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靈敏對許多關注中國社會問題的人來說，「陳志武」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熟悉的名字。　　2006年，他3次回國，並通過文章、論壇、接受訪問等形式，發表他對國內問題的思考，無論從題目的廣泛程度還是單純的數量上，都遠遠多於往年。從「什麼妨礙了我們創業」到「中國科技新貴為什麼少」，從「過時的『地大物博』財富觀」到「『新重農主義』大可不必」，從「美國為什麼比任何國家都更有錢」到「中國經濟為什麼離不開新聞自由」，無所不談。陳教授的思考，不是對一時一事所貢獻的權宜之策，而更多的是對國家制度建設的理性呼喚。從中國人勤勞卻不富有，他看到了中國在制度建設上的落後；他認為「中國摸著石頭過河，已經過了很遠了，該考慮一下制度機制方面的改革了」；在一次訪問中，在談到中國由於制度建設的缺乏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時，他竟流下了眼淚。　　而這樣深切的關注，緣於他在2001年7月15日從上海到紐約的一次旅行。在此之前的15年，他已經從一個攜70美元隻身赴美留學的工程系窮學生，扶搖直上為美國著名學府的經濟學教授，金融定價領域的世界級權威和多個經濟學國際學術期刊的審稿人。他的研究成果曾獲默頓·米勒研究獎、芝加哥期權交易所研究獎等多項重大獎勵，他被評為世界排名第202名的經濟學家，輝煌的學術前程正在他的腳下。但飛機上的那本《財經》雜誌某種程度結束了這種單純的學術研究生活，他發現，15年他離開時的那個中國已成為歷史，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同時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型。在世界歷史上，同時發生這三個轉型的國家不是太多，中國轉型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及其遭遇的困難，為做學問的人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實驗室和資料庫。　　從2001年12月，陳志武開始在國內的媒體上發表文章，闡述他對熱點問題的看法。他幾乎馬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長期使用英語造成了漢語語感上的生疏，旅居國外使他對國內讀者的思維方式和興趣缺乏足夠的敏感度。於是，他花了8個月的時間，系統研究了自己離開後的中國現實，漸漸把握住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脈絡。　　從湖南茶陵老家拮据的農村生活到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大學城的寬敞住宅，陳志武的人生軌跡有了質的轉變。但他似乎並沒有成功人士常有的志得意滿，或出身草根的人幾乎不能避免的用自大小心掩飾的自卑，因為領悟透徹，他的文章總顯得平實而簡單。雖不曾謀面，但當他用磁性、低沉的嗓音，在大洋彼岸通過電話回答我的提問時，他總是平靜和耐心的。電話線路不好時，他會為讓你聽得更清楚而提高嗓門；二、三個小時里，他娓娓道來，偶爾會笑，幾乎從來不用專業辭彙，但卻總讓人有醍醐貫頂之感，一個學者的自信和魅力撲面而來。　　儘管已被許多人奉為精神上的導師，但陳志武卻認為，關注中國問題首先是給了自己追求新知識的滿足感，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這本身就是目的；與此同時，能讓更多國內的人在見識上有所提升，那當然更好。但他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改變社會，他認為做學問的人對社會的影響主要是長遠的，短期影響終究有限；他不是革命家，也不贊同那種激情的、天翻地覆的革命，他認同改良，認為社會的進步是漸進的、緩慢的，在這個過程中，他願意做一些推動人們改變認識這樣的基礎性工作。　　《南風窗》（以下簡稱《南》）：您每年都會回國幾次，最近的一次有何感受？國內目前的問題千頭萬緒，您認為最根本的癥結在哪裡？陳志武（以下簡稱「陳」）：我最近的一次回國是在今年8月，到過上海、香港、深圳、湖南、內蒙古等地，最大的感受是國家這麼大，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如果要求每個地方政府遵守鐵板一塊的政策，包括要求各地知識分子、官員等上上下下的人們對問題有同樣的看法，那會很難，也不應該。要求地方100%聽從中央、不能討價還價，這不僅不現實，而且必然意味著各地方無法保護當地人民的利益。