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貸行業，總是“禍不單行”。

　　前腳315晚會上“714高炮”被點名 ，後腳紅嶺創投宣佈清盤、團貸網因非法吸存被立案偵查。

　　頃刻，行業風聲鶴唳，從業者再次陷入了“能否活下去”“怎麼活下去”的焦慮中，行業洗牌捲土重來。

　　又陷雷潮，行業洗牌再加速

　　2019年3月27日，團貸網實際控制人主動向東莞市公安局投案，成立7年的團貸網，岌岌可危。

　　“3月27號晚上七點半左右，還在公司加班，十幾個特警闖進了辦公室。”團貸網前員工曾黎說，“也沒說什麼事兒，就讓大家配合調查。”

　　因爲事發突然，所有員工都是懵的，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

　　據曾黎回憶，事發當晚所有在公司的人被要求分別集中在不同的辦公區域，不得與外界聯繫，先填寫記錄表（個人信息、工作信息、緊急聯繫人信息等），後進行單獨問話，當晚10點半左右被放離公司。

　　據說部分技術開發人員第二天早上才離開公司。

　　3月28日凌晨曾黎接到通知，讓其在家等上班通知，4月3號卻被告知去領離職證明。

　　據東莞市公安局通報：團貸網因爲涉嫌非法吸存被立案偵查。

　　據團貸網官網信息，截至2019年2月28日，團貸網尚欠22.2萬投資人145億元借款本金未還，借款人37.2萬。2019年4月2日，公安機關凍結相關銀行資金31.1億元，查封涉案房產35套、飛機1架，扣押涉案車輛40輛，全部折現尚不夠償還欠款的三分之一。

　　投資人損失慘重，少則損失幾萬，多則幾十萬甚至更多的大有人在，哀鴻遍野。

　　“事發前沒有任何預兆，回款一切正常。”團貸網投資人趙志稱。爲了確保萬無一失，他投資的都是房產抵押項目，五萬多，結果項目沒事兒，公司出事兒了。

　　“當初就是看上了政府和上市公司的背書，覺得靠譜。”趙志悻悻地說。

　　據曾黎介紹，事發前，公司運營確實一切正常，還在正常招聘。

　　“我也有十幾萬在裏面，如果有風聲，我肯定會退出來。”曾黎很無奈，“好多員工都有投資。”

　　團貸網的爆雷讓很多投資人猝不及防，但對於行業而言，雖事發突然，卻並不意外。

　　整個行業的基調是表面風平浪靜，內部千瘡百孔、草木皆兵，哪家平臺出事兒都不意外。

　　“現在倒閉一家平臺在行業裏都司空見慣了。”P2P從業者胡宇說到。

　　就在團貸網爆雷的前四天，3月23日，P2P行業裏的“老大哥”紅嶺創投宣佈清盤。成立於2007年的紅嶺創投是深圳第一家P2P平臺，也是首創網貸行業“剛兌”的平臺。紅嶺創投的清盤，加劇了行業的不安。

　　兩家行業內的頭部平臺出現異動攪得行業人心惶惶，可沒過幾天，4月8日，成立9年的杭州鑫合匯爆雷，像是複製了團貸網的經歷一樣：都有上市背景，都是實控人投案自首，隨後平臺被警方以涉嫌非法吸存立案偵查。

　　其實鑫合匯在2018年8月初就已爆出大規模逾期，涉及資金25億元。但平臺隨後推出了相應的四個階段分期償還計劃，2019年5月6日爲最後一期還款日。根據鑫合匯2018年7月運營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7月份，平臺累計成交額2124.19億元，借貸餘額爲31.65億元。

　　半個月內，兩家爆雷，一家清盤，總待償餘額近360億元，網貸行業的雷潮來勢洶洶，行業洗牌加速。

　　據網貸之家3月數據，P2P網貸行業正常運營平臺數量僅剩1023家，累計停業及問題平臺數量達到了5594家。

　　數據來源：網貸之家

　　如果說2017年的網貸平臺倒閉多是經營性的優勝劣汰，那2018年網貸平臺數量的減少則是政策性洗牌造成的。

　　進入2018年以來，網貸平臺的數量持續減少，2018年7月和11月是兩個明顯的轉折點。

　　2018年6月網貸行業爆雷嚴重，資管29號文的出臺，斬斷了資管代銷這條路，平臺批量倒閉。但與以往幾次倒閉潮不同的是，2018年6月份部分規模較大（十億甚至百億）的老平臺也出現在了倒閉甚至跑路名單裏：例如唐小僧。

　　2018年11月，爲了避免危機進一步擴散，很多中小網貸平臺被勸退。

　　2019年1月，網貸平臺的數量由2018年1月的2341家減少到了1053家，超過一半的企業退出了網貸行業。

　　這種趨勢在進入2019年後有所緩解，但洗牌並沒有停止。

　　根據《智聯招聘2019年春季跳槽報告》，2019年春季，金融業白領流動性較2018年提升明顯，流動比例達70.73%，此外金融業從2018年開始出現了縮招現象。

　　數據來源：智聯招聘

　　行業面臨內憂外患。

　　“能活下去的都是奇蹟”

