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一直无人问津,这次武汉肺炎爆发后居然有很多人来看。

正好前两天同宿舍的同学们回忆起来,又有好几件事想起来。反正宅在家里也没事做,我就再写一些吧!

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全面封校的时候,我们食堂就开始免费提供生蒜了,因为当时据说大蒜可以预防。所以我们宿舍长每天拿两瓣蒜,逼我们每天吃,哈哈!后来周末回家,被我爸嫌弃了,说我臭死了!可我们在学校谁都闻不见对方臭,这就是所谓的「臭味相投」吧!

还有就是学校喷药可能造成了那年苍蝇的变异吧?反正我记得有一天学校里出现了好多像蜜蜂一样个头的苍蝇,一群一群的,然后飞行能力还不好,风一刮过来,苍蝇就往人的头上身上扑,吓死我了!对于一个极度害怕虫子的人来说,吓得我两天没敢出门。

然后封校期间学校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健身物品,什么毽子啦!羽毛球啦!乒乓球啦!排球篮球啦!还有网球,学校里到处都有锻炼的,学校也鼓励我们锻炼身体以提高免疫力。当时也是挺热闹的。

我记得我妈给我送过一次东西:一箱速食面。嗯…大概她怕我被困在学校里吃不上饭吧!那次会面印象深刻啊!我和我妈现在警戒线的两边,中间隔著三十米,然后打著电话,说完话后我妈把速食面交给保安,保安穿过警戒线才交给我哈哈!

最后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封校一个月以后,大家都憋的不行了,实在想出去。然后有一天,一个男生骑著自行车飞速穿过警戒线从东门冲出去了,没过一分钟,又从南门冲了回来,被抓后,他说只是太闷了,想出去透透气,结果送去隔离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一宿舍跑到学校门口,大家商量好谁也不说话,就直勾勾冲著校门外张望,然后就发现门口保安既关爱智障又警惕的眼神。

我们张望了五分钟,就回去了。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最后解除封校后,我和闺蜜两人骑自行车在太原市逛了一大圈,那感觉实在是无以言表。

现在想想我们之所以那么安逸,还不是有他人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天佑中国,天佑武汉。这次的疫情,一定能抗过去。

原答案:

非典重灾区山西省。

刚开始看新闻知道广东爆发疫情,我还记得很清楚,一个央视女记者去采访,然后在电视里说她这几天也觉得不舒服,咳嗽,然后说著说著就哭了。当时还觉得这个女记者很值得敬佩,然后默默祝福她不要出事。当时上大三,本地大学,所以周末回家,周日返校。

那个时候已经有消息说山西有人感染了,是从广州出差的人坐飞机带回来的,但是本人警惕性还是不高,所以周日高高兴兴返校了。当天晚上开班会,几乎一半的同学都没有来,然后辅导员戴著口罩过来宣布学校立刻封校,所有返校的都不能出去,没返校的也都不能来了。所有的公共课全部减半,专业课照常。

刚开始的几天觉得很吓人,因为我们学校附近就是省人民医院和传染病医院,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救护车呼啸著从学校旁边的街道开过去。学校里每天四消毒,有全副武装的人每天喷药水,宿舍也要喷,所以每天喷药水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别的地方躲一会儿,等味道散了再回去。

这种日子持续一段时间后,大家都比较习惯了,在学校的日子也很悠闲,课少了,又出不去,只能在学校里找乐子。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开放了下载许可权,所以电子阅览室成了网吧,报告厅也成了电影放映室,每天晚上放电影,我还记得两块钱一张票,可以看两部电影。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非典是挺可怕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可能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是这些生活中的点滴吧!


