典釋文》取劉向《別錄》之說，認為有二百零四篇；而《隋書·經籍志》則認為有二百一十四篇。）

2，《古文記》共一百三十一篇，即《漢書·藝文志·禮類》所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中的「《記》百三十一篇」。《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小戴禮記》四十六篇，加起來正合一百三十一篇。錢大昕持此觀點。

3，大小戴各自從《古文記》百三十一篇中選擇整理，最後成《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王國維先生即持此觀點。

縱觀以上三種觀點，最基本之處就在於，他們都認為大小戴的《禮記》都是在《古文記》的基礎上刪輯而成。但是這種觀點是存在問題的，因為劉歆校書，成於平、哀之時，大概是在公元前5-6年；而戴德戴聖曾作為博士參加過宣帝時的石渠閣會議，在公元前49年，前後相距甚遠，二戴到底是否看過劉歆校訂的《古文記》還是個大大的問題。其次就是，二戴作為後倉的學生，同為今文經學家，他們所編訂的《禮記》文獻，卻主要取自於古文的《記》，這點於理不通。清人黃以周在《禮書通故》中便指出：「《戴記》所采古文少、今文多。」

所以綜合看來，二戴《禮記》的文獻來源，不僅有古文（包括《古文記》一百三十一篇），也有今文，其中以今文為主，以上所列的三種傳統觀點，現在看來還有很大的討論餘地，不可據信。

你說的這些從廣義上來說，都屬於禮記，但一般意義上我們所說的就是《小戴禮記》。

《禮記》又名《小戴禮記》、《小戴記》，據傳為西漢禮學家戴聖所編，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選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主要記載了先秦的禮制，體現了先秦儒家的哲學思想（如天道觀、宇宙觀、人生觀）、教育思想（如個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學方法、學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會、禮制與刑律）、美學思想（如物動心感說、禮樂中和說），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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