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52年，在廣西南寧參加土改工作已經兩個月的王世襄等人被緊急電召回京，火車一到站他們便被早已等候的卡車拉進了故宮博物院，並要求所有人員暫住院中不得回家。面對如此緊急的緊張氣氛，長途跋涉的王世襄等人暫住院中的那一夜是否還能安睡就不得而知了，反正第二天凌晨全院人員被分作兩組送往東嶽廟和白雲觀兩處，開始了一場以反貪污、反盜竊和反浪費爲主題聲勢浩大的“三反”運動學習。

　　名爲學習，實際上就是要求從舊政府過來的他們向“打虎英雄”徹底交待自己的歷史問題，而在“交待”前面還應該加上“勒令”這一前綴詞，因爲“打虎英雄”對待他們所採取的審查方式，是一種帶有戰術色彩的“疲勞轟炸”，也就是不許解釋不準分辨夜以繼日地突擊審查。

　　關於王世襄這位“家庭出身不好，曾在洋學校讀書、國民黨教育部清損會工作、收回大量被敵僞劫奪文物，並接受美國財團獎學金出國考察一年”等帶有諸多問題的“大老虎”，不僅成爲“打虎英雄”突擊審查的重中之重，而且還被單獨監禁一室接受十多名“打虎英雄”的輪番“轟炸”。“打虎英雄”們審查王世襄的理由很簡單，那就是“你是坐飛機來的接收大員，專職就是文物。連副代表都沒有來，有這樣的好機會，哪能不伸手撈一把，所以我敢百分之百地斷定你有盜寶行爲”！另有一位“打虎英雄”則說：“你在短短兩年內收回七批文物，還從東京運回善本書。如果你沒有好處，豈肯如此日夜操勞，盡心盡力？！ ”

　　面對“打虎英雄”們這一極爲荒唐的審查邏輯，王世襄本想從自己出身幾代清廉官宦之家，對文物和藝術無比熱愛的心理出發，將自己身許故宮博物院並立志要將其建設成爲世界一流博物館的理想，以及在朱桂老的指導和策劃下如何追回國寶等經歷，一一詳細如實地向“打虎英雄”們進行交待，沒想到王世襄剛解釋了幾句，便被一位“打虎英雄”喝令停止，並聲色俱厲地大聲訓斥道：“你的花言巧語騙不了我們，只能增加你的罪行！”另一位“打虎英雄”則說：“朱桂老是什麼人？你老提他，把他的名字寫給我看看。”而當王世襄工整地寫下“朱桂辛，名啓鈐”幾個字時，那位“打虎英雄”竟然說：“什麼‘桂’呀，‘鈴’呀（把‘鈐’讀成‘鈴’），是個旦角演員吧？”

　　對於“打虎英雄”們如此的粗俗無知，王世襄明白他的任何解釋都毫無用處，於是乾脆一言不發了。既然你王世襄如此“頑固不化”，“打虎英雄”們更是認定他犯有極爲嚴重的盜寶罪，所以用力拍打桌子等威脅恐嚇手段都一一使用上了，可王世襄卻交待不出一件讓他們感到興奮的事。

　　王世襄本人交待不出問題，本來就讓“打虎英雄”們惱火，可他還“阻撓”別人“交待”問題，這讓“打虎英雄”們更加大動肝火，決定“判處”王世襄死刑並宣佈立即執行槍決。

　　對此，王世襄後來曾這樣回憶說：

　　“故宮同事李連鏜，工資有限，但喜歡收集絲織刺繡小品，如荷包、煙囊、扇套、經板等。此類之物並不值錢，古玩店不收，只有掛貨鋪、曉市和街頭地攤纔有。我有時遇見他買這些物品。運動中他被逼得無奈，只好把買的東西送呈隊部，聲稱都是偷故宮的，立即收到表揚。我因受毛主席的教導，堅信事事必須‘實事求是’，既然確知那些小件都是李連鏜花錢買的，不是偷故宮的，就認爲該實話實說，不能弄虛作假。何況‘三反’是嚴肅的政治鬥爭，如人人以假亂真，真盜寶犯豈不反能矇混過關。我認爲說明真相實有必要，因此到隊部說明此事。不料第二天停止一切活動，特別爲我召開一個全體大會，大殿前神道正中擺一張桌子，設宣判者席，命我跪在神道正中方磚地上，兩旁士兵持槍排列。宣佈王世襄罪大惡極，不僅自己拒不交待，還破壞他人交待，罪不容誅。批鬥時千人高喊口號，聲震殿瓦。對這從未見過的陣勢，未免有些恐慌。隨即宣佈已呈報上級，批示後，立即槍決。我不瞭解國家刑法，真以爲末日已至。此時曾一度萌自殺之念，覺得被人槍斃還不如自己上吊。”

