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 | 18世紀中葉以降的內亞地緣政治與國家建構
西起伏爾加河，東至興安嶺的廣大地區草原、沙漠和森林地帶，在橫貫世界最大大陸的地理政治和軍事歷史，以及技術、宗教和物質文化的傳播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丹尼斯·塞諾指出，中央歐亞是一個迥然不同於大陸邊緣地帶的獨特的文化區。塞諾使用「內亞」一詞，這是因為在整個的中央歐亞歷史中，歐洲部分的權重遠遠不能與內陸亞洲的部分相比，內亞的北亞、蒙古高原及中亞才是中央歐亞歷史的主要舞台，因此「內亞」有時候就等同於「中央歐亞」概念。將「內亞研究」或「歐亞研究」、「中亞研究」視為同義語。如果從漢文史籍中看，「西域」一詞表達的地理範圍與內亞有相當大的重合部分，在國內則稱為「西域研究」。由於內亞並無固定的地理範圍，本文界定的「中亞」大致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寫的《中亞文明史》範圍為準。
內亞研究重新佔據學術史的重要地位，需要感謝一批對東方學進行反思的社會科學家。1970年代，歐美一批內亞研究學者開始從重視語言文獻考據的東方學研究轉向以問題為導向的社會科學領域——「中國研究」。掌握了20種語言文字哈佛大學中亞史教授傅禮初（Joseph Fletcher）成為這一轉型的代表人物。他深受當時布羅代爾「總體史」和施堅雅「區域研究」的影響。1973年，他完成《整體史（Integrative History）：早期近代的平行現象與相互聯繫（1500—1800）》，這部著作標誌著內亞研究開始進入到社會科學整體觀思考當中。這篇文章在傅氏去世後第二年（1985年）才得以發表，傅禮初認為1500-1800年前近代時期全球都出現了七種「平行性」現象：一，人口增長；二，時代節奏的加快；三，區域性城市的增多；四，城市新興階層的崛起；五，宗教改革運動的發生；六，鄉村農民運動的高漲；七，游牧化的退潮。通過這些「平行」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繫」，他總結出定居化是「歐亞世界」進入「早期近代」的最重要標誌，從而拋棄了「海洋史觀」下的近代分期。同時，他也完成了從西方漢學家到社會科學家的角色轉換。「在20世紀70年代，Joseph Fletcher教授開始勉勵專家們，採取一種更全面的方式來研究內亞歷史。但是直至90年代中期，世界歷史學家才開始將內亞看作歐亞大陸歷史和史前時期中的一個重要單位。」在傅禮初看來，清朝在「內亞世界」的表現完全不同於「海洋世界」。
堅持「內亞史觀」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主張「蒙古世界體系」的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在18世紀後半以後的清朝，動不動就被認為是受到『西方衝擊』影響的衰老大國。然而這是從『海洋世界』看到的印象。……清朝在『陸地世界』方面還是一個剛成年沒多久的巨型帝國。」傅禮初、杉山正明均強調清朝在「陸地世界」具有內亞面向的觀點，並把清朝置於內亞世界史的一員，既反對以清朝為中心的世界史，也反對以海洋為中心的世界史觀。
他們不僅挑戰了費正清提出的「中國的世界秩序」，也挑戰了柯文的「中國中心觀」。費氏所設想的中國為中心等級制的外交關係是一種具有同心圓結構的「三圈」，第一圈為漢字圈，第二圈是內亞圈，第三圈是外圈。其實這預設了一個中國化（儒家化）程度自中心向外遞減的過程。其中內亞圈是由亞洲內陸遊牧或半游牧民族的屬國和從屬部落構成，他們不僅在種族和文化上異於中國，而且處於中國文化區以外或邊緣。他認為，游牧民族在文明程度上一直遠遜於中國。而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則主要設定在以長城以內的漢人地區為中心。
堅持「內亞史觀」的學者只要舉出一條理由就能顛覆費正清過於重視漢人而忽視游牧者的觀點。游牧者足以征服廣大的歐亞地區，如蒙古成為「世界征服者」，而明朝卻不能做到這一點。正如司徒琳所提示的，大多數人僅從「外歐亞」的某一個文明中心(如中國)的視角，來研究這一廣漠地區，或僅將重點放在一個特別的時期或民族群體上。「新清史」大多在歐亞史的視角下關注清朝的內亞性，倡導「走向以清為中心」。柯文認為，「清中心」和「滿洲中心」論者不是說滿洲人不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而是說從漢人的角度看滿洲人所扮演的角色，其實與歐洲中心觀並無二致。同時他也承認自己的「中國中心觀」中存在一個理論缺陷，有關非漢人群體的研究，也是「中國中心觀」的分析方法表現較弱的一個範疇。