03年经历非典的时候我才五岁,恍惚记事。

印象中每天上幼儿园的时候,门口的保洁员阿姨会用个类似浇花的透明瓶子,往里面灌满红褐色的「糖水」,再对著每个小朋友的嘴里喷一口,因为特别喜欢那个味道,我经常抬起头缠著她,「可以再给我喷一口嘛好好喝」(然后就被老师残忍拒绝把我哄去教室了2333

在中班升大班时,我第一次见到一种神奇的体温计,简直大开眼界!因为它是个有著长方体型的手握式红外扫描体温计,每次只要对著额头轻点一下,就会瞬间显示温度正不正常,不需要像妈妈那样把冰凉的手伸进我的胳肢窝,再静待五分钟等结果,感觉特别高科技。

十几年前,家里托医院朋友买口罩,由于囤太多到现在都没用完……后来都被我和小伙伴玩过家家时拿来当角色扮演的道具了hhh~言归正传,我从两岁就开始戴小眼镜,所以口罩真的对我很不友好,在那个倒春寒的时节,深深呼气眼前就会变得云雾缭绕,什么都看不清。

还有关于可食用白醋的故事,我记得当时家里和幼儿园在打扫卫生,狂擦桌椅时,就会喷这个来消毒,甚至在洗手七步法贯彻时,会在洗手液里滴一滴白醋配合使用。妈妈还强制我一天喝一瓶来增强免疫力,我严重怀疑,我现在吃「秀逗」面不改色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

除此之外我再想想,以小孩子视角看,SARS病毒的读音我以为是萨克斯…对死亡数字和各种弥漫全国的恐慌也完全不理解,只是心里隐隐知道,好像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我不可以随意走动但新闻联播里的人们却好像一直为此奔波,小汤山小汤山,这个地名也频繁被提起。

长大后有意识去查阅资料,才搞清大概来龙去脉,才知道非典是什么,意味著什么,中间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后遗症,只能说非常痛心。如今武汉冠状病毒性肺炎又再次肆虐起来,让我勾起了有关的回忆,但这次不同的是,我和祖国都成长了将近二十年,我有信心这次防控、应对、处理的会更好。


「非典」疫情中,第一位殉职的医务人员,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而是一位救护车司机,我想说说他的故事。

2003 年,我从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的佛山,一路采访到遭受「非典」重创的广州。在 42 天中,我深入「非典」疫情一线,总共采访了近 40 个单位,120 多人。之后写下了这部《非典纪实》。


这 42 天体验太多:站在「非典」病房隔离区里的那种压抑,和刚刚从隔离区内出来的医生面对面交谈时的那种分神,因潜意识中害怕被感染常常在半夜一身冷汗醒来时的那种担忧,面对一个个医务人员泪流满面地向你倾诉时的那种悲壮,看著死神就在你面前夺走一个个年轻力壮患者的那种无奈……

2003 年 5 月 30 日,我在广州采访了范信德司机的遗孀余美基女士,陪同来的是她的女儿。


范信德,1946 年出生,1963 年到中山二院工作。他先后在医院手术室(清洁工)、洗衣部、库房(采买)、修理组、保卫组干过。1980 年调到医院车队任司机。今年正好是范信德在中山二院工作 40 周年,没有想到在满 40 年的时候,他的人生仍然是在中山二院画上了一个句号。


余美基是中山二院的退休护士。她与范信德的相识相爱,就是当年两人都在手术室工作的时候。她告诉我,那时候范信德是一个活泼勤快的小伙子,转眼已经是 40 年了。


真是人生如梦。


有人,一生活得轰轰烈烈。有人,一生过得平平淡淡。活得轰轰烈烈的毕竟是极少数,过得平平淡淡的是绝大部分。


如果没有「非典」的发生,范信德就会再工作几年,然后退休,和妻子在家頣养天年,抱抱外孙,享受天伦之乐,平平淡淡的过著自己的小日子。


但是,「但是」就是在那个大年初一替人顶班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一生活得平平淡淡的司机,一夜间变成了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烈士,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因公感染上「非典」而殉职的医务人员。

今年的大年初一并不是范信德当班,除夕那天范信德值了一天班后,应该回家休息。但是司机小钟母亲刚刚过世,老父亲在乡下盼望著儿子回家过年。范信德说:「你回去吧,我来替班。」开救护车的司机要 24 小时值班,吃睡都在医院。


