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0年西北大饑荒

Andrea Janku 「天災乎，人禍乎」：1928-1930年西北大饑荒

作者：發布時間：2012-03-22信息來源：社會學視野網

「天災乎，人禍乎」：1928-1930年西北大饑荒[1]

揚庫（Andrea Janku）著

袁劍譯

該文發表於《中國學術》第30輯

多難興邦[2]

一、問題

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民國時期日漸頻繁的水旱災害的重要原因更多的要歸咎於灌溉設施的年久失修以及先前救濟機制的崩潰，而不在於日漸多變的氣候條件。似乎大家早有共識，使人深陷水深火熱之中的主要原因是戰爭與政治鬥爭，而水旱災害是次要原因。然而，自然因素在導致饑荒的過程中仍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儘管出現了鐵路運輸以及近代通訊技術；而仍有必要從道德層面對救災工作加以考量，儘管權力政治依然有其重要性。導致饑荒的原因總是複雜多樣的。雖然沒有足夠數據來確定1928至1930年西北大饑荒的確切規模，但旱災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毫無疑問的。顧德明（Fran?ois Godement）的研究指出，根據國立中央大學氣象系所搜集的數據，1928年和1929年的降雨量在常年平均水平以下。但在有的地區，政治因素無疑還是舉足輕重的。按照顧德明所述，在河南「雖然有的地方有旱災的跡象，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說旱災是發生饑荒的最顯著的原因。」但是在山東，河北和西北省份，人們應對的「很清楚的是自然災害」，而陝北受災最重。[3]人們試圖把自然和人為因素區分開來，清朝的官員會認為是做作和虛偽的，這種區分確實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政治性的現代化特徵。1928年至1930年大饑荒時的國內外爭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研究那次饑荒的著作相當少。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相對生活水平的問題和工業現代化對一個龐大的農業社會產生了影響，在另一方面，內部戰亂和日本的入侵似乎是更為顯著緊迫的問題。但這兩者與饑荒問題是分不開的。饑荒的持久性是中國的落後最顯見的標誌之一，因此恰好當時在南京建立的國民政府無疑不希望它佔據一個很突出的地位，而同時，極有影響力的公共領域又強迫國民政府承擔義務以應對饑荒問題，並用政策和象徵性的姿態表明它會接受合法統治者對民生的責任。

工業現代化的到來並不能完全解釋內部省份鄉村居民的處境，但相對而言，它確實加深了其中大部分人的弱勢性（vulnerability）。用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有些理想化的話來說，一種以儒家再生產為基礎的體制被一種建立在國際競爭基礎上的體制所取代了。[4]這種情況本身並不是壞事，因為它改善了相當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它也改變了優先性，對那些在新體系中被邊緣化的人來說形成了巨大的不平等，並可能會使其更為脆弱無助。中國城鄉之間的鴻溝以及更大範圍上的中國西北與東南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這裡需要再次說明的是，地區之間的差異不是一種新的現象，但我認為沒有到上海和天津的市民去那些時尚的電影院觀看新影片《孤星淚》（Les Misérables），[5]而與此同時西北省份的民眾卻仍在比電影中所描述的更糟糕的環境中生存和掙扎的地步。農村與前後時代相比實際上究竟惡劣到何種程度的問題，可能永不會得到滿意的解答。李文海把對華北平原田園般的生活的回憶與描繪農村痛苦生活的歌謠加以對比，確切地概述了估量當時人的生活水平的難度。儘管有一些地方，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從現代化企業的興起得到了好處，其他地區則遭受了內戰的苦難，並有了生活水平嚴重下降的體會，尤其是在1911年之後「資金用作軍費而非修繕河堤」的時候。[6]話說回來，儘管不少地方的生活狀況糟糕透頂，但在城鄉環境中都會出現各種各樣不同的狀況。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對一位經濟背景不怎麼複雜的山西鄉紳的研究表明，儘管在民國早期（而不是更早）的生活標準有所下降，相當一部分人仍然能夠設法得過且過，這些人或許會摒棄某些舊例，但即便在最嚴重的災荒歲月中也並未飽受饑饉。[7]這一事例再次提醒我們注意地區間差異的重要性，哪怕這種差異的規模很小。