回到內亞為中心的歷史觀成為北美「新清史」學派的一個重要理論支點。而另一個理論支點則是來源於拉鐵摩爾。一方面，拉鐵摩爾以「長城過渡地帶」置於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性地位，在名著《中國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中，恢復草原游牧民的歷史主體性，改變了單純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敘述，而是代之以「華夷平等」、「華夷互動」的視角去總結草原、農區與過渡地帶的歷史,並把「過渡地帶」視為理解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所在。不過，另一方面，拉鐵摩爾也提出了中國國家建構中的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亞洲內陸邊疆由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構成，這四個巨大的地理空間具有不同於農業生態區的結構，可以視為是一種草原的變形。由此，這些區域合成了內亞「板塊」：「從滿洲多樣的地理環境，到新疆的草原和沙漠，以及西藏的寒冷高原，在這之間誕生了蒙古草原歷史的一種變形的社會。這種改變的形勢是受到蒙古情勢的影響，也受中國勢力的影響，這種勢力雖然各地不同，大體上卻是一樣的。」
第二，拉鐵摩爾提出了清帝國合法性的繼承權問題，並從地緣政治的立場明確表達了「邊疆地位未定論」。「西藏、新疆與蒙古和中國本部一起曾構成了大清帝國的一部分。清廷被推翻後，中國人有相當的權利來繼承前朝的屬地。可是在另一方面，有一種說法也頗有道理，即清廷不過是這帝國各部之間唯一的聯繫而已，清廷既遭推翻，各族人民有權走他自己的道路。」
無論是拉鐵摩爾還是傅禮初、杉山正明，都清楚表達了清朝作為一個內亞帝國與「中國」的影像並不重疊。米華健在《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一書中所繪出的清帝國不是費正清的「同心圓模式」，而是一個多中心的漢、滿、蒙、回、藏的並列結構——清朝是一個多元化的帝國。16這種多元化帝國的歷史構成了今天中國國家建構的困境,杜贊奇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清帝國是一個多重的、多元結構的組合，在對待不同族群時有一種特殊的模式，由於這種歷史遺產，它不能被撕裂開來，生造出某種特殊的民族國家身份。」這種觀點實際也代表了「新清史」隱含的政治指向。
對於「新清史」片面強調「內亞觀」的傾向已經引起學界的諸多討論。「雖然中國歷史中的所有時期都有內亞因素的參與，但存在強弱輕重的差別。……十六國北朝、遼、金、西夏、元、清朝，當然是內亞性最強烈的時期，但秦、漢、唐、宋、明這些時代里，內亞性也一直存在，甚至有的時候還相當重要。同時，即使在內亞性最為強烈的那些王朝，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內，內亞性也有著不均勻的分布。」內亞性並非之於中國性呈現對立的面向，內亞性之於中國史實際是常態化的現象。
「『西域』史既是中國史的一部分，又是中亞史的一部分，要全面、透徹地理解中國史和中亞史都不能不研究『西域』史。」正確指明了「三史」之間的關係，「西域史」作為中國史與中亞史重置部分，需要以一種交叉的眼光予以觀察。否則，就容易陷入到簡單化的內亞史觀或中原史觀中。馬戎教授指出，由於歷史慣性，「部族國家」在向「民族國家」轉型時很容易轉型為「族群的『民族』模式」。從內亞的情況看，並非是「歷史慣性」的左右，而是地緣政治使然。
