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流派紛呈，但以內容的繁複和影響的深遠而言，首推現實主義。顧名思義，現實主義——或其別稱寫實主義——以描摹人生，反映現實為目的。這一流派在清末「新小說」時已經是流行話題，五四以後更帶動出文學熱潮。到了三〇年代，現實主義沾染了政治色彩，成為批判當下，鑒照意識形態正確性的法門。現實主義歷來名目繁多，如人道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鄉土現實主義等，不一而足。即使到了二十世紀末，魔幻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等依然是文學創作的焦點。

　　傳統中國小說從來不乏寫實模擬的意識和技巧，但是要到二十世紀之交，因為西方論述的引進，「寫實」才形成一種流派，佔取了話語權力。對彼時的知識分子和文人而言，「寫實」相對於蒙昧不義，充滿解放和啟蒙意義，儼然奉了「寫實」之名，真相得以顯現，真情得以流露，真理得以昭彰。而當「寫實」主義在左翼論述里被正名為「現實」主義之際，一種迫切的時間感和意識形態召喚更呼之欲出。

　　現實或現實主義因此不只意味單純的觀察生命百態、模擬世路人情而已。比起其它文學流派，現實主義更訴諸書寫形式與情境的自覺，也同時提醒我們所謂現實，其實包括了文學典律的轉換，文化場域的變遷，政治信念、道德信條、審美技巧的取捨，還有更重要的，認識論上對知識和權力，真實和虛構的持續思考辯難。

　　我以為一個世紀以來作家和讀者對這些問題的辯證和試驗，足以使現實主義小說成為我們探勘中國現代性的最佳途徑。這裡最大的弔詭正在於小說作為寫實的載體。小說原為虛構，是不必當真的文字書寫。但在現實主義的大纛下，小說赫然成為政教機構爭取發言權力的所在，或個人與社會相互定義、命名的場域。 由此產生的文本內外的互動和抵牾，信仰和禁忌，為一個世紀的文學史鋪陳出一則又一則精心動魄的故事。

　　基於這樣的理念，我對現實主義小說全盛時期的三位作者——茅盾，老舍，沈從文——作出研究。這三位作者的背景極為不同，從事創作的動機也各有因由。茅盾是早期介紹西方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進入中國的推手，而他同時廁身新文學編輯事業和左翼革命運動，堪稱五四以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老捨出身北京下層旗人社會，因緣際會，赴英國任教期間接觸狄更斯等人作品，大受啟發，從而走上創作之路。沈從文來自湘西苗鄉，早年輟學從軍，卻因新文學的感召來到北京，矢志進入文壇。

　　這三位作家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嶄露頭角。茅盾在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第一次革命失敗後匿居上海，百無出路之際執筆創作，卻為大革命前後的政治與激情作出最動人的見證。老舍憑藉嬉笑怒罵的風格，寫盡市井小民在新舊文化之間的笑聲和淚水。沈從文則白描故鄉山水人事，投注無限深情，終於成為中國鄉土文學寫作的第一人。

　　這三位作家基本承襲了十九世紀歐洲寫實敘事的基本文法——像是對時空環境的觀照，對生活細節的白描，對感官和心理世界的探索，對時間和事件交互影響的思考等。但他們筆下的中國出落得如此不同。茅盾暴露社會病態，對一代革命者獻身和陷身政治有深刻的體驗；老舍從庶民生活里看出傳統和現代價值的劇烈交錯；沈從文則刻意藉城與鄉的對比投射烏托邦式的心靈圖景。而如前所述，這三位作者的不同不僅在於風格和題材的差異，更在於他們對「現實」和「小說」的意義和功能各有獨到的解釋。茅盾藉小說和官方「大敘事」抗衡，並且探索書寫和革命相輔相成的關係。老舍的作品儘管幽默動人，卻總也不能隱藏對生命深處最虛無的惶惑。而在沈從文的原鄉寫作盡頭，是對歷史暴力的感喟，和對「抒情」作為一種救贖形式的召喚。

