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曉楓

　　我們這代寫作者，二三十年裏親歷散文的劇變。一些從未在概念裏被歸定、我們卻甘願受其制裁或者不自覺爲其殉葬的那些隱形律法，不再根深蒂固，甚至遭到清除。比如篇幅不再成爲障礙，我們對待散文不再是三寸金蓮式的把玩式審美，趣味古怪且病態地一味追求短小。比如週末體和老幹部體不再各佔半壁江山，越來越多的散文呈現豐富、複雜和深刻的多樣性。

　　但有個問題，始終是在尖銳的爭議與非議之中，那就是始終被辯論的“虛構”，它涉及散文的基礎和底線是否遭到動搖和破壞。虛構，到底是絕對要戒除的毒瘤，還是創作所必備的利器？如果允許它在散文裏有限制地使用，那麼，虛構的法則和尺度又是什麼？

　　雖然我曾詳細論述過這個問題，認爲在進行文學批評或文學現象的討論時，我們常常把“虛構”混淆爲“編造”，其實這是屬於不同領域的兩個概念；喪失語境的斷章取義，使“虛構”這個詞，在極端意義上被誤解、詬病、指責和批駁……這個蒙上塵垢的詞，被填塞許多腐質的餡料，似乎散發出令人反感的強烈氣味。

　　關於這個問題，我的困惑遠勝思考。我的舊作《桃花燒》裏，蓄意寫下這個句子：“我給我女兒熨衣服的時候”，我沒有孩子，因而這被視爲顯著而有罪的“虛構”。今天看來，我的挑釁無聊且無趣；但當時，我之所以產生惡作劇心理，的確想有意爲難那些文體裁判：如果我把“女兒”兩個字劃掉，或者加上一個字，變成“乾女兒”，是不是就能改變和顛覆文體？這意味着，一個粗心的錄入錯誤，就可以決定文體，或者正義地指鹿爲馬？

　　虛構的鑑別決非易事。有些內容，註定不能被履歷表證實或證僞。一個人如實記錄自己天馬行空、百無禁忌的夢，算虛構嗎？健忘症患者篤信某個充滿細節的場景，是否值得信賴？一個各方面都出色的卓越者書寫苦悶，到底是無病呻吟的杜撰，還是惟有他自殺才能被人信服的抑鬱？無從判斷和裁決，我們陷入迷惑而無解的困局。

　　我們過去對散文的“真”是不存疑的，現在忽然成了問題。然而，問題是不是到今天才出現的呢？我們之前假設存在的那個不被懷疑的“散文之真”，有時是爲了附合輿論要求，用散文把公共的“假”定義和描述爲個人的“真”。

　　很多人無比堅決地維護散文的“真”，這幾乎是一種基礎倫理；我也認爲，“真”是散文最爲重要的道德。但維護不應限於淺表情緒，而不進行內層的探討。我們應該承認，所謂個體的真實，本質上包含了個體的篡改。當一個人赤誠地寫下“真實”的回憶錄，自認是在嚴格複印往事，可人的回憶不是機器的視頻錄像，它可能隱藏自欺的部分。記憶是擅長創作的，是會夾帶私貨的。如果不承認雜質的存在是荒謬的，就像剛洗過澡的人不相信自己還在寄養大量細菌一樣。絕對意義的圓只存在於物理世界，在現實中，只有近似的圓。

　　真與虛之間的存在，漫漶如沼澤，經過時難免拖泥帶水。當我因爲更苛刻的原則而爲自己可能存在的、包括潛意識裏的虛構認罪時，相比那些堅稱所述皆爲真理的人，到底誰纔是虛構者。無論從起點還是終點，我也許比他們更“真實”。我並非在導向虛無主義，只是說，當我們自信地表達“真”，內心和文字同時正在發生不爲所知的篡改……我們自以爲是所捍衛的，也許正是一種虛擬的、虛假的、虛僞的虛構之物。當真實被篡改的情況下，再度進行個體篡改，結果可能偏離真相更遠，也可能重回軌道。

　　同時，需要考慮“真”是什麼？文學的真、藝術的真，不等同生活的真。它們的間距，有時無法逾越。出版人方希跟我探討，文學中的“真”沒有對立面，沒有“僞”；而生活中的“真”存在可以辨別的標準，是有對立面的。它們不同，只是共用了一個字：“真”。文學的“真”不是生活上的時間、地點、人物的如實交待，是對世界運轉規律的探討，是對人心和事物內核的探討。這時的真，指的是藝術上的客觀性。

　　當我說，交響樂是有重量的，這顯然是虛構的事實，但這種通感直接指向藝術上的客觀性。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在《詩歌與教授詩歌》中這樣表達：“藝術的悖論在於，藝術全是編造的，然而它們使我們可以瞭解關於我們是誰、我們是什麼或我們可能是誰、我們可能是什麼的真相。”

　　對這個世界的影像反映，有攝影式的真實，有繪畫式的真實。按道理說，攝影照片是最真實的，我們會發現不同的器材、不同的光線和角度、不同的拍攝者都會帶來不同的真實。某個角度，我們會看到一隻角蛙看起來像水牛那麼龐大，看到有人能用掌心托起月亮。真實的存在，經過特殊處理，呈現出一種失真效果以及更爲強烈的震撼——這同樣是真實和真相，並非造假。

　　散文寫作者，不是坐在審判椅裏交待問題的疑犯，而是地平線上的起舞者……地平線是結實的，從未移動，即使有雙腳躍起的瞬間，他也從未像小說家或詩人那樣有着飛翔的翅膀。我反對那種因爲要求所謂的自然狀態，就限定散文必須走路而禁止舞蹈的制裁法則。小說家可以海市蜃樓，對散文來說，永遠無法離開現實的真實地基——真正的散文寫作者掘井深入，或者像芭蕾舞演員那樣完成空中的懸停，但他們從來沒有也不能離開大地。

　　散文的虛構，要受到前提和結果的限制。真，對於寫作來說，是至高的善。那個“真”是不被移動的，至於怎麼抵達，飛機、火車、地下隧道乃至步行，都可以。

　　這並非詭辯，我認爲，散文虛構的目的，恰恰是爲了靠近和抵達真實。當傷者早已“好了傷疤忘了疼”，虛構是對“痛感”的真實復原。我們都能理解運用化名，這不僅是對作者或人物的保護，更重要的，是不必受到現實的阻力磨擦而直抵內核。其實，化名也是一種必要的虛構手段，它對“真實”這一主旨來說，不僅無礙，反而有益。

　　散文的虛構，是容易被誤解和貶損的概念，它被視爲導致胡編亂造的萬惡之源。這和對形容詞的警惕和牴觸類似。每每提到形容詞的使用，我們立即就和浮誇相聯繫。的確，過度地炫耀性地使用形容詞，容易導致文風浮靡而不及物；但形容詞是必要的定位工具，是爲了更形象、具體、清晰、準確、獨特，爲了達至更爲有效的表達效果。換句話說，使用形容詞，目的並非爲了懸浮，恰恰是爲了貼緊。

　　真，包含着真實、真誠、真相、真理等等，這是散文的基礎和遠方；即使虛構，也不能扭曲和篡改這樣的原則。所以我要以此爲題，強調散文虛構的目的，正是爲了靠近真實。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4月12日2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