　　2018年對P2P從業者而言，是煎熬的一年，前有備案的生死線，後又被封死了代銷資管的退路，政策步步收緊，P2P的出路幾乎被堵死。

　　“能活下去的都是奇蹟”，胡宇感慨到。

　　當下的網貸行業本就舉步維艱，監管的持續發力更是無形之中加重了平臺的生存難度。

　　“公司目前已經不在獲客上做新增投入了，各部門主要對接存量用戶”，胡宇介紹稱，C端獲客成本居高不下，有些平臺一個有效投資用戶的獲取成本甚至達到了四位數。B端優質資產有限且獲取難度也越來越大，權衡之下，公司決定調整策略：不再做新客戶的業務，只對接存量用戶的業務。

　　運營部門負責拉新的員工也已經離職，只留下幾個常規運營崗服務老用戶。

　　小平臺生存艱難，大平臺的日子也不好過。

　　數據來源：各平臺公開財報

　　目前已經上市的部分互聯網金融公司中，2017年以來的營收增速或利潤增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趨勢，可見上市也並非一勞永逸。

　　由於網貸的門檻低、收益高，在發展的中後期，各家平臺產品同質化嚴重，行業內的用戶重合度也高，加之監管的不確定性，令行業走向成謎，發展一度陷入了階段性消化存量的境地。

　　尤其近日，網絡上流傳出了一份《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有條件備案試點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意見稿），監管思路和以往大不相同，或將掀起行業鉅變。

　　重啓備案，平臺沒錢就失去資格？

　　據意見稿內容，監管有實行區域性分級經營的想法，區域性的平臺只允許做地方業務，用戶只能是身份證信息來自同一地區的人，只有全國性的平臺可以做全國性業務。

　　而是否有足夠的錢，成了決定平臺類型和是否能活下去的關鍵。

　　網貸平臺想活下來，實繳註冊資本金要達到要求：區域性平臺不少於5000萬元，全國性平臺不少於5億元。

　　數據來源：網貸天眼

　　據不完全統計，一部分頭部平臺的實繳註冊資本金也在5000萬元以下。

　　除了註冊資本金外，平臺還要交納風險準備金、設立出借人風險補償金。

　　風險補償金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網貸平臺“剛兌”的“合法化”。

　　衆所周知，網貸平臺的主體定位是信息中介，2017年，網貸行業還曾掀起過大規模的“去剛兌”風，監管明令禁設風險保障金，網貸平臺“剛兌”被定義爲不合規。

　　如今風險準備金和風險補償金卻成了網貸平臺備案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網貸平臺的業務定位也似乎變成了信用中介，這讓很多從業者頗爲疑惑。

　　但相關專家給出瞭解釋。“P2P是信息中介還是信用中介，是理論探討的問題，理論並沒有說信息中介不能用信用中介的管理方法。”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分析稱，只要是做合規的金融業務，即便是信息中介，也可以進行一定的槓桿管理。

　　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則認爲“風險補償金是有限責任，以補償金餘額爲限進行兌付；信用中介類似銀行存款，是無限責任，以機構破產倒閉爲限進行兌付，兩者還是有區別。”

　　可以把風險補償金看作是一種變相的“相互保險”，對出借人多了一種保障，但不改變平臺的信息中介定位，薛洪言補充說到。

　　但這其中似乎還存在一個悖論：風險和收益成正比是經濟學常識，反過來講，低風險、高回報的投資，理論上不存在。相對傳統金融機構而言，網貸的收益一直較高，風險也不言而喻，如今風險補償金的規定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收益對應的風險值，金融規律發生的條件有了變化，市場如何反應還有待觀察。

　　股票收益爲浮動值，50%爲預估；橫座標表示風險等級，縱座標表示收益值

　　不過無論市場反應如何，註冊金和風險金都會成爲在網貸行業某個位置豎起的一道門，門檻之高足以讓一半平臺直接跨不過。監管看似嚴厲，但門檻似乎又必不可少。

　　“鑑於P2P業態的特殊性，對P2P強監管且設置較高的准入門檻是合理的，也是確保行業長期可持續發展所必需的。”薛洪言分析稱，P2P與公衆資金打交道，以前基本沒門檻，這也是造成P2P行業魚龍混雜、問題不斷且整改困難的主要原因。

　　監管加大力度，也是不得已而爲之。“監管首先考慮的是平臺的資金實力，平臺的能力能否覆蓋掉壞賬。”資深財經專欄作家李航稱，相比是否合規，監管層更在意平臺是否有收拾“爛攤子”的實力。

　　可高門檻之下，P2P平臺又要何去何從？

　　“從機構實力層面考量，大型化是不可迴避的趨勢，但監管對P2P的定位是小額分散，在出借人出借餘額和借款人借款餘額的雙重限制下，單個P2P機構的規模想做大，很難。”薛洪言直言不諱地說。他分析未來行業的演變，最可能的兩種形態是巨頭入股和小而美經營。

　　這種想法和李航不謀而合，李航認爲未來行業競爭會更加的激烈，尤其是平臺背景實力的競爭，或許會出現幾家獨大的局面。

　　文中被採訪者趙志、胡宇、曾黎、李航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