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水高

斗轉星移。你是否還記得那首歌：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對於中國人來說，那是一段屈辱的歷史。如今，它已經過了整整八十一年。

從1931到2012，九一八事變後的這八十一年，日本人是怎樣看待那段歷史的？「活在當下」的同時，歷史真的可以忽略不計或任意美化嗎？

從某種程度上，了解日本人的看法，才更有助於中方清晰地看到中日兩國關係之間的死結所在，從而採取更有效的應對措施。

「九一八」事變後，瀋陽全城被日軍佔領。日本侵略者為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日偽軍、警、特工人員活動於各公共場所，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和抗日誌士，晝夜盤查城內旅店和過往行人。在鄉村，由偽警察巡迴偵察，發現可疑人員則就地處治。

戰爭紀念片主打愛和親情

日本把8月15日稱為「終戰日」，每到「8·15」前後，日本電視台都會播出戰爭紀念片，但主題基本上是呼喚和平，內容多表現親情和愛情。比如2011年富士電視台在8月13日播出表現戰爭中兄弟情的電視劇《最後的紐帶》，說的是哥哥在美國謀生，參加了美軍，而弟弟成為日軍敢死隊成員，兄弟倆在沖繩戰場相逢，本是站在敵我雙方立場的兩人，最後兄弟愛和親情跨越了一切。

眾多日本電視劇中，每年日本NHK電視台為紀念「終戰日」播放的節目最引人矚目。同樣是2011年8月13日，該台播出了紀實性電視劇《藍眼睛的(中國)少年兵》，以一位還存活著的日本老兵、現已95歲的藤井先生對當年戰爭的一段真實回憶為中心內容而改編。電視劇由中日混血兒、少年明星小針昇平主演。故事的時代背景是1943年秋季，當時日軍的一支連隊在行軍途中，發現一個掉了隊的中國（重慶）少年兵——羅布信。他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只有14歲。後來，他被日軍的藤井收留。在激戰中，少年兵被當做雜役，後來在炮擊中左眼受傷失明。日本兵像對自己的弟弟一樣愛護他，他們在相處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電視劇表現了這樣的主題：如果沒有戰爭，日本人都是有情有義的普通人，被收留在日軍中的中國少年兵，他那淳樸的性格、可愛的笑臉給在戰爭中苦熬的士兵們帶來了很大安慰,他們在同甘苦共患難的生活中通過交流，士兵們的人性和良心得以萌發。電視劇把戰爭故事描寫得有些浪漫色彩。而關於這部電視劇還有一個後續話題：導演久保田在電視劇播放後，受藤井先生的委託，想與中國電視台合作，共同製作一個「尋找羅布信」的節目，如果當年的少年兵還活著的話，已過80歲了。

少年明星小針昇平的母親是中國人，她曾打聽是否有中國的電視台願意引進這部電視劇，結果還是未能如願以償。當然，小針昇平的母親也能夠理解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所拍攝的戰爭題材影視片，視角本身缺乏對戰爭責任的反思。所以，中日兩國關於戰爭的價值觀能夠互相融通和理解的那天還遠未到來。

強調作為「被害者」的悲傷

隨便問一個日本人，8月6日和8月9日是什麼日子？他們準會告訴你：那是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的日子。很多日本年輕人根本就不知道「九一八」是什麼日子。抗日戰爭在日本普遍被叫做「日中戰爭」，過去曾稱為「支那事變」、「日華事變」。日本很顯然在有意淡化他們的侵略給中國造成的巨大傷害，但對於自身的「被害」，日本卻是牢牢記住，日本人從小學開始就接受這樣的歷史教育：日本是唯一挨過原子彈的國家，日本人深受原子彈之害……

每年的8月6日和9日，廣島和長崎都要舉行隆重的悼念儀式，紀念在原子彈爆炸中死難的日本人。每次在追悼儀式上，人們點上和平之燈，中小學生合唱歌曲，大家為死者默禱，態度很虔誠，場面莊嚴肅穆。