2 月 1 日是大年初一,上午 10 点 15 分,接到医务科通知:送一名重病人到中山三院。医院通知说病人有一定的传染性,并且为范信德准备了三个口罩。范信德穿好制服,戴好口罩,等在救护车旁。


10 点 30 分,病人从楼上下来了,范信德帮著抬到车上。中山三院离中山二院并不远,再加上是大年初一,街上的车辆比平时少,救护车拉著警笛,飞快地把病人送往中山三院。


10 点 50 分,救护车到达中山三院,抬下病人后,范信德返回。


11 点 15 分,医院保卫科卢炳强清楚地记得,范信德开车返回医院,他脱下制服、手套、口罩后,对卢炳强说:「这病传染,我得好好洗洗车,免得把别人传染了。」因为当时病人一路呕吐,车上全是呕吐物。范信德洗得很仔细,甚至拆下了车上的坐垫,换下被子等。


范信德和 「毒王」的接触一共只有 20 分钟左右,人们对他的被传染很不解。


我分析,范信德很可能是在洗车时因为没有戴口罩而被 「毒王」呕吐物里的「非典」病毒感染上的。


已经高烧多日的 「毒王」,当时体内的病毒正处于最活跃期,病毒的含量也是最大的时候,其分泌物中带有大量病毒,感染了那么多的医务人员,其呕吐物中的病毒含量也不会少。


我从一个医学研究资料上看到,「非典」病毒在桌面上的存活时间为 5 小时左右,那么在呕吐物中存活的时间可能会更长。2003 年 5 月 1 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专家公布了其最新研究成果称,「非典」病毒在无生命物体的表面(桌面就属于无生命的物体)的存活时间可长达 24 小时,这比以前专家们普遍说的这种病毒只能存活 5 小时左右要长得多。而范信德司机清洗的呕吐物是患者刚吐下来的,又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另外,还有一个传染途径可能被人忽视了,那就是在实践中,发现「非典」有可能通过人的眼睛传染。

因为大年初一是值全班,当天晚上范信德住在医院。初二就有点发烧,但初三又要替别人值班,所以他没有回家。


范信德平时身体很好,一点发烧感冒也不当一回事,而且当时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感染上,因为他毕竟不是一线的医护人员,只是个救护车司机。还没有听说过救护车司机被传染病感染过。所以,初三晚上,下班回到家里,他还依约和自己的两位姐姐全家一起去酒楼吃了饭。范信德的女儿刚刚生了一个小孩,还没有满月,那天晚上范信德抱著自己的小外孙舍不得放下。但是,当天晚上他告诉妻子有点头痛。妻子说,感冒了吧!范信德说,没事,睡一觉就好了。


初四一早,他又按时去上班去了,从此再没有回家。


中午他给妻子打来电话,说,「我会不会是中招了?你给我做点粥托人带来。」妻子有点担心就再三询问,范信德说,「不要紧,我烧得不高。」妻子给他熬了粥,托同院上班的同事带去了。范信德到医院门诊开了一点药,医生让他休息。他说,「没事,我把班值完再休息。」


当天晚上,范信德住在医院车库值班室里。


初五早上起来,症状加重了,骨头痛,头晕,体温感到比昨天高。他来到门诊看,医生说,你得留下来观察。范信德仍然坚持说,「没事,春节医院需要人手,我还是回去上班。」


这时,副院长黄子通正在为医院有那么多的医生护士发烧而忙碌,他见范信德发烧,立即说,「不能走,立即住院观察。」


于是,范信德住进了呼吸内科 32 床。


妻子是初五早上接到范信德的电话,立即赶到医院,当时看见范信德正在吊水,就问,「怎么啦?」范信德说,「头痛,四肢痛,没事,没事,没事。」在整个生病期间,范信德怕妻子担心,一直都说没事。实际上,他当时确实也很乐观,认为自己平时身体不错,很少生病,不会有太大的事,也就吊吊水,等退了烧就回家。


