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朱西甯去世21週年：他讓我們久違地想起了“重要的事物”

二十一年前的今天，朱西甯先生與世長辭。先生故鄉在山東，出生在江蘇宿遷，少年在南京棄學從軍，揹包裏唯獨塞一本張愛玲的《傳奇》，到東到西，遍地戰火裏走過來，四九年離開宿遷，隨國民黨軍校入伍生去臺灣。

在臺灣，他與翻譯家劉慕沙相戀成家，三個女兒天文、天心、天衣相繼出生，一生、一家都獻給文學。2018年末，時隔50年後，他的作品《鐵漿》《旱魃》由理想國推出，終與翹首期盼許久的大陸讀者見面。

今日，我們請作家、編劇李靜寫成這篇紀念文章《讀朱西甯》，這是一篇難得直面朱西甯先生小說精神內核的文章。《鐵漿》的編輯平麗說：“這本書原本對我來說是個神祕而混沌的宇宙，讀時有許多困惑，讀完這篇文章，感覺豁然開朗了。如李靜老師說的，‘從現代漢語書寫脈絡裏尋找，找不出與朱西甯完全處於同一線索的作家’，有了這篇文章，我們終於開始真正閱讀朱西甯了。”

紀念視頻

《最後一位民國小說家朱西甯》

讀朱西甯

作者：李靜

本文授權理想國首發

朱西甯先生的小說，表面像銅綠斑駁的古鏡，內裏卻是透射人之五臟的X光機。樸舊、中國、嚴正而溫柔，卻又現代、普世、精準而酷烈。

《鐵漿》和《旱魃》看起來似曾相識——一個個鄉土上的故事，一個個黃土胎的人。但若從現代漢語書寫脈絡裏尋找，卻又找不出與朱西甯完全處於同一線索的作家。魯迅的鄉土小說對國民性格的刻畫，與之有重合之處，但二者的精神歸處卻截然不同。沈從文的湘西故事裏洋溢着愛之溫熱，似與他同調，但朱西甯的小說卻無桃花源式的曦光。

至於最爲朱西甯所崇仰的張愛玲小說，他在敘事筆觸上或有借鑑，但整個的精神走向，亦是迥異。在臺北初版於1963年的《鐵漿》和初版於1970年的《旱魃》（理想國、九州出版社2018年10月於北京出版），亦尚未受到胡蘭成中國文化本位觀的影響。這兩本小說，純然是一個虔誠的中國基督徒作家站在信仰的絕地裏，透視亙古長存的中國文化和民族性格，而畫出的既寫實又超越的中國人精神肖像，救贖的願力隱駐其中。

初版《鐵漿》

這位小說家是一位成熟的父親。這並非指他是著名的朱氏三姐妹的好爸爸——雖然這也並非完全不重要；而是說他的精神氣質，他的文學力量，具有成熟熾熱的父性。他是在負重中實現美。他創造的小說世界，是爲了淬鍊和引升人的靈魂。正如朱西甯的同道、作家司馬中原所說：“我們不敢企求文藝爲人類服務，至少，作爲一個文學藝術家，應在心靈深處時時關心人類的前途。”（司馬中原：《試論朱西甯》）

在藝術至上論者看來，這種“關心人類前途”的文學觀是過時而刻板的，它會讓藝術淪爲工具。爲藝術而藝術的文學拒絕任何父性與母性，而成了“爲自己”的獨身者。這種傳統或可追溯至福樓拜。從這位“風格即一切”的作家開始，文學漸漸從宗教、政治和道德的負累中解脫出來，而致力於書寫人類的無所事事。由此，文學贏得了自由。但也自此，文學漸漸患上了精神貧血症和知覺麻木症，不再與人類生死與共。

這並非福樓拜的初衷，怎奈他的身後追隨了太多不肖的信徒——無論西方的，還是中國的。批評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一針見血地指出：福樓拜冰冷的風格是爲了“避免多愁善感”，但他“嚴格的迴避態度流傳到今天，往往變成了一種愚鈍，一種不假思索也沒有表情的文學，爲無力（而非不願）去感受而沾沾自喜，把文字搗碎成小塊的純感官描寫，其實不過是對生活的剽竊”。小說由此陷入了“瑣碎空洞的危險命運之中”，“重要的事物卻消失了”（《臧否福樓拜》，黃遠帆譯）。