2內亞近代轉向、民族主義與國家建構在「新清史」的視角下，內亞近代史的轉向發生在17世紀到18世紀中葉。準噶爾部控制天山南北，在西起巴爾喀什湖，北越阿爾泰山，東到吐魯番，西南至楚河、塔拉斯河的廣大地區，建立史上最後的游牧帝國。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歐亞歷史發生重大轉折，即從傳統的南北關係（游牧民與定居民的關係）改變為新的南北格局(清朝與俄國定居國家對峙下的南北格局)。持這類觀點的學者認為，1757年清朝擊敗準噶爾汗國這一事件具有分水嶺般的世界歷史意義。如巴菲爾德指出，「對準噶爾的征服終結了草原的歷史。在這之後，內陸亞洲的衝突將出現在兩個依舊存在的定居力量：俄國和中國之間。持續兩千年之久的爭鬥就此告終」。濮德培認為，「一個強大、獨立的蒙古游牧政權在草原的消滅，是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件。草原地區的切分意味著一個流動、自由往來、征戰和邊界變動的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意味著蒙古人的分裂、分散和消滅——他們現在散佈於從伏爾加河到中國北部的廣大地區，是在歐亞大陸發生的最廣的非自願人群散布之一」。
▲ 米華健教授
在這一視角下，米華健重新解讀了1777年土爾扈特部東遷中國這一事件，是因為他們受到了來自歐亞大陸中部重建新的、宏大的草原—農耕帝國的競爭的衝擊。從俄羅斯帝國逃脫到清帝國的版圖上，成為大清臣民獲得優待的同時，土爾扈特卻喪失了再次遷徙的自由，因為這種自由將會破壞兩大帝國清與俄羅斯的日益穩固的邊界。由此，內亞歷史轉變為兩大定居國家的南北關係——俄國與清朝的對峙，不僅終結了蒙古體系的世界史，而且也終結了影響內亞歷史發展變遷數千年之久游牧-定居的南北結構。中亞民族塑造的力量也不再是游牧民和定居民的利益格局的再分配了。米華健指出，土爾扈特遷入清朝的這一事件，標誌著歐亞大陸中部「歷史的終結」，同時也是新型的「多民族」遼闊帝國的開端，後者的形成將塑造中國、俄羅斯、中亞及內亞民族主義的發展。
隨著西方海國的殖民探險，世界的地理輪廓逐漸清晰，俄國與英國為爭奪世界霸權，在歐亞大陸多個戰略要地進行勢力爭奪，其中內亞是爭奪最為激烈的地區之一。內亞的「多民族」的形成已經不再由草原-綠洲結構所決定，而是開始由地緣政治時代下的英-俄為主導國際格局所決定，這或許比強調清朝與俄國對峙作為近代化的開端更為合理。「19世紀下半葉是中亞歷史的一個分水嶺……蒙古帝國解體以後，直至18世紀末，部分地區甚至到19世紀，在遼闊的中亞地區，各個獨立的政治體內部發展著不同的政治與文化形態；一個新的時代隨即拉開序幕並導致許多的變化。由於彙集了重大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該地區顯著的地緣政治地位變得非常重要。」
首先，化「韃靼」為「中亞」——海洋地緣政治體系取代蒙古內亞體系。「從18世紀晚期及19世紀，世界上的主要強國開始意識到控制、甚或佔有中亞的重要性，所有的主要參與者（英國、俄國，某種程度上還有中國）都確立了各自對該地區的認識體系。」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標誌是，「在西方的史籍中，『中亞』一詞開始取代『韃靼』地區，隨著它在俄語、英語、法語及其他語言的譯文中大量使用，『中亞』的提法在19世紀後半期已被廣泛接受」。由此，「一種嶄新且全面的地緣政治形勢在廣闊的中亞地區發展確立。」中亞其地緣政治的意義已經不單純在內陸，而是指向了海洋——英屬印度——英俄「大博弈」的焦點。去中亞的「韃靼」化標籤，標誌著西方國家作為這一地區的征服者，以西方為中心的地緣政治體系取代了蒙古體系。
其次，西方重建中亞的歷史編年體系，將其納入西方的知識視野。「對19世紀後半葉中亞國家或國家結構的歷史研究，受到了源於本地區內外不同編史傳統的雙重影響——一方面是俄國、英國和中國，另一方面是布哈拉、希瓦、浩罕、哈薩克、阿富汗與伊朗。在中亞擁有利益的各個強國發展了各不相同的認知傳統，豐富的文獻資料與前一時期（16與17世紀）有著明顯的不同，那時的文獻資源還是以當地資源為主，因為中亞未來的征服者當時對中亞地區仍知之甚少或是一無所知。」以西方為中心發展出來的東方學對於內亞進行了重新的知識分類，以語言學、體質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為中心「新學科」體系重新詮釋內亞，這也導致了東方主義的濫觴，開始重新命名當地人，如天山南路的綠洲民原稱為「薩爾特」，俄國突厥語學家認為他們講述的是古代「回鶻語」，以此為標準，將「薩爾特」改為「維吾爾族」。類似這樣的情況，在中亞比比皆是，知識的轉換以及地緣政治的影響，促使了民族主義的誕生與傳播。
