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沒有一個時代的生存像我們這個時代這樣嚴峻了，在這種普遍的生存之痛中，我們不需要軟弱的、被奴役的文學，我們需要的是與面前的不幸抗爭的勇氣和受難精神。勇氣也就是心靈的不屈服，心靈能堅持高尚的品質。誰能夠在不幸中站在高尚的一邊，誰就是有勇氣者。——by 謝有順

寫作不是養病的方式

文| 謝有順

前一段時間，我同時在幾本舊書中都讀到了一位生活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聖徒寫的歌詞，優美、真摯而感人，所譜的曲調也蒼涼沉鬱。他是這樣寫的：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讓我事而不受賞賜，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只知傾酒不知飲酒，只想掰餅不想留餅；倒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捨棄安寧來使人得舒服；不受體恤，不受眷顧，不受推崇，不受安撫；寧可淒涼，寧可孤苦，寧可無告，寧可被負；願意以血淚作爲冠冕的代價，願意受虧損來度旅客的生涯，因爲當你活在這裏時，你也是如此過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損失，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適；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遠，這條道路一去就不再還原，所以讓我學習你那樣的完全，時常被人辜負心不生怨；求你在這慘淡時期之內，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學習知道你是我的安慰，並求別人的喜悅來度此歲。

倪柝聲

我彷彿看見了從這些句子後面浮現出來的那張真誠的面影，以及那份深沉、悲愴、堅毅、神聖的情感。我沒有想到，世間真的有人活得這麼超越，一塵不染，並充滿奉獻精神。後來，我有機會查閱了這個歌詞作者的生平與經歷，更是令人感到震驚：這首歌詞，完全是他內心真實的證詞，也是他自身生命歷程的寫照，沒有任何的矯飾。我還讀了這個人的其他一些著作，它同樣具有令人驚訝的智慧和超凡的品質。這給我的啓示是異乎尋常的。在以前相當長的時間裏，由於見識了太多的醜惡、卑劣和明爭暗鬥，我對人的總體看法一度變得非常灰暗，自己也常常被存在的悲觀所淹沒。現在想起來，才發覺自己過去的視野未免太狹窄了，至少在對人的認識上，還有太多像這位歌詞作者這樣的精神高潔的民間人物，像魯迅所說的“中國的脊樑”的，都處於我們視野的暗處，他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完全是匿名的，彷彿沒有存在過似的。也許，我們的確需要尋找一種新的思想路徑，以聚集起這些珍貴的心靈碎片，進而對付靈魂中正在擴大的陰影。還有，這首歌詞也讓我認識到，真正有價值的寫作，是那種不斷地靠近心靈、靠近心靈中神聖的部分的寫作；而真正有力量的語言，也在於如何更有效地到達心靈和事物本身，而非遠離它。

相比之下，我覺得自己所寫文字的乏力是顯而易見的。比起那些隱匿在民間的思想者，文字如何與自己的生命本質達到一致，自己還差得太遠。我更願意把寫作看作是一個隱祕的內心歷程。一邊是清理自己，一邊是自我援助，它真正的作用是爲自己劃定一個良心和理性的界限，爲自己尋找一個精神徘徊的範圍，爲自己瞭解心靈內部的細節準備有效的途徑，除此之外，寫作並不能做更多。當越來越多的人都把寫作變成一種養病的方式或者獲利的手段時，我願意以此來提醒自己，無論如何，都不可失去寫作和存在的勇氣，因爲這代表的是一個人的心靈質量，而離開了心靈的質量，也就沒有真正的寫作可言。許多當代寫作者的困難不是知識的困難、智慧的困難，也不是才華上的困難，而是心靈的困難，即一個寫作者不知該如何定位自己的心靈，不知如何在寫作中使心靈變得有質量。心靈的位置與立場變得相當模糊，彷彿寫作是一種純粹的操作，與自己內部的精神探索無關。基於這種矇昧的立場，寫作者似乎並不關心自己的寫作是否與時代的中心問題發生關係，他們把小說演變成對日常生活祕密的窺視，或某種語文修習；把理論變成一些乾枯的詞彙，或規則的推演。我們發現許多人在他的作品中發出的生存感嘆是：上班太遠的煩惱，人民幣貶值的恐懼，豆腐餿掉了的悶氣，鄉下親戚來找的尷尬等。這在這些小問題上斤斤計較的作家，他們的心靈是非常可疑的。