正是由於這些發展不均等及各異的條件，中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經濟表現、鄉村生活水平以及天災人禍的影響等問題仍未有定論。一些經濟史學家將之視為中國經濟的一種積極性發展，其中特別但並不唯一的是其現代領域。他們認為民國時期的特徵應該是經濟增長而非迄今通常所假定的停滯甚至衰退。若斯基（Thomas Rawski）認為，在1912至1927年之間「現存的敘述誇大了戰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而戰爭實際上「為數甚少，持續時間不長而且範圍有限」。[8]若斯基的籠統結論必須看作是試圖修正以前對中華民國的既有偏見，這種偏見認為民國深陷於無盡飢餓、血腥戰亂與政治分裂之中，[9]貧苦農民家徒四壁，徘徊在飢餓邊緣，而完全聽任外力的擺布。他認為雖有一系列的打擊，但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1937年之間，中國的經濟還是維持了2% 的年增長率。這是「面對逆境時的傑出成就」。看來他的論述非常小心謹慎，但在最後的分析中，他的結論建立在對總體數據的分析基礎之上，掩蓋了巨大的地區差別。他對迅速發展起來的現代領域的輻射力及其對整體經濟的積極影響作了非常樂觀的評價。[10]他引用卜凱（Lossing Buck）研究中的農村受訪者的觀點來支撐他關於戰爭的影響有限的觀點，這些受訪者認為是「自然」因素（洪水與乾旱）而非戰爭才是導致饑荒及民眾苦難的最重要因素。[11]然而，沙培德（Peter Zarrow）最近指出，農村地區的「軍閥主義」對經濟發展產生了難以確定的、間接的、負面的影響，從而回復到以前歷史敘述的黑暗場景之中。[12]李明珠（Lillian Li）最近也重新確認了舊觀點，認為，由於「農村的貧困、低下的農業生產率和社會狀況的惡化」，與「諸如上海和天津等城市的現代性的格格不入」，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華北的農村居民「受水旱災害的傷害已變為常態」。費爾默（Eduard Vermeer）在陝西也發現了同樣的情況：「目前最老的那一代人成長在一個飢餓與逃難習以為常的時代中」。[13]這些觀察——認為普遍貧困的情況甚於極端災害——使現代領域（紡織工業、運輸與銀行業）在農村地區的擴展的積極影響的觀點沒有多少說服力。

然而，就算在李明珠相當悲觀的敘述里，也曾提到，為卜凱的研究提供數據的「政治穩定與富裕的地方」依然是存在的。[14]但是「在絕大部分農村人口低生活水平的條件下，手工業、商業和遷徙帶來的新機會很難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5]關於農村困境的成因，李明珠認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對於中國農民來說尤其是一個打擊，較之當地的糧食收穫狀況更甚，而收穫狀況卻被夏明方視為主要因素，至少在像陝西這樣的相當孤立且易受災的地區。[16]全球性大蕭條的重要性在城山智子（Shiroyama Tomoko）一項近期研究中被重新加以強調，然而在她的研究中沒有包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之前的天災與饑荒。提姆?懷特（Tim Wright）最近認為，至少在東北地區，氣候與戰亂對農業生產有著決定性影響，而且可以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對於地方經濟的影響被過分誇大了。[17]假如這種看法正確的話，那麼可以說，全球經濟對整個中國的影響是有限的。而這將會削弱彭慕蘭所認為的國際競爭是中國經濟困境的一個主要因素的邏輯框架，它並沒有消除受現代因素控制的沿海地區與內地農村的農業經濟之間的不平等。競爭框架在國家內部只是被重新定位並加以複製而已。

所有這些論述並不完全是對立的；它們彼此互補，並揭示出各地的重要不同之處，此外還有隨時間變化而出現的轉變。將這些觀點匯合起來，他們就重新確認了由一種日益增長的城鄉分化所控制的社會的舊圖景，尤其是在現代工業的新中心（特別是上海與天津地區以及日益發展的東北地區）與剩下的廣闊農村之間的分化。以一種更為平衡的觀點看來，彭慕蘭將這些情況歸結為「經濟增長與苦難依舊之間的矛盾」，而且在實際上或多或少地重申了對「進步與貧困」共存的既有看法。[18]這一點不足為奇，看民國時期學者所引用的數據，就會發現，在1930年，現代領域所僱傭的工人只有三百萬，從事傳統行業者則將近一千二百萬，而農民則近三億三千萬。[19]由此，爭論的中心於是就變成了後面兩個群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益於現代工業成果，以及農業生產力是否有所增長。[20]

