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車難題」真實上演，吃瓜群眾真實反應
我懷疑1967年提出「電車難題」（The Trolley Problem）的哲學家Philippa Ruth Foot是一位杠精。（開個玩笑，別杠我）
假想版「電車難題」
想必很多人對「電車難題」並不陌生。自從1967年提出之後，50年過去了，「電車難題」已經衍生出各種各樣的變式，並且被倫理學、心理學、經濟學、法律學者研究了一遍又一遍。
五個無辜的人被綁在了電車軌道上，這時一輛失控的電車正朝他們行駛過來，你有機會拉動控制桿使電車駛入岔道從而保住這五個人的性命，但不巧的是，那個岔道上也綁了一個人，你會選擇「舍一救五」還是「舍五救一」？
真實版「限高桿難題」
萬萬沒想到，就在2018年10月底，江西新余市真實上演了一幕與「電車難題」極其類似的「限高桿難題」。（今秋10月真的是發生了很多不好的事……）
駕駛員袁某駕駛一輛小轎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13歲的乘車人鍾某將身體伸出車頂天窗外，當車輛行駛至某路段時，由於道路上方有一限高橫杆，鍾某的頭頸與限高杠發生碰撞，造成其當場死亡——而這一切，恰好被後面的一輛車用手機完整錄了下來。
誰都不希望出現這樣的悲劇，誰也都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悲劇。這起事故最大的爭議在於「誰擔責任」——但是，這不僅涉及法律責任，還可能涉及道德責任，因為在一些杠精、鍵盤俠、聖母biao的眼中，後車的拍攝者甚至都要擔責？！因為後車視而不見、拍視頻看熱鬧？！事實上，後車無論是否嘗試提醒前車，悲劇可能都在所難免，而且倘若提醒了但悲劇依然發生，那麼不僅杠精和聖母biao們有的杠了，連後車車主也要吃一場剪不斷理還亂的糊塗官司……
道德兩難困境中的「責任」與「道德綁架」
「假想版「電車難題」」和「真實版「限高桿難題」」，爭議都是旁觀者，旁觀者的可選項都是兩難抉擇。好嘛，我們今天就來談談這裡面共同存在的荒謬的道德問題。
回到本文開頭，我說「電車難題」的提出者是位杠精。雖是句玩笑話，但與今日「限高桿難題」對比之後，你會發現所謂「道德兩難」可能是一個荒謬的偽命題，因為——「電車難題」的主人公根本不用負法律責任，「道德兩難」實為「道德綁架」！
我們來一點點捋清楚。
首先不妨給兩個版本的難題加上「旁白注釋」。
（1）電車難題
五個無辜的人被綁在了電車軌道上（誰綁的？綁的人作死啊），這時一輛失控的電車正朝他們行駛過來（誰讓電車失控的？失控的人作死啊），你有機會拉動控制桿使電車駛入岔道從而保住這五個人的性命，但不巧的是，那個岔道上也綁了一個人（綁的人作死無疑了，請務必將ta繩之以法），你會選擇「舍一救五」還是「舍五救一」（無論怎麼選，都會被道德綁架）？
（2）限高桿難題
駕駛員袁某駕駛一輛小轎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13歲的乘車人鍾某將身體伸出車頂天窗外（誰允許的？允許的人作死啊，違反交規，何況是在高速公路），當車輛行駛至某路段時，由於道路上方有一限高橫杆，鍾某的頭頸與限高杠發生碰撞（站得高望得遠，當事人有一定的可能性覺察到高度問題從而避免悲劇發生，不過確實也很有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反應不過來），造成其當場死亡——而這一切，恰好被後面的一輛車用手機完整錄了下來（無論是否提醒前車，都會被道德綁架）。
所以，很明顯，電車難題和限高桿難題的「罪魁禍首」其實分別是無端綁架無辜者的神秘人和允許小孩子在高速上把頭伸出天窗的駕駛人！
控制岔道的人哪兒來的責任？不存在的！
後車拍攝的人哪兒來的責任？不存在的！
我想救你，卻還被反咬一口？饒了我吧！
這兩個難題有著天然的共性。如果說在限高桿難題里，後車拍攝者毫無疑問不用擔責，那麼在電車難題里，控制岔道者也完全不需要承擔責任！
救人者被道德綁架——看來電車難題的提出者是杠精無疑了！
而且我們已經看到，當「電車難題」真實上演，吃瓜群眾的真實反應其實很簡單：沒有辦法，並且也幾乎沒有時間去考慮所有的可能性，一切都發生得很突然。
那麼，作為當事人呢？
道德綁架，不僅會綁架旁觀者，還可能綁架當事人，哪怕這位當事人已經成功地讓大家脫險。
這個人就是歷史上曾經在危急關頭成功挽救一整架飛機乘客的薩利機長。
2009年1月15日，由「切斯利·薩利·薩倫伯格」擔任機長的「全美航空1549號」航班，在起飛後90秒遭遇鳥群的猛烈撞擊，兩部引擎都失去動力。在危急時刻，機場塔台要求其立即折返機場，但是機長綜合考慮到當時的特殊環境和條件，認為該方案不可行。憑藉其幾十年來的經驗，機長決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冒險讓客機緊急降落在貫穿紐約市的哈德遜河上。所幸的是，機上人員全部生還。
然而，這樣一個無人死亡的空難事故卻使薩利機長面臨調查聽證（至少電影版的演繹如此，真實事件中是否有聽證會尚未查證）。專家紛紛質詢他為什麼不選擇（機場塔台命令的）另一個方案——折返機場，並且以各種計算機模擬證明折返是可行的。薩利機長最終讓技術人員在模擬參數中加入一系列現實因素，終於發現無論如何飛機並不能正常返回機場，他當時的決策基本是唯一可行的。
一個經驗豐富的人會做出相對正確的決定，但即便如此，他也可能受到非議。
這才是真正的兩難——「輿論兩難」。
而反觀我們的「電車難題」「限高桿難題」，主人公作為旁觀者，面臨的也不是「道德兩難」，而是「輿論兩難」，因為無論哪種做法，都會受到愛譴責人士的強烈譴責，而且弄不好自己也會身陷囹圄、弄巧成拙。
道德標準，其實並不統一
無獨有偶，同樣是在2018年10月，《Nature》正刊發表了一篇名為「The Moral Machine experiment」的實證文章（Awad et al., 2018; The Moral Machine experiment | Nature），探討的恰好也是道德兩難問題，可以說是「電車難題」的最新變式。
研究基於全球230萬人所做的調查發現：道德存在文化差異，人們對交通事故兩難問題的倫理標準因文化不同而不同。例如，西方人更可能不作為、更保護年輕人，而東方人更保護守法者、更保護行人。
但同時，研究也發現不同文化下的道德一致性：人們都傾向於拯救人類而非動物、拯救多數人而非少數人、拯救兒童而非成人。
The big three in peoples preferences are…
Save humanSave the greater numberSave the kids
結語
在道德問題上，身為「後車」，還是吸取「前車」之鑒吧。
我們沒辦法拯救所有人。
我們能做的大概只有聽從內心。
我們能做的大概只有問心無愧。
參考資料：
Trolley problem - Wikipedia
電車難題是不是本身就有問題？| 果殼
電車難題有正義的解決方式嗎？如果有是基於怎樣的正義？
兒童被限高桿撞擊頭部致死，此事件應當如何歸責？
無人車事故中應該犧牲誰？4000萬個道德選擇展現地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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