朱西甯的小說，在俘獲我們的同時，卻讓我們久違地想起了“重要的事物”。

一九六八年十月，張愛玲贈書（當年皇冠出版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扉頁題字爲“給西甯—在我心目中永遠是沈從文最好的故事裏的小兵”。

最重要之處在於：他爲中國小說貢獻了一種全新的東西——關於“愛-犧牲-救贖”的肯定性敘事。在他之前，最激動人心地觸及此一主題的文學家是魯迅。魯迅的敘事態度則是否定性的。

魯迅筆下的愛與犧牲具有形而上的啓蒙意味，是孤獨的先驅-精英爲了將闇昧的社會整體引入光明之地而獻出生命。朱西甯筆下的愛與犧牲發生於相互平視的個體之間，是一個混在平凡人中的平凡義人，出於樸素的良心而捨己。

魯迅的救贖，是欲將天國實現於地上，將正義秩序實現於權利層面。朱西甯的救贖不在現世爭位置，而是讓那被救卻不領情的人在某個瞬間，突然看見犧牲者所處的“世界之外的一個點”（克爾凱郭爾語），這個“點”令他獲得新的視野，良心悄然復甦，而成爲與從前不同的人。

魯迅的小說告訴讀者：對真的人而言，愛與犧牲是必須且當行的，但由於國人的社會-文化-政治傳統和民族性格的深重缺陷，其結果極可能是辜負與背叛——這種對救贖的絕望姿態，既是爲了“引起療救的注意”，也是懷疑和矛盾態度的真實反應。

朱西甯的小說則告訴讀者：愛與犧牲乃是神恩，是良心的本然，因此不存在背叛與辜負，或者說，背叛與辜負不被犧牲者視爲不幸。他的作品往往以被救者靈魂的變化與良心的不安，昭示救贖已然實現。

因此，魯迅是以宗教之心，行懷疑之實，這種對人性真實的呈現，最切中小說的本質。朱西甯則是以宗教之心，行陶冶之實，以他的小說開闢另一條精神道路：愛、肯定和信心的道路。這道路並不以現世的改進爲依歸，而是致力於將一切人性關係變爲良心的關係，變爲靈魂的自由與新生。這種良心關係滲透了內部和外部的世界，世界亦由此得以重建與更新。這是屬靈之愛的力量——“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僞的信心，生出來的。”（《提莫太前書》）

作家秉持這愛與信心，站在“世界之外的一個點”，書寫萬千人世，描摹“屬血氣”和“屬肉體”的人物在塵世之罪中竭盡全力的沉浮掙扎，得救或拒絕得救。這是以文學做見證。這不是寫實的鄉土文學——寫實僅是筆法，那個寫實風格的鄉土世界，是作家靈明世界的顯形，是比方，是寓言。

作家的根在天空，不在大地。

一九六七年，於內湖一村家中留影

3．

於是，他講了這麼個故事：

在老黃河邊的一個萬姓村莊，一對族人兄弟——大春和長春——因爲四十畝地結了仇。不是他倆之間爭這地，而是長春因爲給一個弱勢族人主持公道，使得本來要分給大春的地，歸了那個弱勢者。自此大春懷恨長春，各種鬥氣使性，報復的雪球越滾越大。一個夜晚，大春引來馬匪劫掠長春的家院，以借刀殺人。怎料急公好義的長春家被鹽幫兄弟牢牢把守，匪徒未能得手，一怒之下反把大春綁於曠野樹下，凌割了他的臉之後揚長而去。大春慘痛呼號，長春循聲救下，卻在毫無防範時被大春以利刃刺透胸口。大春自此杳無消息。長春被弟弟永春救回家，不治而逝。臨終前，他對弟弟謊稱，是馬賊殺了他。

十九年後，大春成了一個面目全非的瘋老頭，回到故鄉的鎖殼門下，受盡戲弄。族人都認不出他，叫他唱一段，他就唱：“悔不該哎……圖財害命……把那天良喪，現世作孽哎……哎……現世報……不等陰地府走那麼一遭哎……咚嗆一個咚嗆……”