中國的情況可以從各個方面觀察，可以用多種方式來加以解釋，那麼，一般認為的經濟衰落及國家深陷貧窮之中的看法是從何而來的？這種看法似乎是從這些繁榮的現代化的新中心體現出來的，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從其新聞媒體傳播出來的。所謂「天災」及其後果（最主要的是饑荒）對國家建設過程的意義必須從媒體的角度來重新研究。儘管戰爭在統計學意義上不那麼重要，而大部分「天災」與饑荒從長期來看對經濟的影響並不大，[21]但作為構建出來的事件，它們對中國國家心理和中國在世界的形象有著重要影響。毫無疑問，共產主義的宣傳與歷史書寫對塑造民國經濟的微弱表現，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一個處於衰落中並遭受帝國主義剝削的國家的圖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當時的中國和外國媒體也大大推動了這種形象的塑造。儘管這種圖像並沒有把全部的故事告訴我們，但它卻表明，一個地區在經濟和政治上越是穩定，它就越不易受到饑荒的襲擊。因此饑荒的程度可以被解讀為一種總體上是否繁榮與穩定的象徵。毫無疑問，災情在中國的特定時期、特定地區是令人震驚的，但它能告訴我們關於民國及其國家建設努力的什麼呢？

一般認為，日本1931年佔領東北以及1932年襲擊上海對民國國家及社會來說是一個決定性的轉變。方德萬（Hans van de Ven）將這種外部動力視作是地方大軍閥與蔣介石新建立的國民政府聯合背後的決定性因素。除此之外，其他的軍事大事，諸如蔣介石擊敗其主要對手馮玉祥與閻錫山，以及共產党進攻長江沿岸城市「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軍事與政治穩定，而這種情況在今後幾年一直持續下去，並成為爭取結束軍閥割據、建立新的國家結構以及轉變中國社會的基礎」。[22]雖然他提出了一個在南京政府建立後的頭三年中席捲全國各地水、旱、風、雹、蟲災以及疫病所導致的眾多災害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結論，但他並沒有對這些事件加以足夠的重視，而只是將它們視作是「軍事紛爭與政治混亂」所造成的結果。[23]很明顯，內戰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天災的惡果，而重大的政治變遷並不能完全歸因於外部的軍事入侵。

如果我們考察有關將「新的社會意識」的出現與日本對東北的入侵相關聯的論點的話，這一點就會變得更為明顯。在穆德禮（Terry Narramore）對《申報》的分析中，他得出了一個類似的結論，認為「當然，日本對東北的入侵正是導致《申報》改革的主要催化劑」。這種社會意識在《申報》「不能再對國事保持沉默」的呼聲中得以展現，這意味著它準備積極地反抗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這種情況下，「真正使報紙採取行動的是9月18日在瀋陽開始的入侵行動」，[24]而那種將其等同於這份報紙開始出現社會意識的看法，則是值得質疑的。

我在這裡試圖說明的是，即便是《申報》這份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政治方面把關甚緊的報紙，在1928年末饑荒情形已然非常明顯的情況下，也開始關注中國的社會問題。儘管可能並未採用社論方式以強有力地激發起國家意識並由此帶來超乎尋常的募款活動的影響力，但天津《大公報》將饑荒說成是當下國家危機中的關鍵因素，這種描述卻達成了上述目的。當于右任在1929年的夏天去陝西的家鄉調查災情，《大公報》卻辦了一份募款雜誌以支持國家的賑災努力。據報道，其主筆張季鸞與蔣介石之間的友好關係使報紙有可能非常敢言，並對南京中央政府造成某些影響。[25]然而，要引起那些在沿海城市以及國家的其他繁華地區過著舒適生活的人們的關注，就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這本身已經說明這些人與之前和現在的內地百姓之間的巨大差別。饑荒變為一個不斷敲響的警鐘，提醒著人們國家依然處於分裂狀態。