　　而經過一夜輾轉反側激烈的思想鬥爭之後，王世襄覺得“倘爲了如實彙報而被處死，官方必將承擔誤判之最，被批鬥者自殺，不僅白死，還犯了‘自絕於人民’之罪，故萬萬不可”！當然，“打虎英雄”們所採取的這一招，並非真的要將王世襄槍斃了事，而是希望通過這聲勢巨大的威脅恐嚇讓他徹底交待自己所犯“罪行”。不料，王世襄既然已經抱定了絕對不能自殺之念，反而變得更加堅強，以致後來即便是無中生有更嚴重的污衊，他也表示“只要活得長，一定能笑到最後”。

　　不過，“打虎英雄”們認爲既然你王世襄如此地“頑固不化”，便轉而採取了一種迂迴策略，那就是想從通過尋找院長馬衡的盜寶證據來打開王世襄這塊堅固堡壘的缺口，但是他們選擇的突破口又失算了，那就是他們認爲王世襄經過這次“審判”應該變得聰明些，會作爲院長親信揭發馬衡盜寶行爲而減輕自己的“罪行”，而由此“打虎英雄”們相信這也必將最終牽連出你王世襄自身的盜寶行爲。

　　然而，“打虎英雄”們這一自以爲高妙之計，卻被王世襄的“揭發”愚弄了。對此，王世襄在回憶文章中這樣記述道：

　　“他們先逼問馬院長如何指使我爲他盜寶並設法潛移院外。我說：‘絕對沒有。’又追問馬院長可曾指使我拿文物給他。我說這倒有過。他們一時興奮起來，問：‘你給他拿的是什麼文物？’我說：‘宋代名畫。’他們更興奮了，又問：‘隨後又怎樣？’我說院長命我送往陳列室展出。”可以想見，王世襄這一“開玩笑”式的“供述”，實在讓這些“打虎英雄”們氣急敗壞，而王世襄卻坦然迴應說：“不是開玩笑，是實施，而且是你們要我講的。”

　　荒唐時代自然容易產生荒唐事情，而且層出不窮的荒唐事情實在是引人發笑也讓人深思。對此，王世襄就曾回憶了這樣一件可笑之事：

　　“當時和我同關在東嶽廟的有金毓鋆先生，滿清宗室，北洋政府時期曾在駐挪威使館任職，年逾六旬，是一位膽小怕事的好好先生，因對古玉有研究，受聘故宮而捲入運動。他受不了無休止的逼迫，只好胡編亂造，說偷了若干件玉器。經查明故宮沒有此物，打虎英雄們認爲他用假交待來掩蓋真盜竊，鬥得更狠。和金老關在一室的有科員張宗良，是個真盜竊犯。因交代材料都覈對屬實，並從家中起出贓物，所以受到表揚，命他仔細回憶，繼續交待。金老看在眼裏，十分氣憤，認爲太不公平：小張真偷了，反倒有靜坐思考、喝茶抽菸的時候；我清清白白，竟整天挨鬥，真是豈有此理！受審者每次去廁所都有人跟隨，以防串供。一天張宗良在前，金老在後。事有湊巧，尾隨者失職，沒有跟上。金老加緊幾步，小聲地對張說：‘二哥！二哥！（實際上金老比張大二十多歲。）救救我吧，把您經手（此二字妙）的勻我兩件好交代，要不實在活不了了！今後如能活着出去一定好好請請您！’”

　　可以想見，金老殷切誠懇所求勻者並非什麼珍貴之物而是賊贓，這種荒唐之極的事情非在那個荒唐時代豈能產生？舉此一例別無他意，只想說明王世襄在那種非常時候竟然敢對“打虎英雄”們開以上之玩笑，豈不是自討苦吃嗎？

　　果然，東嶽廟四個月“學習”結束後大多數人員都回到了故宮博物院，即便是真有盜寶行爲但交待徹底坦白者也依然留用，而“拒不交代”的王世襄在回到家中僅僅兩天之後，便接到派出所要求他前往問話的通知，當他心懷忐忑地一邁進派出所大門便被銬上手銬，隨後僱了三輛三輪車直接押送到了前門內路東那硃紅大門的公安局裏，從此開始了他長達10個月的鐵窗生涯。

