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萊維傳》（英）伊恩·湯姆森 楊晨光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12月

　　施京吾 | 文

　　今年是意大利國寶級作家普里莫·萊維誕辰100週年。萊維的文學生涯始於《這是不是個人》（英文書名爲《活在奧斯維辛》），終於《被淹沒與被拯救的》——納粹集中營生活縈繞着他幾乎一生。

　　萊維出生在意大利都靈一個富有的猶太中產階級家庭。他和他的家庭已經深深融入意大利社會，萊維沒有過多介意自己的“猶太屬性”，認爲自己只是“百分之五的猶太人”。即便在墨索里尼決定和納粹政權合作後，意大利猶太人處境相比其他國家也好很多。

　　但是納粹來了。二戰末期，1943年9月10日德軍全面佔領都靈，15日對意大利猶太人進行了屠殺，10月1日萊維加入抵抗組織。一幫根本不懂得如何戰鬥的烏合之衆很快被間諜滲透，12月13日凌晨萊維被捕。1944年1月20日連同萊維在內的“650件”——已經不再被認爲是人的猶太人被送往奧斯維辛，最小年齡的是一個只有兩個月大的嬰兒。26日深夜到達集中營，24小時後，萊維的胳膊用電烙上囚犯編碼174517。

　　這是不是個人？

　　集中營是非人的世界。在納粹意識形態裏，從來沒有把猶太人當作人：被押上列車時是一件貨物；在奧斯維辛是一串數字；在搜走所有生活用品後，吃飯卻不發勺子，故意讓他們用手去抓、像狗一樣舔食。萊維說：“僅僅因爲一個人的宗教信仰不同就懲罰他，這在我看來已經達到邪惡和非理性的新高度。”在集中營裏，萊維學會了偷懶、學會了偷竊、學會了冷漠，以及與罪惡合作。一切非人的生存方式都成爲“活下去”必須掌握的技能。

　　萊維所掌握的這些“生存技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鄙夷、蔑視和不齒的東西，從來都在我們道德意識之外，不論誰沾染上這種“技能”都會成爲人生中的污點，或許還會發出小布爾喬亞的尖叫聲：“怎麼能夠這樣？！”萊維原本就是標準的中產階級，他在參加游擊隊、第一次接觸到手槍時，更深刻、也更天真地問道：“人爲什麼要相互殘殺？”

　　非人世界裏無法討論人的道德。曾經被關押在奧斯維辛的一位英國戰俘寫道：猶太囚犯是“走動的骨架……真的難以置信，人可以墮落成那個樣子”。德國人將自己的先知——康德——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究竟安放在了哪裏？我們確乎難以保證，如果自己生活在一個普遍缺乏道德意識的社會中，又會崇高到哪裏？對邪惡世界的拒絕又會有多少堅定？

　　奧斯維辛，這個被稱爲“世界肛門”的地方，在納粹統治下，向人類展示了——也展示了人類自身無奇不有的污穢。極爲兇險環境中，萊維幸運地得到了朋友的幫助，能夠得到一碗土豆皮湯；因爲化學家身份被招募從事與職業相關工作，使他度過了一個寒冷的冬季；在德軍疏散集中營囚犯時，他又染上猩紅熱住進醫院，躲過了“死亡行軍”；蘇聯炸彈幾乎炸燬整個集中營，卻沒有炸到萊維的病房，德軍以爲所有人都被炸死，全部逃跑。能夠在集中營活下來，不知道要經歷多少個萬分之一的僥倖：僥倖自身也是奪命的。

　　當初被送往集中營的650人，包括萊維在內只有24人活了下來。經過長達九個月頗爲離奇的旅行，萊維於1945年10月到達意大利，29日回到家鄉都靈。這次旅程在他的《休戰》（英文書名爲《再度覺醒》）一書中得到了體現。

　　迴歸正常生活後，萊維的第一部著作是《這是不是個人》，動筆時間大致爲1946年2月，寫作動機是他“迫切感到的是本能般地、無法抑制地講述親身經歷的渴望，而不是作爲奧斯維辛見證者的道德義務”。但丁說：“要是我沒寫書，那現在還是地下受罪的亡靈”，萊維年輕時曾經受到嚴格的拉丁古典文學訓練，但丁對他有相當啓示意義，尤其《地獄篇》深深烙跡在他腦海裏，只有寫作、傾訴，才能將他從奧斯維辛的噩夢中拯救過來。

　　對萊維使用《這是不是個人》作爲書名有着各種探究，最根本處是他對人性喪失發出內心本能的疑問和恐懼。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搗毀之後、在人類經歷過多形態極權統治之後，集中營的非人統治和囚徒們的非人生活都變得“可以想象”了，同類間自相殘殺動搖人類道德根基：一種互害模式成爲生存的通行法則——這將使人類走上毀滅之道。因此，萊維指出了不爲常人所接受的事實：“最優秀的人都在集中營裏喪命，最糟糕的人卻倖存了下來。”