第三，跨界民族認同問題。最為重要的是內亞各汗國被俄國兼并後，面臨一個嶄新事物——劃界問題。作為草原-綠洲政權為中心的中亞各汗國並未有清晰的疆界，只有在西方體系下的主權國家才劃分邊界。清朝實行的是朝貢體系，只有「邊疆」而無「邊界」。清朝與俄國先後簽訂了尼布楚條約（1689年）、布連斯奇條約（1727年）以後，在簽署條約的過程中，確定了「約定邊界」的準則，俄國與清朝作為兩個平等的主權國家確定了清朝與俄國的東段與中段的邊界，下一步就是西段的邊界了。俄國通過《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以及《中俄伊犁條約》的簽訂，將清朝管轄的大約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走；另一方面，通過條約體系，在國際法層面上承認了清朝作為一個對等的主權國家的地位。
游牧民本可以在內亞草原上自由遷徙，但是劃界的結果是游牧民被分在不同的國家，如柯爾克孜、塔吉克、哈薩克等，他們本沒有固定的邊界概念，成為俄屬哈薩克和中屬哈薩克人後，他們必須建構其對所在國家的忠誠，一是放棄游牧生活定居化，在本國的疆界里活動；二是接受國民教育，將身份轉化為俄國人或是中國人。這就在俄國與清朝之間產生了一個新問題：跨界民族問題。由於其雙重的身份認同和部落關係結構，游牧人既可以是俄國或中國人，但同時他們還有另外一個身份，俄僑和中僑。本來是一個民族內部的問題，卻變成了外交問題，而且長期困擾著國際關係；另一方面，這種內亞式互通的內部社會交往與文化聯繫，卻不容易被國際體系切斷，使得一方的政治認同很快會傳播到另一方當中。由此產生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忠誠爭奪」——意識形態的問題。
在日益嚴重的西方壓力之下，內亞原來的國家-社會體系面對地緣政治、主權國家劃界、民族分類等外界的衝擊，從不同層面的回應中可以發現內亞地區在國家建構中的複雜面向：首先，在條約體系下「化邊疆為邊界」，體現為主權的爭奪，自然在國家層面的反應是最為激烈；其次，從帝國到國家的轉化，會有利益的重組過程，包括內部劃界，原來游牧民、綠洲民中的商人、頭人、知識分子以及宗教集團利益調整較大，他們的反應同樣敏感；第三，對於大多數普通民眾而言，通過游牧-農耕民利益再分配進行族群身份轉換的歷史結束了，在新的國家體系下他們不得不逐步接受新的民族身份。「作為對強加於他們的新的統治體系的全球性回應，穆斯林社會都接受了伊斯蘭改革的思想,但該思想在不同地區(伊朗、英屬印度、俄屬亞洲、中國新疆)卻發展出極為不同的內容，由此導致了在不同形勢中的政治參與。」
從國家層面看，地緣政治的關鍵在於保持雙方的勢力均衡，從18世紀中葉清朝統一天山南北，清俄雙方基本保持戰略均勢對等。隨著俄國的工業化程度加快，雙方的均勢逐步發生轉移。自從清朝與俄國簽署邊界條約開始（185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地緣均勢開始倒向俄國。自從俄國修築中亞鐵路後，雙方的「均勢」就更復不存了。邊界問題、外交問題、跨界民族問題、忠誠歸屬問題無不與地緣均勢綁在一起。俄國以及後來的蘇聯佔據地緣優勢的結果正如拉鐵摩爾在20世紀30年代所指出的，「漢人在中亞統治的結束（指楊增新被暗殺後）代表著舊式綠洲崛興循環的完成。但是，繼之而起的並不是原來那種草原崛興的反循環，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統一現象。其規模比過去歷史上的任何循環都要大，並影響到草原、綠洲和中國內地。……因為蘇聯勢力之進入蒙古、新疆及中國內地不是憑武力進入，而是由受其影響的民眾所引入的」。
與俄國、蘇聯關係中的地緣劣勢的問題在2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倒逼和困擾著晚清、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疆建構。
3中國與俄（蘇）地緣關係中的「新疆」體制清朝征服準噶爾汗國後，在中亞與俄國進行對峙。乾嘉時期，清朝實行的是一種內亞-中原的混合體制。在天山北路準噶爾的故地進行屯墾實邊，建立城市，實行中原管理模式下的府縣以及村鎮系統，使得內部疆域均質化、定居化程度大為提高。東疆回部實行盟旗制，天山南路回部保持土司制，滿、蒙、錫伯、索倫等在伊犁、惠遠城實行八旗駐防，郡縣-土司-軍府體制是整個新疆行政建制的歷史基礎。通過伊犁將軍在惠遠駐節和實施軍政管理，現代新疆行政疆域輪廓已經大致形成。