永春爲給大哥報仇四海追兇，卻找不到仇人。當他疲憊地歸來，被大春誤認爲是長春時，最動人的一幕發生了：

“這瘋子顫巍巍地扶着樹幹站起，仍不住地猛搖腦袋，斜瞄着永春胸口。那隻被割去的耳朵，正對着永春。

‘你……你沒有挨……殺死？長春？’

藏在亂須裏的嘴巴咧了咧，眼底現出一絲兒笑紋……

一隻手像腐朽的樹根一樣，伸上來，戰戰索索地摸弄着永春胸脯，臉也幾乎要湊到上面。只聽他嗚嗚咽咽地念着什麼，彷彿又是一種快樂的呻吟。‘長春……啊，這就好……長春呀……’這樣嗚咽着……

‘嗡嗡……長春……老天爺搪住啦……嗡嗡……老天爺……’”

那個曾以長春之死爲人生目標的大春，在經歷漫長的良心譴責之後，爲長春的“復活”而歡喜嗚咽——可惜是個錯覺。此場景勾畫出一個血氣罪人所受的最重的折磨，所做的最深的懺悔，其力量與布爾加科夫《大師和瑪格麗特》中彼拉多的夢相彷彿：彼拉多處死耶穌後，總夢見自己在月圓之夜，與耶穌一起走在月光路上，快樂地探討哲學問題。可是每當他醒來，都發現自己凝固不動地坐在禿山上，帶着洗不掉的罪，坐了兩千年。

永春此時才懂得長春臨終爲何說是馬賊殺了他——“那一臉溫厚深遠的天生的笑容”的長春，不想冤冤相報，他已原諒那個殺死了自己的血氣兄弟大春。

若干年後，當大春只剩一口氣時，已是族長的永春去探望那裹在蘆草裏的殘軀：

“也曾是一條生龍活虎的漢子，一生裏抓打啃咬，總想多給自己爭得點兒什麼。想要的不多，得到的很少，這樣就是一生了。”“抓打啃咬，總想多給自己爭得點兒什麼”，這是大春的精神肖像，也是億萬血氣凡人的戾氣寫真，它穿越時間，於今尤甚。

超現實地，大春活下來了，百病纏身，折磨歷盡，卻被詛咒般地永遠不死。族人供養着他，孩子們叫他“老瘋子”，向他丟石子。老祖母教育孫兒們：“好人不長壽，惡人活萬年。”這句話不再是譴責蒼天無眼，而是惡人受罪受不完的意思。老瘋子進入孩子們的夢裏，把他們嚇醒。褂兜兒裏裝進石頭子兒，孩子們重又睡去，“夢見瘋老頭被他們打死了。”

這是中篇小說《鎖殼門》——一箇中國版“亞伯與該隱”的故事。長春如蒙上帝悅納的亞伯，大春如因嫉妒而殺弟的該隱。作品講述善惡衝突，更具體地說，講述靈性人物（長春）的“愛之本性”與血氣人物（大春）的“戾氣品性”的衝突。這衝突不發生在社會-階級層面，而是發生在一個大家族的內部，但卻並非家庭倫理劇，而是古希臘式的天人悲劇——靈性人物的犧牲導致血氣人物的天罰，令人震悚，予人淨化。從人物結局的安排，可以看到作家對愛-犧牲-救贖的信心，對“道”的信心。

這是作家朱西甯區別於傳統中國文學——無論古典傳統還是五四傳統——的獨特之處。年代不明的時間，風沙彌漫的旱湖，凝固不動的鎖殼門，無始無終的黃河故道，心如嬰孩的仁者，永遠死不了的罪人，田地，賭局，鹽商，馬匪，家境和脾性各異的族人……作家之筆在栩栩如真的寫實和放誕不羈的超現實之間自由往還，直抵象徵之域。這種自由的動力，源自作家心中廣大無邊的意義空間。小說的形色，乃是意義的外化。這是《鎖殼門》的特點，也是小說集《鐵漿》和長篇小說《旱魃》的整體特點。