目前的這種高度管制、依賴審批和要求地方完全服從的治理模式，代價很大，讓地方做出太多犧牲。更理想的情況各地有權爭取本地的利益，這是基礎性的權利。在我的家鄉湖南茶陵，當地的銀行分行吸收農村存款，再把多數資金抽調到城市，地方沒有自由裁量的權利，這對地方經濟的發展機會損害很大。在中國，湖南和上海和內蒙古的差別，甚至大過一些國家間的差別，在這種情況下要求絕對的一致和服從，往往是以地方老百姓的利益受損和地方的絕對犧牲為前提的，得到極大好處的是大城市。這是促成城鄉差別、地區間差別的制度性根源。　　目前中國面對的挑戰不少，但一個核心問題，是人們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仍存在極大的誤區。過去28年，雖然大中小學教科書已有了一些改變和調整，但像政治經濟學等教材還遠落後中國社會的發展，所教育的價值觀嚴重陳舊的問題還並沒根本改觀，法治、自由、市場經濟等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還沒有深入人心。這最集中的體現在人們對於市場經濟、對世界和外國的看法上。比如，一有問題，人們的第一反應還是「靠政府加強監管」，還有就是繼續深信「天下為公」這種聽起來瀟洒，但實際上誤導人的口號。這個「公」是什麼？把我們自己的財產和利益都交給這個「公」之後，控制這個「公」的人憑什麼不會「假公濟私」？在沒有確保「公真的是為公」的制度架構之前，為什麼我們還要天真信仰「天下為公」？　　依照語言學、人類學的邏輯，一個人平常所使用的術語基本能反映他的思維方式。如果是這樣，當我們看看現在國內討論許多熱點問題時所用的語言，你會發現人們還是從剝削、從剩餘價值來理解所有經濟現象，還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待一切，未能突破舊有的意識形態和舊思維。　　比如，大國崛起的問題，我們被教育說西方大國都是靠掠奪和剝削起家，但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這其中有很多制度建設的成功經驗；中國自洋務運動開始和西方接觸，現有的工業體系，電力、電話、石油等公用工業，報紙、雜誌、網路等大眾傳媒，股票和證券，還有製造業等，無不來自西方，但我們對此視而不見，不會看到西方給我們帶來的物質以及社會文明多方面的貢獻，以往只會片面強調苦難、傷害等負面的東西。有意思的是，到今天中國企業也走出去時，這就變成了：外國人到中國投資是剝削，而中國企業走出去就是給別人貢獻。這難道不矛盾嗎？這樣一種情緒化的、明顯帶有雙重標準的世界觀，恐怕不能支撐起中國的崛起。為了讓中國社會長久持續穩定發展，小學、中學以及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類教科書都必須改變，許多過時的東西應該改掉，與時俱進，否則會為未來的中國留下後患。　　《南》：請您設想一下，如果您當初不出國，會有今天這樣的成就嗎？陳：很難，起碼在學術研究上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出息。我在國內的本科和研究生階段學的都是科技，但我很早就覺察到，如果沒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沒有什麼用。所以我研究生畢業留校時，就要求到政治教研室去做老師，想研究科技的制度保障問題。可是在1986年初到了那裡，我的主要工作是打雜：單位里來了一車蘋果，我問每個老師你要幾斤，然後挨家挨戶地敲門收錢，蘋果來了後再送到每一家去。所以，我幹了不到一年就出國了，到耶魯大學學習經濟學。現在想起來，即使當時不做雜事，留在國內，因為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今天的成績恐怕是很有限的。　　《南》：您曾經說過，一個典型中國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如何理解這句話？陳：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的政治使命感太強，精神包袱太重。過多的政治使命感使中國人太容易被機會主義者利用，在過去150年里為多次政治運動提供了方便。不僅歷史上為政治而犧牲的人前赴後繼，即便是現在，很多中國人三句話有兩句半是在談論國家的前途和大政方針問題。相比之下，美國人一有時間就到沙灘、酒吧去玩，較少談論政治，更多時間花在家庭上。於是，有些中國媒體嘲笑美國人政治冷漠、不愛國。　　但事實上，在任何社會裡，如果太多的人整天都在談論政治，那恰恰表明那個社會中人們的生活還太不幸福。如果不健康、不公正和冤屈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人們沒有安全感並對自己的未來沒信心，人們當然只好靠談論政治來索求更好的未來。