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新闻2020年02月27日讯】(雪花新闻记者钟元台北报导)中华民国副总统陈建仁2月26日接受“日本产业经济新闻社”专访时说,SARS发生是从广东开始传到香港,中共也不提供病毒株,台湾的病毒株是从美国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那时候台湾最大的帮助者是美国CDC,不是世界卫生组织(WHO)。

中华民国总统府27日公布陈建仁接受日媒专访内容,他被问到“在2003年SARS流行时,副总统是担任卫生署长,采取果断的措施,处理得非常好。请问您任卫生署长任期中经历瞭哪些挑战?那时台湾还没有加入WHO,请问有哪些困难?”

陈建仁畅谈当年SARS的防疫说,2003年台湾爆发瞭SARS疫情。当时SARS有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在一开始时,这个病的病因是什么不知道,也不晓得怎么诊断,更不晓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么样治疗也都不知道。所以当时确实是全世界都处在一个不确定、未知的情况下。对事证的无知,就是恐慌最大的来源。

他说,在那时最重要就是要让所有研究这个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应该能够很密切地来交流他们的资讯、他们的生物检体等等。SARS一开始发生时,是从广东开始,然后传到瞭香港,再从香港传到瞭多伦多、河内跟新加坡,台湾在第一波散播时,还没有感染的病例,后来有一个勤姓商人从中国感染瞭回到台湾,台湾才有感染病例。

“SARS疫情在台湾刚开始时,台湾的医学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护做得都不错,都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他说,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在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发生瞭院内感染。院内感染爆发以后,台北市政府做瞭一个大规模的封院,封院的过程比较没能思考规划得很好,马上就订在某日中午12点封院,只要在医院里面的人,通通被关在那个地方。

陈建仁表示,当时有些计程车司机,停车在医院去上厕所就被关住瞭;有些到医院去买医药用品也被关住瞭;有些帮爸妈去拿药的人也被关住瞭。医院里关瞭很多跟SARS无关的人,既不是医护人员,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触者。当时跟民众沟通没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关院就把很多人关在里面。第一,立刻就引起瞭恐慌,第二,医护人员也就抗议,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开始担心会被感染。

台湾SARS防疫 美国CDC帮忙提供病毒株

他指出,在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之前,就希望WHO能够帮我们,给SARS的病毒株,让我们可以做快速诊断工具,也让我们能够跟各国来交换疫情的资讯、防疫的知识。

“但是WHO都没有理我们”,他说,一直到瞭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以后,他们才派代表来。在这之前,“我们都很认真地把SARS的病例资料报告给WHO,但是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照顾。所以他们派代表来到台湾时,很不幸的,已经有很多人过世瞭。”

陈建仁指出,当时是一个很困难的状况,在那时他记得有很多日本医界的朋友也来到台湾交换SARS防控的意见。SARS结束后,APEC(亚太经合组织)在曼榖召开卫生部长会议时,他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见面,NHK还广播出来。大家交换瞭很多的意见,“他也谢谢我说,日本前后派瞭五百多个医生来台,看台湾是怎样做好SARS的院内感染管控及病人的照顾,还有怎样做好民众风险的沟通,他们都有来询问我们。”

他说,那一段时间台湾跟日本维持很好的国际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种双边的合作关系(bilateral),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经过WHO的管道来做多边的合作交流。他强调,“中国的疫情资讯当然不用讲,我们都拿不到,我们曾经跟香港的大学要他们分离出来的病毒株,他们答应要帮我们送过来,可是说要先得到最后的批准,但他们从未得到最后的批准,所以我们就没有拿到他们的病毒株。”

“我们的病毒株是从美国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他说,美国前前后后派瞭一群人来帮忙台湾,“我们跟美国CDC实际上就是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从早到晚一起做,努力来控制疫情。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帮助者是美国CDC,不是WHO。”他指出,所以台湾没有参与WHO,“对我们来说,失去瞭在第一个时点即刻控制疫情的机会。”

陈建仁表示,在SARS以后,大家才觉得确实是不应该让台湾不在全球防疫网里面,全球防疫是一个网络(network),这个网络不容许有任何的破洞,台湾就是一个破洞,也是国际防疫的孤儿。但是,病毒从来不尊重国界,病毒是会到处跑,这样除瞭对台湾造成危害以外,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威胁!“幸好台湾跟美国有这样好的合作,才让台湾能够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较好的成果。”

“我们后来分析SARS的发生率,台湾是比较低的。”他说,WHO宣布的旅游警示期间,还有社区感染期间,台湾也是比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台湾学习新加坡、香港、多伦多的例子,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台湾将疫情控制得很好。

他强调,所以在传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帮我、我帮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换资讯,才能够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这个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万人的台湾当作孤儿,把台湾放弃掉。这个造成台湾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胁,所以在那段期间,台湾确确实实面临很大的挑战。

陈建仁说,台湾在跟美国CDC合作时,第一个就是边境检疫(border quarantine),“从境外要进入台湾的人,我们就一定做发烧的检查,如果发烧检查是有问题的,我们就会进一步做病毒检测。我们也要密切接触者居家检疫(home quarantine)。从边境检疫加居家检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进医院,住在医院的负压病房。”

“还有许多其他人会发烧”,陈建仁说,他们也有在医院外面设置发烧筛检站,在医院里面就规划发烧病人的动线,发烧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电梯到发烧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这个电梯,或是去发烧病房。“我们努力把院内感染管控做好,对于医护人员的保护,包括N95口罩、护目镜、防护衣都准备得很好,然后再来照顾病人。前前后后,我们也花瞭很长的时间才控制住疫情。”

他表示,如果当时在第一时点上WHO就让台湾拿到病毒株,让台湾能够参加各式各样紧急专家会议的话,应该不会有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这样不幸的事件,因为在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经有这样的案例,所以怎么样让台湾跟他们学习、交换意见,就变得很重要,这应该就是WHO应该扮演的角色。

责任编辑:叶紫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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