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記》：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的虛妄較量

花隨月轉陰晴收錄於鳳凰讀書來源東方早報作者朱白

《黃雀記》

蘇童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3年6月

好像一直存在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較量，比立意、比銷量、比影響、比受眾、比成功，在眼下中國的語境里最後比的還是哪個更功成名就。所以，先不管話題是否有邏輯、是否有可探討的空間，單就任何論題放置於今日中國的社會環境里，都難免泥沙俱下亂成一片狼藉。按照某種社會價值觀來說，會營銷的郭敬明和獲獎的莫言自然可以比較，誰更成功，變成了一樁可探討的話題，可這種話題本身的荒誕和無知正好對應了這個蠢相外露的時代。這種虛妄的比較只能誕生在盲目而急功近利的當下吧。

近有微博上對李陀圍剿一事，緣起李陀公開批評林達的書。派系之爭、主見之辯歷來都是文壇的好看大戲。這本身沒什麼，越面紅耳赤越「失控」，以局外人或者社會進步角度來看，都是越能爆發樂趣和新知的好事。可事實是，正如郭敬明與莫言的較量一樣，都成了虛妄的一種闡釋、一個註腳，自認高明的人站在正確的立場上不肯下來，哪怕聊聊都有損其光明偉大的正確；而狹隘和一鼓作氣拿下頭等話題的人，卻妄自揣測到底是誰佔了便宜，到底對方有無資格與自己平等對話。荒誕的格局，從一點點小破事上也能看出來，所謂歷史的走向和其深處的氣味，正是這樣一點點蔓延開來的。

暢銷就是成功人士，而用智慧、點子、噱頭使之暢銷便是高明的商業策略。品位這個東西非常抽象，沒有具體色彩和數據，但它非常容易被識別。以近年對市場既能形成衝擊力，又可以給讀者以品位概念輸出的出版機構來說，大多在形式和噱頭之間遊走，能在銷量和質量以及讀者（粉絲）期待和尖叫之間掌握分寸的可以說少之又少。在一個標榜成功、販賣厚黑學的背景里，能指望什麼只看品質而無商業考量的人和機構呢？作為個體，除了深陷其中隨波逐流以外，已經沒有他途可選了。除非聖人和瘋子誕生，但即便聖人和瘋子也不是都可以憑藉一己之力改變世事的，面對獨善其身的瘋子，我們大多數人會選擇敬而遠之。冷漠姿態又一次無處躲藏。

對成功的解讀當然不僅限於獲獎的莫言和暢銷的郭敬明，還有看上去在地位和銷量都屬「掌權派」的余華、蘇童等。余華、蘇童同時被塑造成中國文學的「掌權派」，當然不僅僅是批評家的貢獻，儘管每一段關乎文學史的敘述都將兩位並列於諸如「先鋒文學」、「當代著名作家」的框架里，但真正使他們得到大眾歡呼的都是電影——通過電影改編其原創小說，進而家喻戶曉和日進斗金。甚至可以說，當余華、蘇童兩人攜帶著蹩腳的普通話出現在戛納的某網站小製作室里以訪問主持人身份亮相時，這也是一件不出意外的事情。當他們在娛樂的視角下被捕捉到時，已經是中年氣十足的傢伙，在女明星的接連簇擁下，作為觀眾，我們還能辨認出這是所謂的中國當代作家最具有勢力和實力的兩位嗎？

喜歡甚至是只喜歡小說家的只寫不說，寫才是構成審美的唯一行為，對於小說家來說，說，最多是增加了解，而非審美之一。倘若一個小說家做不到將自己的說注入一種連同自己小說有關的風度的話，那還不如不說，說，反而會只是漏氣、露怯、露餡。

與其說歷史選擇了余華、蘇童這樣的作家成為中國嚴肅文學暢銷的楷模，不如說他們與這樣的社會和歷史緊密地勾結在了一起，既滿足讀者期待，也讓自己成為當今中國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2006年「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頒布時，蘇童就以九百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四位。如今當然江山代有才人出長江後浪推前浪，不僅一批又一批的網路作家和電視炒紅的學術明星接連登上作家富豪榜，在一波又一波的CPI高漲之下，九百萬也已經不再是個嚇人的數字了。按正常的財富膨脹速度和2006年之後蘇童不斷有新作問世，如今再看，蘇童跨越千萬富翁的門檻不是難事。金錢財富對一個作家來說意味著什麼呢，如果是以此變成達人和名利場上的明星，那金錢就是充滿罪惡的東西；但同樣以金錢換回來的是自由的話，那麼至少金錢仍是造就人類幸福的重要元素。