日本有眾多以原子彈爆炸為故事背景的影視作品，都拍得相當感人，日本人把原子彈爆炸稱為「被爆」，他們在「被」字上做足了文章，那種「被害」的悲傷甚至被營造得充滿了詩意和美感，但這種日本式的悲傷卻是孤獨的。

日本的和平人士說，當年的廣島曾是日本的「軍都」，1888年即明治二年，以兇猛作戰著稱的第5師團成立，總部就設立在廣島。1945年以前，廣島的宇品港是輸送侵華日軍的重要出港口，絕大部分侵華日軍都是從那裡出港。廣島曾是日本重要的軍事城市，這也是其遭受原子彈襲擊的原因之一。日本在南京進行大屠殺、731部隊搞人體實驗、實施細菌戰，對重慶、成都等地實施無差別轟炸……這些都和廣島的悲劇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一切，如今的日本民眾哪怕是廣島人、長崎人都知之甚少。

每年8月15日，日本靖國神社裡總是熙熙攘攘，祭奠「英靈」的人不少。還有一些「遺老」穿起舊日軍軍服，拿著軍刀招搖過市。在靖國神社的附近，有個千鳥淵公墓，它的正式名稱是「千鳥淵戰死者墓地」，每年日本政府都要在這裡隆重舉行追悼儀式，悼念戰死者，天皇出席。日本海上自衛隊遠航艦隊出航前，也會來此地參拜。

談「侵略」，還是個禁忌

2011年8月14日，在日本北海道長萬部町代言卡通形象的微博上，出現了反省戰爭的言語：「日本的戰爭犧牲者310萬人，日本給亞洲諸國造成2000萬受害者。這都是日本的侵略戰爭引起的。」這段話在網站上引起很大的反響，長萬部町遭到多方抗議，町方面只能解釋說，這不代表町里的意見，是運營微博的會社的人自作主張寫的。最終微博不得不關閉。在日本，談「侵略」，至今還是個禁忌，反省日本的戰爭罪行的言辭，常被人稱為「自虐」。

2011年8月，中國電影《南京！南京！》在東京中野的一個小影院就放映了一場。當天，為了防止出現混亂局面，日本警方出動了數十名警察在影院四周巡視，維持秩序，另外還請了律師和志願者來幫忙。在現場，有觀眾問導演陸川一個尖銳的問題：「在日本人中，有些人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如縣知事、國會議員、以至前首相等，對那些聲音你是怎麼看的？」陸川回答：「說（南京大屠殺）不是事實的大人物們，希望他們也來看這個電影。」

有看過這部電影的日本觀眾說：「作為日本人，希望電影中所說的是謊言，但是聽在現場的導演說是根據事實拍攝的，感到很難過。」

這就是有代表性的日本人的想法，不願意相信日本犯下戰爭罪行，就算心裡覺得那是「侵略」，也覺得那是遙遠的事了，不值得一提。日本人崇尚「活在現在」，他們覺得現實問題比起歷史問題要重要得多。

日本檔案館中的九一八

戰時日本對九一八的認識中，充滿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臨下，而對備受日軍折磨的中國百姓則不聞不問。

在現存的日本對侵華戰爭記述中，一般都用地名，很少用數字。所以，九一八事變在日本被稱為「滿洲事變」。八十年後，打開塵封的日本檔案一角，或可由此看出日本人對史料的另一種描述。

在日本，與戰爭有關的歷史博物館中，廣島原子彈資料館比較著名。其中，對九一八事變的描述只有半句話。在「昭和時期的廣島」的展示牌中寫到：「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戰爭，以1931年的『滿洲事變』為『引子』，隨後1937年擴大到全面戰爭。」在這裡，「滿洲事變」被簡寫成兩個字「引子」，至於誰先「引」的，以及戰爭的本質、內容，完全沒有涉及。