我把這樣的寫作稱之爲是人格的虛化。人格的虛化在中國是有傳統的，要麼是被自然崇拜虛化，要麼是被君王崇拜虛化，所以在中國的道、禪思想裏，虛無便爲人生的最高境界。現在看來，這種人格的虛化是讓人厭倦的，它使中國文學一直在兩種困境裏打轉：一是在虛無中逍遙，文風飄緲；二是充滿過於實在的物質主義氣息（如津津樂道於一個人的穿着打扮或一桌酒菜的色香味等），真正超越的精神現實一直無法出現，這在古典文學裏是相當明顯的。屈原關於“天”的追問所表現出來的勇氣與精神超越性，後來幾乎中斷了，如果沒有《紅樓夢》作總結，中國古典文學史怕是很難寫的。中國作家的寫作所抵達的價值層面，最高的也不過是君王、國家、民族、倫理等所代表的中間價值系統（屈原、李賀、曹雪芹除外），它離終極價值（天、道、神）還有很長的路途。杜甫是中間價值的熱愛者，而衆人所推崇的李白也不過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虛化的自我，他的狂放與超脫更多是對現存制度不滿之後的一種逃遁。虛化的自我是一個人間神話，它並不提供有關終極實在的任何消息。

真實的、有勇氣的寫作起源於對人類此時此地的存在境遇的熱烈關懷，並堅持用自己的心靈說出對這個世界的正義判詞。中國是一個擁有巨大的痛苦消解機制的國度，任何痛苦的、沉重的經驗一進入到這個機制裏，都有可能迅速地被消解，輕化，從而進到空無的境界裏。這種消解機制所帶來的麻木性，使得作家與現實之間的關係是輕鬆的、閒適的、遊戲的，缺乏緊張的衝突。這種將痛苦消解、輕化或者遺忘的姿態，使得作家一進到寫作中，就採取人格虛化的辦法，迴避心靈與現實的正面相遇，從而把心靈的壓力減輕到最低限度。在這一背景裏寫作，拒絕逍遙，克服虛無主義，是體現寫作勇氣的兩個主要方面。“五四”時期因着西方文化傳統的衝擊，誕生了一批堅強的精神戰士，他們對苦難的關懷（如郁達夫）和對存在閉抑性的覺察（如魯迅），表明他們不再是一個東方的逍遙主義者，而是以徹底的存在主義者的面影出現。在那個黑暗的年代，魯迅等人用自己的心靈堅持了與存在的衝突，並在這種種突中證明了自己的良知與勇氣。

郁達夫、魯迅

有人說，這種高貴的文學精神在新時期的文學實踐中得到了繼承與延續，這是值得懷疑的。新時期不僅沒有產生魯迅式的作品，更主要的是，沒有產生魯迅式的勇敢心靈。因着勇敢，魯迅在外面的險惡與內心的苦楚中，說出了一代人的呻吟、憤怒與希望；可是，現在的一大批作家與學人，在頹廢的經驗與生存的殘酷性面前，在慾望的襲擊下，他們的作品不再體現勇氣與良知，而是充滿了精神軟弱帶來的屈服性，使當代人的精神被奴役在荒誕的現實和虛無的精神之中。作家不再是現實的抗爭者，而是成了被現實奴役的人。他們會在毫無意義的日常生活場景面前忍氣吞聲。

這種被奴役的原因在於，作家對現在的境遇失去了憤怒（這恰好是魯迅最爲可貴的品格）。如同一個作家對過去失去了記憶，對未來失去了想象，會將存在帶進闇昧之中一樣，作家對現在若失去了憤怒，則會將存在帶進軟弱之中，從而使寫作被無關痛癢的生活事象所困，或者被淺薄的過日子精神所左右。憤怒，就是對現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滿，是一種拒絕與現實和解的姿態。在憤怒中，我們將看到現實的侷限、苦難以及它內在所包含的危險性，由此，心靈就渴望向終極攀援，渴望存在的幸福出現以平息這種怒氣。現在的事實是，有一幫作家與生活中的庸俗哲學和物質主義思想建立起了親密、曖昧的關係，由此而派生出來的文學是軟弱的文學，沒有勇氣的文學，存在在他們的作品中完全趨於沉默。