但接下来的事,让他不解。他吊完水后,想去小便,后来赶来看他的儿子要扶他去厕所。他不让,说,没事。然后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去。

一会儿,一位护理员跑来对余美基说:「快,快,德叔在厕所门口摔倒了。」


原来,范信德上完厕所后走了出来,上一级台阶的时候,突然两腿一软就摔下去了,等到妻子和儿子赶来时,他又自己爬起来了。


这时,护士出身的余美基心中升起了一股不祥之感。虽然她还不了解「非典」为何物,但从一进医院,护士就递上口罩,并说 「快戴上,这个病传染的」,到看见刚才还好好的丈夫怎么突然就摔倒了,觉得可能丈夫病得不轻,于是就和儿子商量,从现在开始范信德身边不能离人。儿子晚上陪,她陪白天。尽管采取了保护措施,但后来她也被感染了。


没陪两天,范信德就转到医院在岭南楼对面的中山楼 17 楼新辟的「非典」隔离病区,他的床位是 1 号。


由于要隔离,所以夫妻俩不能见面了。但是,余美基除了跟丈夫通电话,仍然每天都到医院来看他,有时熬汤,有时送水果,有时是粥,范信德喜欢吃粥。


范信德为了不让妻子担心,在电话里仍然是说:「没事,没事,很快会好的。」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没事,每次妻子来看他时,再虚弱他都要爬起来,走到隔离病区的门边,隔著玻璃门和妻子见一面。这时,范信德已经高烧 39 度多了。


2 月 9 日的晚上,余美基接到范信德的电话,他的声音已经因为咳嗽变得嘶哑:「我发烧不退,医生让我试试『牛黄安宫丸』,这个药是自费的,要自己买。」


放下电话后,副院长黄子通又打来电话,说:「『牛黄安宫丸』是北京同仁堂的中成药。据说,对高烧不退有一定疗效。」余美基马上询问丈夫的病情。黄子通叹了一口气说,「他年纪大了,高烧不退,麻烦点。」


余美基放下电话马上上街去买药,当天已经是晚上 10 点多了,跑了一家药店,关门了,又跑一家,又是关门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没有关门的药店,却没有「牛黄安宫丸」这种药。余美基一个人在夜晚的广州大街上一路小跑,心如油浇,平时偌大一个广州市到处都是药房,怎么到了需要它的时候,就都关门了呢?她知道丈夫正在遭受高烧的煎熬,早一点买到药,有可能早一点帮助丈夫把烧退下来。余美基不死心,再找,终于找到一家药房仍开著门,一问有「牛黄安宫丸」。可这药真不便宜,一颗像龙眼那么大的药丸要 360 元。余美基花了 1000 多元买了三颗,立即送到医院。


这时,范信德的女儿正在月子中,她想到医院看爸爸,但范信德在电话里说:「千万不要来,这病传染的,孩子还没有满月,太小,好好在家带好孩子,等我病好就去抱我小外孙。」话还没说完,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范信德的女儿后来在我的采访中,哭著说,「这是怎么啦?初三那天晚上还是好好的。我们三家亲戚 20 多口人在一起吃的饭。我把孩子也带去了,那是爸爸第一次见到小外孙,喜欢得抱著舍不得放手。记得吃完晚饭回到家里,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说有点冷,妈妈还找一点感冒药给他吃了。当晚我就住在家里,孩子闹夜,一夜哭个不停,家人轮流抱。下半夜 5 点钟的时候,爸爸起来了,抱著孩子哄著他睡了一个多小时。7 点多钟的时候,爸爸就起床去上班了,他说当天他要值班。他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没有想到,从此我再也见不到爸爸。」


由于「非典」强烈的传染性,她不能去医院看爸爸,只能在家每天焦急地等待弟弟打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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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纪实:瘟疫与人类的生存战

