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人都在講,無化療時代要來了。雖然這句話說得有些早,但是也不無道理,新型靶向藥給癌症治療帶來的變革確實很大了。

以卵巢癌爲例,既往晚期患者基本就是在反反覆覆的治療、復發、再治療裏打轉,無病間期越來越短,並逐漸對化療耐藥。而且從臨牀大數據來看,患者復發次數越多,無進展生存期(PFS)就越短。如何在化療後,儘量延長緩解時間,是治療卵巢癌繞不開的關鍵。

根據NCCN指南的推薦,對鉑敏感復發上皮性卵巢癌,PARP抑制劑單藥即可維持治療。目前FDA批准的三種用於卵巢癌維持治療的PARP抑制劑奧拉帕利(Olaparib)、尼拉帕利(Niraparib) 、蘆卡帕利(Rucaparib)也很爭氣,在臨牀研究中都有不俗的表現,大幅提高了入組患者的PFS,特定亞組獲益能達到對照組的四倍以上。值得一提的是,NOVA研究證實無論是否具有BRCA突變都能從尼拉帕利治療中獲益,對患者這無疑是個好消息。

非BRCA突變患者也能獲益

另一方面,比起傳統藥物,靶向藥帶來的不良反應更少,更有利於患者的依從性,畢竟藥物有效的前提還是堅持治療。

藥物的兩張面孔 藥物皆有副作用。

PARP抑制劑也存在一些普遍的不良反應,比較常見的有噁心、嘔吐、疲勞等非血液學毒性症狀,及貧血、中性粒細胞減少、血小板減少等血液學毒性症狀。臨牀試驗中,少數患者因無法耐受高等級不良反應而被迫中止治療。

倒也不用爲此感到焦慮,不良反應與療效本是同根生,它們都是由藥物自身的特性決定的,只不過一個對我們有用,一個沒用罷了。正視不良反應,採取科學的手段降低不良反應,它也沒什麼可怕的。

爲了搞清楚不良反應從何而來,先簡單回顧一下PARP抑制劑的抗癌機制吧。

一方面,PARP抑制劑能夠阻止PARP蛋白對DNA單鏈斷裂的修復,與癌細胞本身存在的BRCA突變構成協同作用,導致細胞死亡,是爲“合成致死”;一方面,PARP抑制劑可以阻止PARP蛋白與DNA的分離,導致其他修復通路也無法作用,癌細胞仍舊死路一條,是爲“誘捕”。

但顯然,無論是抑制作用還是誘捕作用,會受到PARP抑制劑影響的應該不止癌細胞。

PARP是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蛋白家族,PARP1/2是三種獲批藥物的共同作用靶點。PARP1除了修復DNA之外,還有一系列重要的生理功能,包括在骨髓、血液系統中參與細胞分化;與之類似,PARP2也被證實在紅系細胞分化中有重要角色[3]。PARP蛋白還是細胞凋亡caspase相關途徑的作用底物,和血小板的產生也有關係。

PARP的功能決定PARP抑制劑會對所有細胞產生影響,尤其是那些處於快速分裂的細胞,比如胃腸道上皮細胞、骨髓細胞等等。這就是PARP抑制劑各類不良反應的原因了。

PARP家族功能很多

而不同的PARP抑制劑因爲其藥理特性的差異,臨牀中出現的不良反應類型和嚴重程度又各有不同。比如說尼拉帕利的誘捕能力更強,這或許是對血小板影響大的原因。

另外,藥物的代謝特徵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比如在生物藥劑分類系統(BCS)中,尼拉帕利屬於2類近1類,這意味着它擁有良好的溶解性和高滲透性,生物利用度能夠達到73%,更傾向於聚集在癌竈而非外周血;對比4類的奧拉帕利,這可能是奧拉帕利對胃腸道刺激更明顯的原因。

二者藥物代謝動力學不同

暫且不管不良反應的程度如何,只要發生了就得想辦法應對。實現理想的治療效果,前提是堅持合理用藥。

大數據並不能代表每一個患者個體,個人的飲食習慣、肝腎代謝能力、其他身體狀況等高度個性化的因素,是用藥時必須考慮的問題。面對可能存在的不良反應,如何通過管理實現療效和耐受之間的平衡,這就是個性化治療方案要做到的。

藥物作用最大化,個體化管理三步走

如何把不良反應掌握在手中,不讓它成爲治療路上的絆腳石呢?

治療的第一步從瞭解開始。在治療前,我們就應當知曉藥物的信息,對潛在的安全問題做出評估。

要知道沒有藥物是完美無缺的,這需要醫患之間的充分溝通,藥物可能存在什麼樣的副反應,有什麼方法應對,這都是患者需要知曉的;患者也要對藥物抱有合理的預期。在此基礎上,對患者的身體狀況進行評估,有利於發現易發生不良反應的人羣,提前做好對應準備。

針對NOVA研究進行的RADAR分析(Rapid Adjustment of Dose to reduce Adverse Reactions)發現,基線體重<77kg和基線血小板計數<150000μL可以用於評估患者的不良反應風險,對於滿足任一條件的患者,醫生就可以在治療初期快速進行個體化劑量調整。

可見基線體重<77kg或基線血小板計數<150000μL患者3/4級血小板減少症發生概率更高[8]