蘇童在《黃雀記》里幾乎沒有動過金錢的主意，包括「柳生」的偏門發財技巧，以及靠開店經營服裝的「馬師母」，作家只對他們的人性感興趣，以及對他們一招招舉措和決定之後的荒誕人生感興趣，而不是他們經營的策略和對金錢的渴望。僅這一點，蘇童的《黃雀記》就是與中國當代現實以及他自己產生了斷裂的作品，一部背離了自己的泥土和血肉的作品。

當然，作家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僅評論者，任何人都沒有理由來要求一個作家要寫什麼才算合格這種事。但，基於作家本人的入世，卻將作品置於一個恍若隔世的異域所發生的態度，這已經可以看做一種不誠實和虛妄了。

有人會因作家的過多攝入現實生活，進而批判其浮皮潦草地被現實玷污，但對於蘇童來說，他當然知道現實的力量以及如何擺脫現實的困窘，他寫道：「風一吹，舊社會的桂花與竹子在搖曳，新社會的花草和蔬菜在搖曳，他們在一起，正好是歷史在搖曳。」如此動人地撇清了歷史與現在進行時的勾連，也使一個小說家擁有了應該有的視角。

不知道是不是我有什麼天然的屏障或者偏見之類的東西，自己在看當代作家的作品時，總有一種他們並非認真在創作的感覺。蘇童在《黃雀記》里也似乎到處流露著一種「大意」和責任感的欠缺，比如在講述「柳生」被黑勢力追繳抵債的馬時，慌張、逃命等緊張感撲面而來，不管這是不是作家刻意營造的，給予讀者的感受正是如此，猶如懸念小說般的期待難免形成，比如下一步「柳生」會怎樣破解危機，以及如何化險為夷大難不死和在之後的有銜接的命運安排。可小說呈現出來的事實是，當逃命中的「柳生」遇到故人「保潤」之後便神奇般地從險境中脫身了，換句話說，之前預設的險境和危難都不存在，什麼追繳、恐嚇都瞬間煙消雲散了，「柳生」以最快的速度為下一段傳奇上妝穿衣登場了。

這沒什麼好說的，作為敗筆，雖不是大事，但置於整篇小說的閱讀來說，猶如讓人活吃了二兩德國小蠊——不至於致命，但足以嘔吐。

我不相信這是作家蘇童認真狀態下會忽視的小細節，雖不是大罪，但對於長篇小說閱讀，這種斷裂式的對故事敘事暴露出來的只有大意和荒唐。說這是一部被市場逼出來的作品，或者滿足讀者粗淺閱讀的小說，我都不相信，蘇童以千萬富翁的身份還至於被出版商或者所謂讀者挾持嗎？或者說，被速度和效率生逼出來的倉促之作，不應該屬於蘇童這個級別的作家。

個人行為沒必要被所有人理解，正如我不懂蘇童等中國作家的不認真和任性一樣。《黃雀記》的開頭，從一個行為怪誕的祖父開始寫起，他以為自己的死期將至，固執地每年要去拍一張遺照，出於對親人的不信任，他要自己準備這些身後之物。「每年春暖花開的時候，祖父都要去拍照。」這是全篇的第一句，從一個活得已經有點膩煩但就是死在其他親人之後的祖父怪誕寫起，這其實很酷的，甚至整部第一章《保潤的春天》讀起來都很賞心悅目，既對蘇童的荒誕細節充滿樂趣，也對整體故事發展有了期待。

論及敘事野心，《黃雀記》從一開始在構建長篇小說的結構和基本敘事語言時，就已經超越了蘇童此前的《河岸》和《碧奴》這些作品，如果可以量化的話，我甚至更願意覺得這部新作是其他兩部質量的總和。但說實話，作為讀者我接受不了一個如此高級和資深的作家，會在敘事上一再出現敗筆。這顯然跟責任心或者態度有一點點關係，這種寫飛了且無處落地的感覺，真是難受極了。