1884年清朝在新疆建立行省是一個重大事件，標誌著在失去中亞的大片土地後，清朝採取不退卻的立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衛京師」代表了清朝的地緣政治思想。雖然清朝挫敗了俄國、英國的「大競爭」中試圖扶持阿古柏的舉動，對於條約體系的認知，已經使得清朝不得不加強在新疆的集權和代表性，乾嘉時期新疆的多元社會，群體關係呈高度複雜狀態，管理制度難於統一籌劃。清代滿族朝廷以國家政府的身份，在新疆錯綜複雜的內外局面下由「邊地而郡縣」，進一步增強了疆域的均質化過程，也就是增強了地方的國家屬性，這是宣示主權的一個標誌。「新疆建省」——疆域均質化實際上確立了國際公認的主權國家邊界，這是一個地緣政治的後果，成為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先聲。同時，也可以視為乾嘉時期在天山北路推行郡縣制的延續與推廣。
清朝是被動進入「萬國公法」的體系，雖然已經具有主權國家的形式，但是清朝是依託「帝國」形態進入這一體系的。一方面，疆域均質化需要管理體制均質化，也就需要文化均質化；在建省以後，清朝在天山南北推行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文化認同」，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的本質是皇帝認同，並不是國民認同。這一後果在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退位後充分反映出來，國家建構不充分面臨了三大問題。
第一，辛亥革命爆發導致維繫清朝各部的皇權象徵——清帝退位。中華民國是否有權繼承其合法地位（「拉鐵摩爾之問」）。在大多數新疆回部居民仍以內亞式的「皇帝效忠」為認同之核心，建立以效忠於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之緊迫性不言而喻。
第二，面對中亞穆斯林地區傳來的革新主義（既有民族主義，也有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列寧的民族自決和解放理論，包括從內地傳入的「新學」，民族主義思潮進入新疆。特別是「一戰」後期，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以及以後在中亞建立若干民族加盟共和國，並以此輸出革命，使得民族主義在中亞高漲。新疆督軍楊增新只能消極的嚴防死守，「現俄人許俄屬纏（蘇俄稱『烏孜別克族』）、布（蘇俄稱『吉爾吉斯族』）各族以回教獨立特權……該黨所倡之回教獨立問題，不分國界，實大有影響於新疆。留疆回教各種族，占人口十之八九，且與俄邊境種族姻婭來往，將來俄屬回族獨立，既成潮所激，殊覺危險。……而目前最當嚴防者，唯此回教獨立問題。」隨著楊被刺殺，防止民族主義滲透的努力終歸無濟於事。
第三，「一戰」後的英國、蘇俄、德國、日本在歐亞大陸的多方博弈並未結束，而且越演越烈。而民國中央政府卻積弱積貧，無暇顧及新疆。俄國支持外蒙獨立，新疆也岌岌可危，恰好此時發生「十月革命」，俄國自身不暇，這場危機暫時得以緩解。但地緣實力的不均衡狀態在蘇聯局勢穩定後，就繼續發酵。蘇俄在新疆的影響長期而深入。第一，盛世才在新疆作為蘇聯政治方面的代理人；第二，蘇聯的經濟力量基本控制了新疆的商業命脈；第三，蘇聯勢力直接還深入到意識形態領域，在唯一的高校——新疆學院，採取以「馬列為內容，以民族為形式」進行民族主義教育；第四，蘇聯在盛世才反蘇投向重慶時，為保證新疆不被親英美的重慶政府控制，影響其內亞的地緣政治地位，蘇聯直接支持了「三區革命」。「三區革命」的武裝力量中有中國部分逃蘇人員組成的兩個大隊，蘇方甚至直接派遣紅軍官兵參戰，蘇聯軍事顧問所在地在伊寧市的代號為「1號房子」、「2號房子」。
1949年，「三區革命」作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三區政權」也成為新疆人民政權的一部分。1955年新疆撤省改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也是蘇聯影響下的「三區革命」的一個直接後果。1958年，蘇聯與中共開始出現分歧最終導致雙方關係破裂，新疆依然是蘇聯的一張「地緣牌」。1962年，「伊塔事件」發生時，大量的邊民在蘇僑的帶領下越境而去，暴露了外逃邊民中的祖國觀念嚴重混亂和淡薄。中蘇關係破裂後，新疆方面開始與蘇聯進行切割，增強「祖國認同」，宣傳「新疆自古以來就是我們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塔事件」之後，加強對少數民族愛祖國的宣傳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國的領土,維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國的少數民族之一,不是蘇聯人,宣傳祖國的偉大和做中國人的光榮。