　　初進監獄，王世襄便不叫王世襄，而叫38號，每當聽到這一吆喝，他都必須高聲答“有”，否則遭到呵斥可能算是客氣的了。在看守所的10個月裏，王世襄 “享受”了犯人應有的一切“待遇”，比如手銬腳鐐等。至於沿襲千年在牢房盡端放置尿桶的舊制，王世襄初入牢房也必須按規定將鋪蓋放在靠近尿桶處，只有等到進入新一號犯人時才能挪移一個鋪位，一個多月後他漸漸離開了那散發着刺鼻臊腥味的尿桶，但是同處一室那氣味又能好到哪裏去呢？

　　當然，監獄生活免不了要接受一次次的審訊，負責審訊王世襄的是一位年過半輩的“老班長”，審訊態度不似“打虎英雄”那樣粗暴，每次都只是問一些問題，並將沉重的手銬腳鐐去掉。除了接受審訊之外，王世襄和所有犯人一樣還要參加一些必要的改造性勞動，比如糊火柴盒等。這樣的勞動雖然並不勞累，但是早晚兩餐窩頭鹹菜的生活，依然使身強力壯的王世襄逐漸感到乏力。

　　10個月後，當王世襄出獄時竟然步履踉蹌，還未走出監獄大門就已氣喘吁吁了，數日後到醫院一檢查身體才明白，原來在監獄裏由於是衆多犯人同吃一盆飯菜，使他傳染上了嚴重的結核性肋膜炎。伴隨結核病而來的，當然還有公安局發給王世襄“取保釋放”的通知，以及隨後國家文物局發給他上面寫有“已開除故宮公職，可去勞動局登記，自謀出路”內容的一紙冷冰冰公文。那麼，拖着嚴重結核性肋膜炎病軀的王世襄將何去何從，他奉獻故宮博物院並立志強館的夢想還能夠實現嗎？

　　其實，“三反”運動過後王世襄還是有機會重返故宮博物院的，這不僅因爲那位飛揚跋扈的劉耀山已被調離，器重他的院長馬衡雖因肺癌而抑鬱逝去，但是接替院長之職的是吳仲超先生。

　　這位極爲愛惜人才的院長吳仲超，上任不久便通過文化部領導與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協商，想將已經就任該所副研究員的王世襄重新調回故宮博物院，但是時任該所所長楊蔭瀏和副所長李元慶兩人都沒有同意，而當徵求王世襄本人意見時，對故宮博物院仍然心有餘悸的王世襄也沒有明確表達自己的態度，此事就此擱淺。既然不能將王世襄調回故宮博物院工作，院長吳仲超便想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法，那就是於公元1957年先後聘請王世襄爲故宮博物院“歷代藝術專門委員”和“文物修復委員會委員”，希望他每週能到故宮博物院協助工作一兩次，爲此還專門在御花園西南角爲王世襄設置公辦室及午休牀榻。

　　此後半年間，王世襄曾前往故宮博物院參加過幾次會議和文物鑑定工作，但是不久又因被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劃爲“右派”，便再也不宜到故宮博物院參加這類工作了。時間到了公元1966年，已經摘去“右派”帽子的王世襄雖然“歸隊”來到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工作，並再次被故宮博物院聘任爲“非文物審查委員會委員”，但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就此王世襄徹底脫離了他魂牽夢縈的故宮博物院，他的強館之夢也終究成爲一夢而已。

　　莫須有，是南宋奸臣秦檜等人陷害民族英雄岳飛所創造出來的一個詞彙，多年來一直與岳飛冤案相伴，今天有人將此與王世襄在“三反”等運動中遭受冤屈相比較，其實細究“莫須有”這三字的含義，是指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的意思，而王世襄是被查明確實沒有者，故使用這樣一個詞彙似有不妥。妥與不妥，反正王世襄在遭受長達14個月“莫須有”的審查和監禁之後，已經是身染重病並被逐出了他矢志爲之奉獻的故宮博物院，而不得不自謀出路了。

　　榮獲2014度“中國好書”

　　竇忠如，字子徽，號嘉山，齋號謙潤，安徽滁州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好書獎、中國影響力圖書獎、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等獎項的獲得者，“中國最具獨立精神和踐行能力的學者型青年傳記文學作家”（陳建功）。著有《王國維傳》《樑思成傳》《羅哲文傳》、《奇士王世襄》《世間絕唱——樑思成與林徽因》等數十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