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普渡在日崧叔诊所经历了生命中首次的肉身修补后,四条雪白胶布贴住黄色纱布,我的下颏仿佛被四条绳子绑住,紧绷得无法动弹。回到家,母亲一见就说:“哎哟,安尼要啃鸡腿啊?汝讲好兄弟是鬼,汝看,好兄弟不让汝啃鸡腿啦。”父亲说:“这和好兄弟没关系啦,稍等一下,汝把鸡腿剁开,切些鸡肉丝给伊慢慢吃。”

然而,即使小口小口的慢嚼,我的下颏仍是又紧又痛,吃了五六口就放下筷子,双手摀著嘴哭起来。

本文来自 雪花台湾,本文标题:无笑者与狂笑者(上) ,转载请保留本声明!

父亲轻拍我的肩膀说:“那么痛就不要吃,先去休困一下。素桑,这碗饭拿去煮糜,等伊起来再吃。”

父亲抱我去眠床,我闭上眼就昏睡过去。在睡眠里,那破皮的惊惶,缝补的疼痛,也渐渐的跟着沉入梦里。

第二天,第三天,母亲仍为我煮糜,父亲仍带我去日崧叔诊所换药。父亲怕我的下颏碰到车把,没骑铁马载我去。他牵着我的手,行走往返于诊所的路上,村人看到我下颏的纱布都问:“阿月仔下颏破去哦?”那句问候语是永定村的新闻。—那之前,永定没人破下颏啊!

大概过了六七天吧,日崧叔拿掉纱布拆了线,说伤口已经结痂;“明天免阁来啦,但是洗面要卡细腻,袂擦到下颏,阿月仔,汝知否?”

我摇摇头。

父亲说:“这几日拢嘛我替伊洗面,”他侧头笑着问我:“对否?”

我点点头。

日崧婶摸摸我的头说:“阿月仔,汝足幸福哦,阿爸这尼疼汝。”

父亲抱我走出诊间,右转到候诊室的镜子前。

“汝看--,”父亲对着镜子又笑了:“汝日崧叔的手势真好,伊讲缝五针,以后不会太明显,真的哦,看起来无明显呢,等干掉的痂落去,就完全看不见了。”

我故意低下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也笑起来了。

(很多年后我还时常想起普渡那日母亲递给我的那枝竹管;那个幼稚的我张开双手想要飞行的梦;以及没注射麻药让日崧叔缝补下颏的的痛;以及父亲抱着我,两次面对那镜子里的笑…。

然而我始终没跟父亲或母亲说,那个磨破的下颏是因为一个飞行的梦想。宅门里的叔公婶婆堂姊和永定路上的村人一样问著“阿月仔下颏破去囉?”但也都没人问我为什么会破?--从来没人知道,那是一个飞行的梦的破灭。

后来上了永定国小,甚至长成了大人,我也不仰头让人看见下颏内面的疤痕。四岁破相之后,我认知那肉身修补是一种“羞耻”。在无知的磨破与愈合的过程中,“羞耻”是一粒种籽,在我生命里萌芽,让我学习隐藏梦想;也隐藏它带来的破灭。

—然而,为什么我的第一个梦想是飞行?那个自我叩问也是一粒种籽,也在我的生命里萌芽,成长…。)

回到宅门口,白耳仔一直对我摇尾巴,好像在欢迎我,庆祝我的下颏已经拿掉纱布。住左护龙尾间的桐婶婆,正在帮浦下搓衣服,抬头睨我们一眼,低下头继续搓洗。住正身边间的铃叔公,提着茄芷绷著脸从中埕迎面行来,父亲对他点头喊“铃叔—”,他嗯一声,柴柴直向宅门行去。

在我的幼年直觉里,我们宅门内最奇怪的长辈就是这两人:桐婶婆无尪,铃叔公无某,身躯都瘦得像柴板,看到人少说话,脸上无笑容。但是回想起来真神奇,关于“笑”这个字的学习,我是三岁那年从他们的无笑里启蒙的。

那是大弟离去第二年,二妹还在母亲肚子里,过年后吃过汤圆的一天下午,父亲去庄头园挽菜,母亲在缝衣机前车衫,我在父亲书桌上学写“永”字。偶然抬起头,看到桌角一叠书的顶头有一本包著粉红纸的书。咦—,为什么要包著粉红纸呢?拿下来一看,纸上密密麻麻都是我看不懂的黑字;中间一个大红字也是我看不懂的。拿去问母亲,那是什么字?母亲笑起来了。



“这字啊,就是笑啊,”她说:“人拢麻会笑。”

“哦—,”我想起那两个不笑的长辈:“不过很奇怪耶,桐婶婆和铃叔公,为什么都不会笑?”