杨黎光 高级记者,连续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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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在北京读大四,开始非典还未爆发,我被分配到学校实验室里,忙著做课题搞毕业论文。原本我被导师分配给一位研究生当下手,为他准备他的课题的一些数据。主要是验证阶段,需要把精力集中在不断的动手实验收集数据上,于实验设计方面就不需再考虑,只要专心帮研究生完成他课题下的部分数据就好。

导师跟我说,我不用担心毕业论文,因为我完全可以利用帮助研究生所收集的实验数据,当成一个小课题,作为学士论文是足够的了。相当于导师所带研究生有个大课题,往下可以拆分出一个小课题由我来做,让我抛弃原先既定的,自己的课题。

那么我就这么干了。到临近毕业时,不知道他们中间抽了什么风,那个研究生突然很生气的表示不喜欢让我分他的课题写论文。而实际上我已经实实在在的在这方面做了一整年的工作,是实验室里工作最勤快的一位本科生,也没有出过差错,甚至现在回想起来可以用优秀来形容。这位研究生甚至还曾经许诺说把我放在他自己论文的第三作者位置上。

所以我只能认为是他和导师之间闹了点不愉快,迁怒到我头上来了。当时如果我坚持,应该是有机会继续的。但我当时脾气很爆,你不让,我也懒得理你。再加上这位研究生是私下里跟我这么说的,我当时又耻于打小报告,所以就没有找导师理论。

于是我开始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点时间里,决定捡回最开始抛弃的课题,全身心的准备自己的实验。

这个时候,非典传到北京来了。

我自己的实验内容需要经常外出采购材料,再加上时间已经捉襟见肘,所以那段经历留给我的紧张感是刻骨铭心的。

记得要经常出入校门,被量体温的保安劝告别老出去。路上空空如也,超市每位服务员都戴口罩,其中有位小姑娘热得脸通红的,也不敢把口罩放下去。每次都在提心吊胆怕被传染中出门,又在坚持要争口气决不再碰他一点数据的自我鼓劲中回校。真是有趣的矛盾心态……就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导师或许是知道了点什么,也或许他早就知道,但他始终没有任何表态。

最终,我的论文并没有多完美,但不管怎样,毕竟是如期完成了。在当时的时间限制下,我已经尽可能的扑在课题里拚命的做数据了,所以即使不完美,我也已经满意。

答辩时,被一位老师的第一个问题就指出了不足。老实说,我当时的论文的确有一些缺陷,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实在是没有条件做到更好。但我回答那位老师的问题时,也没有提客观原因,而是就论文内容本身作了回答。等答完第一个问题,我的导师插话说,「这位学生在过去的一年里,几乎每天都来实验室,很勤勉,为我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

于是所有其他老师便点头,示意通过了。我的这份既耗尽心力,又不算完美的论文,只经历了一个提问,便算过关。

所以导师履行了最初给我的诺言。

这件事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我原先并不是地域黑,但从此有了地域黑的习惯性思维,现在也在努力一点点纠正自己。我有时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在那个地方旅游时碰到的居民有多热情,才能停止地域黑的想法。

其次,我也开始不再信任一些东西,对在意的事有时坚持要亲自寻找证据来证实。而对于口头许诺,我也倾向于抱不轻信的态度,宁可自己多做点东西,才会有安全感。我曾不止一次的问自己,如果那篇论文不是「有点不完美」,而是「错漏百出」,又假如我那一年没有尽心尽力的为实验室工作,两个假设只需占其一,我的导师还会履行诺言吗?

然后是好的地方。直到工作之后,我都是当时公司研发部里动手实验能力最强的人。毕竟在学校里……嘛,这也算是个礼物了。而且后来有次面试研发岗位,我和面试官间还发生了我一直在说工作细节,对方只用一边听一边点头就好的情景……

虽然我之后改行了,当时的这段经历,倒也是有趣的回忆。


和楼上同山西人,当时学校放了长假,每天早上跟著父母去单位领蛋奶,下午在家里看金粉世家。小孩子是禁止出大院的,我们每天聚在一起看光碟,画画,后来真有几个人走了艺术。孩子不懂时局,但是大环境下患难与共的氛围催生出不少真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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