魯迅不是這樣，他是無畏的，奮勇前進的。他的寫作，一次次地把個人所應擔負的生存責任還給個人，以達致最終的自我實現。如他在《華蓋集·北京通訊》中所說：“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爲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我自己負責”五個字，是一種莊嚴的承擔，它道出了魯迅定意在自己身上實驗“虛無”、“黑暗”的個體存在思想的決心。“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確，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試驗，不敢邀請別人。”（《兩地書·二四》）試驗的結果，當然是魯迅以個人的記憶，經驗，獨特的話語，爲那個時代保存了一份真實而深刻的內心證詞。

魯迅不做空洞的理想家，他的寫作是現在的寫作，是與自身此時此地的生存密切相關的寫作。所以，他有一種說話的痛楚——“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野草·題辭》），“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兩地書·二四》）；他無時無刻不在反抗着生活的壓力——他至死都揹着通緝令，且說“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路’，……其二是‘窮途’了”（《兩地書·第一集》）。建基於這種深切的個人體驗之上，才談得上魯迅爲羣體的思想。即便是爲羣體，魯迅走的也不是集體話語的道路，依舊是塑造一個個獨立的個體，比如狂人，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等，是這些真實的個人共同構成了“普遍的基礎”，從而接通了個人與羣體，爲自己和爲別人設想之間的道路。一次，魯迅在病中自語道：“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裏顯出微明，我大略知道，熟識的牆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桌，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着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且介亭雜文末集·附集·“這也是生活”》）我非常喜歡這段話，它幾乎可以看作是進入魯迅心靈深處的解碼口：這裏有“我”（存在者），也有“街燈的光”、“微明”、“牆壁”、“棱線”、“書桌”、“畫集”、“夜”、“遠方”、“人們”（存在的環境，以及存在的羣體），魯迅爲之確立的關係是“都和我有關”——再次返回到個人承擔的命題之中，而且，我們知道，這種個人承擔是非常人性化的，也有廣闊而堅實的現實基礎（“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魯迅自己所說的“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就在這個基礎上展開。魯迅終生都活在“兩種思想”的矛盾之中，但多數人只是注意他的羣體精神，而忽略了他更爲重要的精神聯結點——孤獨的個人；另外，多數人都以爲魯迅這兩方面的矛盾（也有人稱之爲“兩個魯迅”）最終得到了解決，或者說，他們更樂意看到一個解決了矛盾的魯迅。這些，其實都是對魯迅的誤讀。在我認爲，魯迅至死也沒有解決這些矛盾，所以，自始至終，他與現實之間的關係都是極爲緊張的，厲害的時候，幾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魯迅是那種少有的將內心衝突貫徹到底的作家，他的確是二十世紀的先見。而我，一想到我們今天所討論的寫作問題，依然是魯迅當年所面臨並試圖解決的，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從魯迅的存在起點上落了下來，甚至還有人以爲魯迅已經過時，恨不得早日剷除他，真是悲哀。

由此我想，再沒有一個時代的生存像我們這個時代這樣嚴峻了，在這種普遍的生存之痛中，我們不需要軟弱的、被奴役的文學，我們需要的是與面前的不幸抗爭的勇氣和受難精神。勇氣也就是心靈的不屈服，心靈能堅持高尚的品質。誰能夠在不幸中站在高尚的一邊，誰就是有勇氣者。作家餘華談到長篇小說的寫作時說，作家在現實面前可以謊話連篇，滿不在乎，可以自私、無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寫作中，作家則必須是真誠的，嚴肅的，滿懷同情與憐憫之心的，必須具備高尚的品質。餘華的意思不是鼓勵作家變得虛假和做作，而是要求作家對待寫作要比對待生活多十倍的真誠，使寫作儘可能多地傳達出自我高貴和尊嚴的一面，從而不失去對日常生活的警惕。進入作品中的永遠只能是高貴的心靈，而不是其他，只有這樣，作家所描繪的現實才能與他的精神屈服性有效地分離出來。對於那些沒有心靈質量的寫作，福克納曾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中形容說：“他所描繪的不是愛情而是肉慾，他所記述的失敗裏不會有人失去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他所描繪的勝利中也沒有希望，更沒有同情和憐憫。他的悲哀，缺乏普遍的基礎，留不下絲毫痕跡。他所描述的不是人類的心靈，而是人類的內分泌物。”福克納說得對，就現在我們的寫作情形而言，“內分泌物”的成分確實太多了，高貴的事物顯得太少。而且，這種“內分泌物”，如果沒有勇氣，詩人和作家要離開它，也是相當艱難的，一不小心，甚至還有被它淹沒的危險。

（謝有順，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