上文中的故事出自小說《鎖殼門》，已收錄於理想國2018年版《鐵漿》

朱西甯小說中可以直接看到“愛的做工”，這是它們撫慰力量的源泉。小說集《鐵漿》中的《賊》並不是賊，而是代人受過的樸素義人；《劊子手》裏的劊子手也無法鐵石心腸，他感到被他斬殺的漢子“殺人殺到是處，惹人佩服”，於是在酒館裏和老夥伴爲其大鳴不平（從人物和場景設置來看，完全是對魯迅《藥》的反寫——魯迅的主題是啓蒙失敗，劊子手-看客之殘忍和犧牲者的徒勞）；《紅燈籠》裏的老舅爲救落水小孩而危病復發，令懵懂的“我”真正懂得了惦念與焦慮的滋味……在朱西甯這裏，蒙受犧牲的“愛者”與周圍的人羣不是隔絕和辜負的關係，而是發乎真心的微妙迴應組成“愛之鏈條”，嵌入人世。其間心理-精神能量的轉換與補償，對讀者影響至深。

愛的另一端，是冷靜審視“最糟糕的事物”的那種能力。張愛玲稱讚“《鐵漿》這樣富於鄉土氣氛，與大家不大知道的我們的民族性，例如像戰國時代的血性，在我看來是我們多數國人失去了的錯過的一切”。這“血性”，在朱西甯的小說裏是戾氣，是執着於物質-肉體慾望的瘋狂意志，是靈明之敵人。這是魯迅所批判的“奴性”之外，另一具國民性格幽靈，它在當今的城鄉愈發遊蕩——斂財無度的貪官，高鐵上的霸座狂，向幼兒園的孩子們伸出屠刀的“失意者”，碰了下肩膀即破口大罵的路人……人人心中憋着無名火。

這強直的火氣、血氣、戾氣，在《鐵漿》和《旱魃》裏觸目皆是，形神畢現，深具象徵意味。它毒化孩子的世界，小小年紀即從生活細節開始“瞞和騙”，養成長幼尊卑，歧視欺壓“低等人”；“低等人”自己，也安於被欺壓和瞞騙，堅定不移地景仰着榨取和瞞騙自己的闊老爺（《捶帖》）。

這肉體-物質之慾是如此非理性地強烈，已經到了活的得不到、死了也要姦屍的駭人地步（《出殃》）。爲了福廕子孫，甚至不惜打賭喝下鐵漿，以至命喪黃泉，屍如焦木（《鐵漿》）。平素從未照拂過基督徒鄰居的鄉民們，天旱無水，卻到唯一有水的這家水井邊吵嚷搶水；又執於迷信，竟掘墳驗屍以尋旱魃（長篇小說《旱魃》）……

如此富有也擅寫救贖之愛的作家，爲何亦能將戾氣瘋狂寫得如此之廣、之深？因爲作家站在了“世界之外的一個點”。用另一位美國作家弗蘭納裏·奧康納的話說：“去觀察最糟糕的事物只不過是對上帝的一種信任。”唯有深刻體驗了至善無僞之愛，方能刻寫形形色色的罪與惡。

這是自由寫作的法門。感謝朱西甯先生的小說，引領我走到這裏。

本文作者介紹：

李靜，文學評論家，劇作家。北京日報副刊編輯。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碩士。以評論王小波、莫言、木心等作家獲得2011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文學評論家獎；以劇本《大先生》獲老舍文學獎優秀戲劇劇本獎。著有話劇《大先生》《秦國喜劇》，批評隨筆集《捕風記》《必須冒犯觀衆》等。

最後一位民國小說家

朱西甯

朱西甯（1926-1998），臺灣小說家，作家朱天文、朱天心之父。

生於江蘇宿遷，祖籍山東臨朐。本名朱青海，杭州藝術專科學校肄業。一九四九年隨軍赴臺，曾任《新文藝》月刊主編、黎明文化公司總編輯、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一生專注寫作，以小說創作爲主，兼及散文、評論。著有短篇小說集《狼》《鐵漿》《破曉時分》《冶金者》《現在幾點鐘》《蛇》等；長篇小說《貓》《旱魃》《畫夢記》《八二三注》《獵狐記》《華太平家傳》；散文集《微言篇》《曲理篇》《日月長新花長生》等。

朱西甯小說經典

《鐵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