“这我哪知影?自我踏入这宅门,也没看过他们笑,”母亲继续踩着缝衣机,又加了一句:“汝爱这字,就去学写啊。”

我回到书桌前,仔细看着红色的“笑”字。好,就来学写这个字。我抽出一张新纸条,刚写了左边一撇,父亲的铁马铃铃铃响进来了,母亲站起来,说要去煮晚顿, 我把学了一半的“永”字推在旁边,继续低着头学写这个“笑”字。

吃饭的时候,我跟父亲说起粉红纸上那个特别大的笑字,他说,妳哪知影这字?我说是母亲告诉我的。父亲说,那是他昨天去二仑开乡民代表会拿回来的宣传纸,里面那本书是他去东京读中学时带回来的,书皮有点破了,那张纸没什么路用,就拿来包著保护书皮。我还不懂得关心东京带回来的是什么书,只问父亲那个红色的“笑” 字为什么特别大;那些小小的黑字又是什么意思?父亲叹口气说,大意是讲228已经过去一年了,民政课准备推行一个“微笑运动”,鼓励大家见面要欢喜笑,不要再冤家,不要结冤仇…。

“唉,袂讲那三字啦。”母亲说:“囡仔人耶!”

我确实还不知母亲说的“那三字”是什么意思。我只问父亲有没有拿宣传纸去给桐婶婆和铃叔公,父亲说,民政课会交给村干事发放,可能再过几日吧?

“他们看了以后就会笑吗?”

父亲大概想不到我会这么问,睁大眼睛瞪着我。我紧接着说:“我拢无看他们笑过耶,妈妈讲,伊也无看过,爸爸,汝看过否?”

父亲起来添饭,倒了一小碟炒土豆,坐下嚼了几粒后才慢慢说道:

“我少年时有看过他们笑,他们本来也会笑的。”

“哦,本来会笑哦?那后来为什么不会笑了?”

父亲又抓几粒土豆,又叹口气,继续默默的嚼著…。

(那顿晚饭时光,当然无法长得从父亲的少年时代穿越到他的中年。关于桐婶婆和铃叔公为什么从会笑到无笑,好奇的我后来陆续探问,也读了一些书,终于大略知道以下的一些转折。)

先说桐婶婆吧。简单的说,她是“战争寡妇”。永定一百多户人家有四个“战争寡妇”;我们宅门这个桐婶婆,娘家在二仑,是吕家大房的长女,嘴甜又勤劳,老母舍不得她离家。庄脚女子大多十七八岁嫁人,她却拖到二十五岁才嫁到永定;次年生下儿子日杰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她丈夫应桐自动去做台籍日本兵,两年后却在菲律宾战死。她直说不想活了,几次要上吊自杀,被我的屘婶婆太(她婆婆)哭嚎著抱紧她,打她,骂她;在摇阁里的日杰也哭嚎不已…。—为著日杰,桐婶婆活下来了,但是越来越瘦,也再无笑容…。

至于铃叔公无笑,父亲是这样开头的:

“汝看阿印,大家拢叫伊大头印,伊老母就是为着生那粒大头死去的…。”

铃叔公是谋约那房的长子,有两弟一妹。大弟应良育养三子二女,小弟应桐早死,仅得日杰一子。他则育养日川、日勤、 日富、日启、日印五子;翠霞、翠微两女。日本人时代,永定尚无诊所,也无助产士,大多请庄尾的阿坤婆接生。她头顶挽一粒球,永远黑衫黑裤,庄内人背后叫她黑产婆。应桐战死不久,关鬼门的前一天,她拎着布包到应铃家,却是接完了生者,送走了死者。(待续)