自伊塔事件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新疆的經濟面貌發生重大改變，烏魯木齊已經成為中亞第一大城市，與晚清、民國時期的積貧積弱，不可同日而語。蘇聯解體後，中國終於獲得了內亞地緣上的均勢，但是隨著中亞國家紛紛獨立，這一問題顯得更加尖銳起來。顯然主權國家是國家建構的第一步，中國在內陸邊疆地區的民族國家建構深受地緣政治和中亞問題交織在一起的影響，使得邊疆問題陷入到某種困境。消除以往地緣政治留下的歷史影響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以史為鑒，把眼光投向內亞，拿出胸懷，或可找到新的思路。
4結論綜上所述，中國的內亞其實沒有經過一個內生髮育的民族主義過程，「民族」概念側重於解放、平等的政治意義。從內亞的前現代社會到現代社會轉型當中，並沒有現代性的培育過程，反映出其先天不足，反而是保留了大量的前現代社會特徵，觀察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不能離開內亞視角。
第一，中國自己的現代國家模式，並不隨西方的「民族國家」亦步亦趨。馬戎教授指出，多部族帝國形態向「民族國家」轉換有兩條道路：一是「多民族國家」，每個民族都有獨立的政治身份；二是「多族群國家」，只有一個國民身份，部族特色表現在「文化」方面。但是從內亞史的視角看，從清帝國的「臣民」身份轉變為「國民」身份，是沒有經歷過「民族國家」的建構階段，民族主義是通過地緣政治競爭和傳播來解決，並沒有出現一個內生髮展的成熟過程。
第二，在內亞地緣政治環境下，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複雜而艱辛。西方的「民族國家」建構中的核心是民族自決，從俄國和蘇聯在中亞的實踐經驗看，民族主義切割了內亞的地域文明與歷史傳統，形成新的族群邊界和政治，造成無數新的問題和隱患。英國、俄國還扶持「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兩股勢力滲透新疆；而蘇聯繼承了俄國的地緣政治遺產，支持伊犁「三區革命」並大力輸出民族主義，爭取基層民眾站在「三區」和蘇聯一方，身份認同成為蘇聯操縱新疆問題的工具。不少學者以及國民政府都認識到地緣政治給邊疆帶來的危機，也意識到建構國民身份認同的重要性，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另一方面，民族國家建構時，由蘇聯內亞傳入的民族主義卻在事實上切割邊界。蘇聯解體後，中亞五國獨立。馬戎教授提示「國民身份」缺失帶來的風險，但是僅構建一個單一的國民身份替代不了這種歷史和現實的複雜性。這一地緣政治的後果對國家建構的影響還將繼續持續。
第三，在內亞與中原交匯中的時空不同步特徵中的國家建構，需要尊重歷史遺產和經驗。內亞式的多元平等的協商化機制和重視地方要素，對於清朝在邊疆的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邊疆各民族身份認同中夾雜了大量前現代的認同因素，如綠洲民和游牧民的身份感還是非常厚重。因此，基於深厚的本土環境下生成的內亞歷史文化傳統，包括政治利益訴求，有著對話和協商的傳統，這也需要調整及恢復內亞視角。「民族」概念並不足以涵蓋內亞與中原交匯的時空不均衡性特徵。當前中國正在實現國家—社會的現代化轉型，費孝通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已經包含有如何構建中國自身現代國家模式的思考，這一問題直到今天依然是知識界面對的挑戰。
作者：黃達遠，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來源：《學術月刊》2014年第08期。
註：由於篇幅原因，省略原文注釋，如有需要，請點擊閱讀原文。
欄目編輯：@蔡偉傑 編排：@鄭羽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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