　　人在本質上是殘忍的

　　不堪回首的經歷卻不得不去面對，這是一個偉大作家承擔的歷史責任：在正義和邪惡之間、在善良和殘忍之間、在仁慈與冷酷之間，必須要選邊，而且只能選擇一邊——萊維只能在痛苦中回顧，在回顧中書寫。往往揭露苦難比苦難自身更令人寢食難安、更具有毀滅性：爲什麼在人類歷史上會出現如此殘暴、如此血腥的一幕？它使人類基本道德、基本倫理全面崩潰，自己也被強迫廁身其間，眼睜睜看着人類精神大廈傾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萊維以一種極度悲憤的心情控訴納粹：你們贏了！

　　戰爭結束不久，集中營的罪惡沒有得到全面展示，萊維的經歷和作品也沒有得到應有重視，他只被人們看做“納粹日常暴行的一個普通受害者”。《這是不是個人》雖然已經譯介到美國，但影響既不強烈也不廣泛，直到進入上世紀60年代。

　　1961年該著在法國和德國相繼翻譯出版。在《這是不是個人》全球出版時有個極有意思的插曲：它在蘇聯成了禁書。蘇聯文化部認爲萊維的作品會使蘇聯人將“古拉格集中營與納粹集中營相提並論”。當萊維讀到索爾仁尼琴《第一圈》時突然明白，1945年回國時，蘇聯軍官曾經問他奧斯維辛的食物配給制度、納粹如何預防犯人進行破壞活動等問題。他說：“我那時還天真地以爲那些親切的蘇聯審問者在收集歷史數據，而不是如何經營斯大林集中營的相關信息。”一種罪惡總是對另一種罪惡充滿興趣。後來，東德也將萊維的著作列爲禁書。

　　1962年秋，萊維完成了《休戰》一書的寫作，這是一部不同凡響的作品，於1963年6月出版，出版後第一個月就賣出4萬本，一些精彩書評將萊維推到意大利當代作家前列，書評家認爲，這部作品“富於吸引力，並永遠充滿人性”，將該著與索爾仁尼琴《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相媲美，有的還將它與普希金、果戈裏的名著相提並論。

　　《休戰》得到意大利多個文學獎提名，並獲得坎皮耶羅文學獎，萊維在意大利文壇大放異彩。當時意大利記者指出：如果歷史學家要研究20世紀扭曲的一面，那麼他們最好去研究萊維。

　　伴隨成功而來的是萊維在1963年底患上了抑鬱症：“朋友們注意到萊維越來越喜怒無常。一場不快常常以自傷自憐結束。”萊維知道自己的病情：“我不再認識我自己。我多想變回那個正常的普里莫·萊維。”儘管加以積極治療，但依然反覆發作直至死亡。

　　萊維一邊與疾病搏鬥一邊繼續寫作，他的重要作品還有1975年出版的《元素週期表》，此著在文體上十分別致，“題材廣泛到不同尋常的程度，從偵探小說，到史詩般戰爭描寫，再到深刻的科學論文……萊維的種種觀點和文學影響成功地得到吸收和調和。”閱讀《元素週期表》成爲“見多識廣、富有教養的意大利人的標誌”。

　　於1978年11月出版的《扳手》則是萊維“最個人化的作品，展現了他內心最深處的文化信仰”，被認爲是對“意大利地方和方言文學悠久傳統的巨大貢獻”，該著於1979年7月4日獲得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學獎。但比較失敗的創作是《若非此時，何時？》，敘述的是東歐猶太游擊隊抗擊納粹的故事，萊維是早已被同化的西歐猶太人，對東歐猶太人的生活他不很熟悉——儘管小說體現了自己參加游擊隊的經歷。小說中，鐘錶匠門德爾正是自己的寫照。

　　萊維的書在全球大量翻譯出版，但真正贏得世界性聲譽已經是他晚年。1985年4月萊維訪問美國，受到極高禮遇，20天時間裏，他穿梭6座城市，進行了6次演講，接受了25次採訪，美國人稱他爲“最偉大的英雄”。他在克萊蒙特大學的演講成爲《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一書的第一章。次年4月訪問英國，同樣受到無比尊敬。

　　1986年6月《被淹沒與被拯救的》出版，這是萊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最徹底地展現了他對過去的紀念和道德責任”，他“力圖理解當代野蠻的本質，併力圖再一次向世界解釋他作爲見證者的使命”。萊維沒有尋找導致大屠殺的原因，但卻推斷出一個許多人無法接受的結論：人在本質上是殘忍的。

　　在萊維這部書、在他的這個結論面前，人們沉默了。有人認爲《被淹沒與被拯救的》應該是萊維的第一部作品而不是最後一部。然而，從1945年到1986年已經過去41年，許多人，包括德國人對集中營的認知卻止步不前。

　　《被淹沒和被拯救的》還是一部寫給未來的書，不斷提醒我們對未來世界可能的專制和暴力，萊維寫道：類似納粹這樣的極權主義在未來“它可能發生，它可能發生在任何角落。我並非有意危言聳聽，也不能肯定它會發生；正如我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釋放納粹瘋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時出現的可能性並不大，但不祥的徵兆已經在我們面前展開……由偏執、對權力的貪婪、經濟困難、宗教或政治的狂熱、種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趨勢，幾乎沒有國家可以免疫。所以，我們有必要擦亮我們的眼睛”。

　　（作者爲書評人）

　　（本文將刊於2019年4月15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