不過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日本方面在曾出版的大量文獻中均將其描寫為中國軍隊有預謀的策劃。其中較為典型的是1932年日本明治天皇御寫真帖刊行會發行的精裝本《滿洲事變及上海事變寫真大全集》，在這本描述日軍侵佔中國東北的照片圖冊中，日方稱九一八事變的起因是「中國東北軍部隊對柳條湖段南滿鐵路實施了『蓄謀已久』的攻擊」，目的在於破壞日本控制的這條鐵路。日方宣傳中並將矛頭直接指向一貫堅持抗日態度的東北軍邊防第七旅旅長王以哲將軍，並展示了王以哲將軍在教育部下警惕日軍的訓詞——「看哪？營垣西邊的鐵道」，將其作為「中國軍隊預謀爆破柳條湖鐵路」的「證據」。

這些歪曲性的宣傳，令普通日本人很長時間內，一直認為關東軍是受到中國軍隊挑釁才進行還擊，引發九一八事變的。

然而，戰爭結束之後，隨著檔案材料的浮出水面乃至當事人的供述披露，這一認識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

日本權威文獻普遍承認了關東軍陰謀策划了這一事變的事實。在1978年編寫的《一億人的昭和史滿洲事變》中，不但承認了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的「謀略」，而且在作家杉森久英所寫的評論《石原莞爾的哲學》中，明確指出這一陰謀的策劃者正是當時在關東軍手握重權的石原莞爾和板垣征次郎，他們的目的是藉此以武力攻佔「滿洲」，並以此為日本帝國的勢力範圍，從而爭霸亞洲。杉森寫道：「作為事變契機的鐵道爆破事件，實際是關東軍策劃的一起陰謀，這些事情，如今已經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了。」

極力渲染所謂「排日」

在東京，收藏大量歷史資料的檔案館主要有三個，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在網上查到了國立公文書館中有關滿洲事變的部分資料，其中一條關於「滿洲事變」十周年的史料顯得很特別。這份資料是1941年9月3日由當時的情報局副局長久富達夫撰寫的，其內容是日方如何紀念「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十周年。

「關於滿洲事件十周年紀念活動的要領，情報局的方針是，通過十周年紀念，達到讓國內外民眾統一認識的目的。這個具體認識就是通過滿洲事變，滿洲國得到了持續的發展，同時這也是日滿合作的起點，以此來確立大東亞共榮圈。我們對將來報以光明的希望，並認為這促進了共榮圈內後進國家以及其他列強對日本皇國政策道義感的感召。」

可以看出，戰時日本對九一八的認識中，充滿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臨下。而對備受日軍折磨的中國百姓則不聞不問。

在另一份表明1940年11月29日的「滿洲事變獎賞金實績送付」的史料中，記錄如下，「本月20日，我們已經制定了滿洲事變獎勵金提出和申請方案。」

另外，日方一方面對「滿洲事變」帶來的所謂積極變化歡呼雀躍，一方面還著重收集和記錄甚至放大此事件對日方而非中方帶來的「受害」影響，這一點與如今中日關係稍有風吹草動、日本媒體即渲染中國「排日」如出一轍。

比如在一份名為「關於收繳日貨」的資料中寫到，「滿洲事變發生後，排日貨團體僅在上海就收押總額達20萬元的日貨。收繳的日貨分配具體如下，比如總額達800萬的話，其中200萬給排日團體幹部作為手續費，200萬給汪精衛等人作為政治活動費，剩下的400萬當做國產銀行設立費，但是國產銀行的股東也主要是排日團體幹部安排的。」

不僅在國立公文書館，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資料中，諸如「滿洲事變之後的以上海為中心的排日狀況」、「滿洲事變以及在留日本人的保護、引渡、避難及受害」等文件也不在少數。

此外，日軍也對滿洲事件提供了充足的後勤保障。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一份關於「陸軍省-陸滿普大日記」中的一篇記載到，關於滿洲事件費的使用，支付給陸軍第一師團。其中包括滿洲事件費、用品費、軍糧費、運輸費、患者費、工資、旅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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