目前正在進行的另一項臨牀研究PRIMA,正在探索不良反應高風險人羣將200mg作爲起始劑量的可行性。從臨牀結果來看,這種策略應當能夠顯著降低不良反應的發生,幫助患者堅持長期治療。

其實PARP抑制劑的不良反應雖然發生率高,但往往不太嚴重,通過適當的管理是能夠耐受的。

第二步,治療開始後的規範化監測。

PARP抑制劑的不良反應主要出現在治療前三個月,劑量調整穩定之後就都好說了。那麼顯然這三個月中需要保持密切的隨訪,尤其是治療第一個月,需要每週監測血象;治療滿三個月劑量穩定後,保持每月隨訪;再過一年,就可以兩到三個月才隨訪一次了。

此外,少數患者也會出現高血壓的問題,需要每月檢測一次血壓和心率。

第三步,也是最後一步,及時解決不良反應。

簡單點說,對付不良反應有三大手段:等待緩解,對症治療,減量,具體採取什麼手段,還要看患者個體不良反應的類型和嚴重程度[7]。如果患者能夠耐受,就“扛一扛”,有需要可以使用一些藥物緩解不良反應,等待症狀緩解之後便可以繼續治療,實在無法耐受,減少藥量也是可以的。

根據既往臨牀研究的結果分析,在諸多不良反應中,2級及以上的噁心、嘔吐、疲勞是最常見的不良反應,也是最可能影響到患者生活質量(QoL)的,可以說如何解決它們,是保證患者堅持服藥的重中之重。

臨牀上有一些藥物可以緩解不良反應,比如使用丙氯哌嗪、氯西泮、異丙氯吡嗪緩解噁心嘔吐,少吃刺激性的食物、保持口腔健康也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藥物哌醋甲酯能夠緩解疲勞,按摩、認知行爲療法、鍛鍊身體也有效果。

當藥物和生活方式無法控制不良反應,那麼可以考慮降低PARP抑制劑劑量,以求療效和耐受之間的平衡。

近日,2019年婦科腫瘤學會年會(SGO)上公佈的TWiST分析正是要說明這個問題。所謂 TWiST,就是Time Without Symptons of disease or Toxicity,指的是患者無進展生存時間與受藥物不良反應影響時間的差值,以此爲標準就可以瞭解患者到底獲得了多少“高質量的健康生活”。不良反應納入的正是2級及以上的噁心、嘔吐和疲勞。

在SOLO2中,雖然奧拉帕利組比安慰劑組不良反應率更高,但是其TWiST持續時間增加了7.3個月;NOVA結果也類似,BRCA突變-尼拉帕利組對比安慰劑組TWiST增加了2.95年,非BRCA突變組則增加了1.34年。單獨看生存質量,無論是BRCA突變存在與否,治療組和安慰劑組患者反饋是很接近的,也就是尼拉帕利治療基本不會給患者的生存質量造成負面影響,個性化方案果然足以爲患者保駕護航。

使用PARP與安慰劑,患者的生存質量一致

藥量可以減?數據說明一切

PARP抑制劑不良反應管理的最終底線就是減少劑量。這事兒聽起來有點沒道理——吃藥又不是吃飯,怕吃撐就少吃點,吃藥也這麼“隨意”?

隨意是不可能隨意的,來看一下臨牀數據是怎麼說的吧。實際上NOVA研究開始一年後,只有23%的患者還在使用初始的300mg劑量治療,大部分患者更能夠接受200mg[8]。

個性化劑量是普遍事件

對尼拉帕利來說,大多數患者在治療第三個月即達到個人的最終調整劑量,此時高等級血液學不良反應的發生率已經很低,三級以上血小板減少發生率僅爲0.7%,中性粒細胞減少則爲1.6%;非血液學毒性發生了也有很大的下降,與治療首月對比,噁心從61.9%下降到1.6%,嘔吐從19.6%下降到2%,疲勞從32.4%下降到4.9%。

奧拉帕利和蘆卡帕利與尼拉帕利類似,不良反應往往出現在治療的前幾個週期,從長期來看安全性是有保證的。另外,從2018年CSCO年會上公佈的Ⅰ期臨牀數據來看,尼拉帕利在亞洲患者中安全性特徵與西方患者也是相似的。

有意思的是,減少劑量並不意味着犧牲療效。研究者對NOVA的數據進行了統計,從達到穩定劑量的第四個月開始統計,減量到200mg或100mg的患者,無進展生存期其實和保持300mg的患者是基本一致的。

左:BRCA突變 右:未突變

尼拉帕利在人體內的藥物代謝動力學基本是線性的,從劑量可以相對準確地估計出實際暴露量,奇點糕猜想這種可控性或許是權衡減量與療效的關鍵之一。

不良反應和藥物相生相伴,它的存在並不能說明治療失敗,因此草率放棄治療無異於因噎廢食。正確認識不良反應、積極管理不良反應,這纔是我們該做的。正如前人所說,藥物只對堅持服藥的患者有效。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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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un K, Mikule K, Wang Z, et al. A comparative pharmacokinetic study of PARP inhibitors demonstrates favorable properties for niraparib efficacy in preclinical tumor models[J]. Oncotarget, 2018, 9(98): 37080.

原標題:對副作用說不!PARP 抑制劑抗癌用藥管理大起底,個性化方案爲卵巢癌患者保駕護航 | 奇點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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