需要說一句的是，我讀的是《收穫》上發表的《黃雀記》，據說跟台灣麥田出版的單行本相比有不少刪減，對小說家來說，以一種無可奈何的版本見人當然也是一種不得已，這既是大國的一種憂思，也是一種時代的現實烙印。猶如你在欣賞一位美女時，她當時的狀態是疲勞工作數日而非最佳氣色，當然打了折扣甚至不公平。但以刪減版閱讀進行評論，大體上應該不會出大錯了，即便對小說家本人來說有一種先天存在的不公平氣氛，可文學期刊刊載的，那也是作家認定的一種版本，給讀者以品評和鑒賞當然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就整體故事環節，蘇童抓住了或者說回歸了自己擅長的小鎮小敘事格局，將兩男一女的非正常荒誕經歷寫成了貌似具有洞察力的傳奇——一個執拗，像木頭一樣，一根筋，精通用繩子的捆綁技術，因被陷害而蹲了十年監獄，「保潤」既是故事的主宰者、受害者，也是對變化時代最無能的一種代表，不是他懦弱，而是時代的擠壓使其成為了一個被拋棄的人；另一個男人，外表英俊，精確計算商機和人際，小伎倆既幫過他，也害過他，某種意義上，「柳生」才是這個時代如魚得水的人，混得開、放得開，人人都需要一個「柳生」來讓自己的生活高速運轉；最後一個主人公是個「仙女」，「仙女」蛻變成「白小姐」之後，便代表著社會最底層的智慧，用玲瓏的身體成就自己的慾望，她被強姦，但又同時作惡陷害他人，此後從歌女、小姐一路殺向台灣的二奶，因孕回歸人間——三個鮮明的組合，也構成了經典敘事的必要元素，呆、靈、輕，變成了一種對社會環境的認同。換句話說，在作家眼裡，這三種人意味著全社會，他們既是支撐起這個日趨敗壞的社會的棟樑，也是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淪為底層的分母和蚍蜉螻蟻。

故事的結局不免給讀者留下倉皇之感，這跟小說的部分細節一樣，缺乏耐心和細緻的編製。兩男一女最後落得兩亡一散（「保潤」之死沒有交代，但殺人償命且又是頂著強姦罪名的刑滿釋放人員，一死是難免的了），「仙女」的去向不明，也許是新一輪沉淪或者新的傳奇開始。這些為這部小說迎來「殘酷」的標籤一點不意外。只是這樣短暫的、輕浮地掠過「殘酷」表面，而無深入其機理的進入式解剖殘酷的格局、現象、內涵，又難免給人以消費「殘酷」的印象。青春，激烈而盲目，可這些並非都是一場場戲劇性衝突就能給予全面妥帖解釋的，我們作家是否還應該有點對其內部挖掘和深入體會的必要呢？作為讀者，得到的不滿足顯而易見。

「柳生」最後被「保潤」用刀子結束了生命，作為被冤枉蹲過大牢的「保潤」雖然使用了「民間暴力」這種方式來了斷自己的委屈，但卻不可看成是一種民間暴力以尋求動態平衡的渠道，因為蘇童既沒有選擇繩子，也沒有用可意象化的武器，而只是選擇順手操來的刀子，來結束這樣一場殘酷的現實。這跟賈樟柯在《天註定》里的埋下的理念看似相似實則相反。民間暴力是否可以存在，當然值得更多的社會學和文學來探討，而《黃雀記》則在這個向度上淺嘗輒止了。

「仙女」最後在死者家屬和激憤的群眾中落荒而逃的一幕，頗似很多精彩電影中的經典片段，即一個婊子如何在滔天的口水和挖空心思的羞辱中完成自我在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解脫。放縱地任生命做赴死般的旅行，也許只是一次詩意的表白，而實際上對困窘和災難中的人來說，仍是小清新般的故弄玄虛。

發生在一條街、一個鎮的虛無故事，脫離了人性上最邪惡的峭壁之後，我們看到的只有荒誕不經和空洞的戲劇性安排。當然，這也並非蘇童或者那一代作家的謬誤，而是一個時代就那麼慌裡慌張地結束了，且不給劇中人一點提示。郭敬明在自己電影處女作宣傳時，高聲叫囂老導演過時了——「上一代導演用老的觀念去拍電影，沒有提供年輕人想看的電影，觀眾依然還是會看大導演舊觀念的作品，但他們會饑渴，想看更年輕的電影。」這句話放入郭敬明賴以成名的老本行里或許也合適，即中國那些老作家還用老的觀念去寫小說，他們已經滿足不了年輕讀者的需求了。

用郭敬明充滿投機的諂媚和商人的急功近利去瓦解蘇童那一代作家的當下寫作，不僅當事人會不服氣，就連我此時都覺得太荒誕。可現實就是，蘇童、余華們正在用自己的行動力和一次次答捲來完成這樣的事情，正如當年他們用《少年血》《妻妾成群》《河邊的錯誤》《活著》這樣的作品宣告上一代作家徹底完蛋時一樣，決絕，不留後路，且幹得漂亮。

仔細咀嚼一下郭敬明大言不慚式的宣言吧，「依然還是會看，但他們會饑渴，想看更年輕的」。你今天還不相信《黃雀記》《第七天》會被冷落，成為新鮮一代的淘汰品，但現在的名作家中，還有幾個是真正靠文學而不是噱頭來撐住臉面的？新鮮的可供文學式閱讀的作家作品不是淹沒在狡黠和勢利的體制和商場中，就是尚未成型就已經改弦更張地離開舞台，這是最壞的時期，所以郭敬明才跑上了舞台，說出了那麼一句正確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