　　合而觀之，我以為這三位作家示範了中國現代現實主義書寫的三個面向：

　　一，茅盾的作品凸現歷史，政治，敘事虛構三者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而茅盾本人充滿矛盾的經歷尤其為他的創作添加出虛入實的意義。正因為作家理解現實/小說內蘊的高度不穩定性，乃能將歷史的先驗與後設、政治的權宜和變化，展露無遺。

　　二，老舍的作品引領我們思考現實主義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感動性（affectivity）因素。從涕淚交零到嬉笑怒罵，現實的「效果」顯然不是「文學反映人生」這樣的口號所能體現於萬一，而有賴作者和讀者情緒和意向的調動。由此展開人與我，表與里， 疏離與參預的重重辯證，構成現實小說的倫理學界面。

　　三，沈從文的作品不但建構「原鄉」的空間，也同時顛覆這一空間。他更藉此叩問現實主義敘事的另一底線：在窮盡客體物象後，現實敘事是否仍有安頓主體想像——尤其是抒情主體想像——的餘地？

　　新中國成立後，現實主義一躍而為文藝正統，但「現實」的律令反而愈發嚴峻。在重重壓力下，茅盾、老舍、沈從文的創作事業都歸於沉寂，這毋寧是現代小說的巨大損失。然而只要仔細觀察，我們發現這三位作家的影響不絕如縷。楊沫《青春之歌》式的革命歷史小說，趙樹理充滿世故的民間敘事，甚至孫犁、劉紹棠的社會主義抒情隨想，都可以看出線索。八十年代後，大陸文學界再次活絡，而且與海外文壇互動頻繁。作家們的眼界既開，對「現實」的發現或發明自然不同以往。值得注意的是，當他們在顛覆歷史、政治大敘事，重組民間倫理關係，或召喚「有情」的主體時，他們似乎與當年的茅盾、老舍、沈從文展開又一輪的對話。從「尋根文學」到「新歷史」、「新現實」小說，從《現實一種》（余華）到《大說謊家》（張大春），現實主義小說的流變不變，可以如是觀。

　　必須要強調的是，本書的選樣和命題當然有其限制。在茅盾、老舍、沈從文以外，還有許多作家曾為我們示範不同的現實主義創作。而這正是本書的意旨：相對於一般論述對現實主義所設的公式化定義或一以貫之的流程，我認為如果中國現實主義經過一個世紀以後仍然生機蓬勃，那不是因為某一個宗派或教條的持久不衰，而是因為作家們早在世紀的另一端就曾以不同的眼光、信念、和技巧，試圖為中國的現實作出多彩多姿的造像，而這一工程在今天理應持續進行。果如此，現實的限制不必是現實主義的限制；現實主義的建構也總已暗藏對現實的虛構，甚至解構。

　　本書原在一九九〇年代以英文寫成，在材料和方法學的運用上難免顯出彼時的限制，如茅盾多項私人資料當時仍未出土，《沈從文全集》也尚未編纂完成。而書中行文立論也每每顯出刻意與當令西方批評理論唱和的痕迹。幾經斟酌，我決定對這些部分不做太多更動，而將其視為一個階段研究經驗的紀錄，靜待後之來者的批評。與此同時，我近年對茅盾、老舍、沈從文所作的研究，也許可以算是對此書不足之處的補強。

　　本書中譯是集體努力的成果。初稿第一至第五章由台灣中央研究院胡曉真博士翻譯；第六至第八章由美國威斯理學院宋明煒教授翻譯。各章譯稿又分別由高嘉謙（國立台灣大學）、蔡建鑫（美國德州州立大學奧斯汀校區）、張恩華（美國麻州州立大學安赫斯特校區）、宋偉傑（羅格斯大學）、宋明煒教授校改。他們都曾是我的學生，現在學有所成，分別在台灣和美國從事研究或任教。本書翻譯能夠得到他們的鼎力協助，是最令我快慰的事，必須在此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本書的完稿由我個人作了全面修訂，當然也擔負所有文責。

　　本書中文版最早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夏烈先生主催，因為種種原因擔擱至今，這是要特別要致歉之處。蘇州大學季進教授常年為此書聯絡協調，謹此敬致謝忱。我更要謝謝復旦大學出版社孫晶女士和其它編輯同仁的精心策劃。他們推動人文研究的熱情和專業的編輯經驗，永遠是對作者的最大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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