中國西北與中部地區的饑荒清楚地表明國家內部的不均衡發展與政治混亂應該得到至少同樣的關注和報道，其緊迫性甚至不亞於外敵入侵。轉變並不只是在日本入侵與軍事潰敗時才出現，而是貫穿於災害頻發的過程之中，這就使國內政治力量間的聯合變得非常必要。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民生主義在型塑國民黨的政策與意識形態過程中，至少與「一種充滿活力的國民現代審美觀」[26]同樣重要，雖然究竟兩者孰輕孰重，仍不乏爭議。從一個更為實踐性的層面來看，將要到來的饑荒的現實及其社會成因（日益增長的人口的愈加脆弱性）是國民政府的許多政策（集中解決「內患」問題）背後的動機，也使其未能快速有效地做出反應，這便成為短期內主要的軍事首領會轉過頭來與蔣介石開戰，長遠說來又失去民心的原因之一。

我在此並不想解決民國時期經濟的謎團。我在這裡的目標是探究這種不平等並在1928年至1930年危機中出現的公開反應所表現出來的溝壑間架起橋樑的嘗試。我希望通過對天津《大公報》以及上海《申報》有關饑荒報道的分析，描繪出一幅關於飢餓與戰爭經歷及其對中國國家意識影響的更為複雜的圖景。造成這種饑荒的最重要而直接的原因是持續不斷的乾旱，在有些情況下會先於戰爭而發生，而在其他情況下則因戰爭而加劇，這影響到包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甘肅及其周鄰省份部分地區在內的一大片區域。在更早的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到這塊地區經常發生大範圍的饑荒，最著名的是1876至1879年以及1920至1922年的饑荒。儘管通常認為由於運輸基礎設施（鐵路）的改進以及國際合作，在1920至1922年饑荒中實際的死亡人數要遠少於之前1876至1879年的饑荒（估計是五十萬對九百五十萬至一千三百萬），在1928至1930年則估計有一千萬人死去。[27]儘管這個數字有可能誇大，但還是令人震驚，而假如我們考慮到這種不可思議的死亡數量的增長集中在少數地區時，就更讓人心顫不已了。[28]

根據夏明方的統計數據，似乎國民黨統治的最初十年確實是整個民國時期災害最為頻發的時期。[29]然而，非常奇怪的是，按照這種看法，就算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情況看起來也不那麼糟糕。對災荒的大量報道清楚地表明一些人將他們的希望寄托在新的國民政府身上。在1928年至1930年的饑荒時，幾乎同時建立起來的南京政府這一事實使之成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至少在理論上，國家恢復了統一，這是一個值得舉國歡慶的成就。控制西北地區的馮玉祥以及統治山西的閻錫山公開支持新建立的政府。[30]新完成的大一統不僅標誌著青天白日國旗在南京升起，而且還飄揚在東北與熱河，[31]民眾爆發出巨大的熱情，在新國旗之下，國家宣告統一。在《大公報》在這一年除夕的社論中，第一次不再滿懷對多年來國人自相殘殺的悲憤之情，而是充滿了對光明未來的美好期望。「蓋破壞漸終，建設方始」。[32]

但是，由於對一些地方嚴峻災情及不斷加速局勢惡化的內亂和戰爭的報道不斷升級，慶祝嶄新的統一國家的言論日益受到干擾。因此就像李明珠所認為的那樣，則似乎成了一個絕好的案例，可以探究饑荒的政治意義究竟是如何「通過新出現的中國民族主義這面鏡子而被放大了」的。[33]非常奇怪的是，除了李明珠和費爾默（Eduard Vermeer）之外，關於饑荒的這種政治視角很少出現在當前的學術敘述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費爾默對關中地區的研究，他認為1928-1931年的饑荒「標誌著中國一段缺乏中央控制的、兵匪橫行且孤立於現代中國之外的時期的結束。賑災行動最初無足輕重，但確實使外國與國民黨機構介入這一地區，並最終有助於使大為減少的人口重新繁盛起來」。[34]目前有幾種關於此次饑荒及其後果的區域性研究，但顯然並無意將之與這時期的國家政治聯繫起來。[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