結果，政治在人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這是一種不幸；而在美國，社會的制度框架已經相當成熟和穩定了，人們對政治有信心，有安全感，甚至誰上台都無所謂，有了這樣的前提，人們已經沒有必要對政治念念不忘了，用不著十句話有九句離不開政治、離不開「中國向何處去」這樣的大問題。所以，要增加人們的幸福感，最根本的是要在制度建設上取得突破，讓人們獲得不用總談論政治的幸福，生活不應該總那麼沉重。——我不是呼籲中國人不要關心政治，在目前的狀態下的確無法不關心國家大事，也應該關心。但是，我真心希望有那麼一天，中國也能進入這樣一種理想的社會境界：讓本能對政治有興趣的人去投入研究政治或從事政治，但更多人不必關心政治，不必為中國的前途憂心忡忡，而是專註享受生活，花更多時間與家人在一起。到那種時候，中國人才算是真正幸福了。　　《南》：作為學者，您肯定有在學術方面的更高目標或野心吧，您對國內問題的關注，會否分散您在這方面的精力？陳：客觀的說，這確實是一個煩惱。對國內的問題發言，我要收集很多資料、看很多文獻、做研究，很花時間，而且國內的事情讓人頭疼的地方太多了，進行這樣的研究很多時候很痛苦。事實上，純理論研究也讓我陶醉，我喜歡數學，有時看到別人做的很漂亮的數理經濟模型和數據，也覺得那的確是享受，很想再回頭去做。但即便現在的學術論文的發表量受到影響，我的收穫還是很大。中國社會方方面面正在經歷的轉型的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能有機會見證、觀察和研究中國社會這樣的巨變時代，並就其中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發表意見、做深入研究，有這樣的機會，對一個學者來說是莫大的幸福，是生得逢時呀。有許多由中國轉型引申出來的學術問題是在成熟社會裡想不到的，我的這些投入會讓我的學術研究更上一層樓，實際上，我感到自己的學術視野已經受到非常積極的影響，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充實。　　《南》：在您看來，學者介入公共生活，如何保證自身的獨立性和不偏不倚？陳：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有一點是肯定的，大多數學者選擇投身於學術研究，無疑是出於對這一行的熱愛，他們的道德情操普遍會很高。但學者也是人，有家人和小孩，要養家糊口，他們給企業或其它單位做諮詢、做參謀時，當然應該得到收入，不應該是免費服務，他們也有權利這樣做。不過，為了規避利益衝突，在學者公開針對涉及具體公共利益的問題發言時，應該披露是否跟相關利益集團有利益關係，有沒有經濟利益在其中。只要有這種披露，讀者和聽眾可以自己做出判斷，就可大大減輕潛在利益衝突。顯然，如果因為有潛在利益衝突就完全不讓他們發言，那對社會也是一種損失，因為他們往往是某些領域的專家。但是，政府部門的官員以及政策研究部門的人，應該迴避跟企業的經濟關係，不能收費，包括出席會議發言時，他們不應該收紅包之類的東西，他們已經拿著國家經費和工資，更掌握行政權和政策決定權，利益衝突會太大。像國務院下屬的智囊機構，不應該一邊拿著政府的錢一邊又為企業做諮詢，甚至幫助企業遊說來影響政策，這是不可饒恕的。在美國，證監會的人被請吃飯或開會時，是一定要給自己的那一份付帳的，更不會收紅包，就是怕出現利益衝突。　　《南》：公共利益往往具有模糊性，容易被濫用，在您看來，如何才能儘可能準確地界定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達過程中，弱勢群體的聲音如何得到表達和體現？陳：在農業社會，人們之間的聯繫很少，湖南一個地方發生的事情對其他地方可能影響不大，所以公共利益的事情不會太多。但現在不同了，經濟全球化讓幾乎所有的問題都牽涉到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影響如此之廣，不要說官員、學者、業者，就連個人的吃住行都會影響到公共利益，就要求社會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達過程中要充分保護弱勢群體。這一目標的實現，當然不能靠強勢者的善意，不能只指望道德發揮作用，而必須有相應的制度安排和剛性架構：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進行決策的民主化建設，允許廣泛且不受限制的討論，建立民主制度和法治，完善社會衝突的談判和解決機制。（原載《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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